王海凡,姜龙范

(1.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吉林 延吉 133002;2.天津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试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

王海凡1,姜龙范2

(1.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吉林 延吉 133002;2.天津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朝鲜半岛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是长久以来的共识。但是，这一战略价值的内涵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考虑，中国领导人得出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判断，朝鲜半岛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朝两国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动，朝鲜半岛“缓冲地带”的战略价值开始削弱。冷战结束以后，中朝关系一度陷入低谷，而中韩关系却得到了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朝鲜核问题、朝鲜南北分裂及其引发的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而在这一战略价值判定的思考过程中，中国不但要顾及到与朝鲜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与韩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朝鲜半岛;战略价值;判定

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体现在朝鲜半岛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国内学者通常也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这种战略价值进行理论阐释以突出其重要性，即“朝鲜半岛既是大陆国家东向防御的最后一张盾牌，同时又是海洋国家西向进攻大陆的第一块陆基”。[1]此外，这种战略价值的存在还被认为是近乎常识性的问题，贯穿于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1]由此，“战略缓冲地带”的提法，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固有认知。

然而“战略缓冲地带”的判定，并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际上是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以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敌我关系的判断和对朝鲜战争的理解为依据，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及意识形态因素而形成的基本判断。时至今日，中国的国内形势、所处的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对于中国而言，是否仍旧具有如当时一样的“战略缓冲地带”价值，抑或是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是否仅仅凸显为“战略缓冲地带”这一点，已经开始受到来自中国国内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此，笔者对“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这一问题略陈己见。

一、中朝“唇齿关系”与“战略缓冲地带”判定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重建国内秩序、解放剩余国土、清剿敌对势力、恢复生产建设等国内事务，是刚刚获得国家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准备，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估与判定。对于刚成立未满一年的新中国政府而言，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内战，是一个并不希望其出现的突发事件。[2]其突然爆发与美国的迅速介入，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国家安全层面迅速做出应对局势的决策。在是否进行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中国政府最终形成了中朝两国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认知。“唇齿关系”的表述，形象地体现了当时朝鲜对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而“唇齿关系”认知的形成实际上也标志着“朝鲜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一判定的最终确立。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也由此得以体现。

战略价值判定的根本依据是现实需要。面对朝鲜战争给国家安全与国内稳定带来的直接威胁，新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与担忧，这也反映在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总理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3]周恩来总理的这段表述充分地体现出解决外部威胁以满足内部需要是新中国政府进行相关战略价值判定与决策的根本依据。而在与现实需要相契合的条件下，历史经验与固有认知等其他主观因素又能在战略价值判定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中朝“唇齿关系”认知形成的决定因素

(一)国家安全保障与对外关系发展的战略选择

敌我关系的界定，是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与保障实施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成立之初，新中国政府便旗帜鲜明地推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4]由此，新中国政府便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明确地划分了敌我关系：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新中国的天然盟友，具有兄弟般的情谊；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则是仇视新生人民政权的敌人。

这种敌我关系的界定，不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确立了战略基础。向苏联“一边倒”，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中国营造了极其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整个北部边境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毗邻；东北地区的南部边境与社会主义朝鲜毗邻；西南不但有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而且还有对新生人民政权持友好态度的印度等和平民主国家。整个陆地国土只在东南沿海地区与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相对峙，同时也只有东南沿海地区受到来自于驻扎在日本、菲律宾等西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美国军队的直接威胁。依据这一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新中国政府在成立之后便迅即确立了“南重北轻”的国防部署构想：依托苏联与蒙古，以夹于苏联和朝鲜之间的东北地区为战略大后方，将全国的国防重点确立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和广东、广西等地区。[5]在确定相应国防部署的同时，新中国政府也确定了以东北地区为基础进行全国范围内生产恢复与经济建设的总体构想。

然而,朝鲜内战的爆发，尤其是美国军队的直接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东北地区也因此“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5]在当时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朝鲜对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失去朝鲜的直接后果，便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已基本恢复生产的重工业区与农业产区直接受到来自敌人的军事威胁，进而以东北地区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产恢复与经济建设的总体构想必然难以顺利实现。这一系列损失对于亟待恢复国家经济生产与建设的新中国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中朝两国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自然也由此得以成立。

(二)国内经济建设对东北地区的依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国内其他行政区域相比，东北地区已经率先实现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全部转移，并依托苏联成为新中国国防部署上的战略大后方。[5]当时中国的重工业主要在东北地区，并集中位于其南部的辽宁省：抚顺拥有当时中国国内最大的煤矿；鞍山和本溪的钢铁产量占到当时全国产量的80%；沈阳是全国机械工业的中心，拥有200余种工业和2 000多家工厂。鸭绿江上的水电站又是维系这些工业运转的主要电力来源。[6]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铁路通车总里程约有2.9万余公里，而东北地区即有1.4万余公里，占全国通车总里程数的一半，且纵横列布、四通八达。[7]其中，横跨东北地区的中长铁路是当时中国与苏联交通的唯一铁路干线，而安沈铁路与长图铁路是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交通的两条干线。[7]这使得东北铁路网在当时中国同苏联及朝鲜进行贸易往来与物资运输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毋庸置疑的是，东北地区是当时中国的工业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和进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空军于1950年8月27日开始持续侵入中国领空，对鸭绿江附近的东北边境地区城镇和乡村进行侦察、轰炸与扫射，摧残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5]仁川登陆以后，美军地面部队大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并企图占领整个朝鲜。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土安全，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从当时保证东北地区的重工业生产以顺利实现国内经济恢复这一重要任务来看，与社会主义朝鲜的维系的确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安全屏障的战略缓冲作用。由此，新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为了保障这一战略缓冲地带而下定决心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

(三)军队作战理论与能力的现实制约

大规模地面接触作战一度是陆地国家间战争的基本方式。战略纵深与缓冲地带正是基于这种作战方式制定军事战略与战术的基本依托。二者往往是影响战争胜败，甚至是决定国家存亡与否的重要因素。

从军队建立之日起，地面接触作战就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力量的主要作战方式。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运动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阵地攻坚战，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这种作战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也正是在这种作战方式下实现了发展壮大。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仍旧是以陆军步兵为主，海军、空军才刚刚组建，处于陆军的附属地位，且没有形成战斗力。而在新中国军队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陆军还没有实现摩托化，更不必说什么机械化，现代化作战理论与样式也是一片空白。由此，以人力和资源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地面接触作战也自然成为当时中国军队抵御外来侵略时唯一具有绝对把握的决战方式。而以大规模地面接触作战方式为基础构筑国防体系，必然寻求战略纵深和缓冲地带。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广袤国土的国家来说，战略纵深已是天然具备。寻求军事上的缓冲地带，力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则是必然的战略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装备最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具有丰富的现代化战争经验。朝鲜战争中，在美国陆军尚未直接到达鸭绿江畔的时候，美军的飞机已经能够肆意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领空进行军事活动。与之相比，中国军队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仅在于准备充分并以全国为大后方、军队数量上占有优势、具有以劣胜强的艰苦作战经验以及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等。[5]在不得不直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化军队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夺取战争胜利，同时尽量减少战争对国内东北地区重工业基础的破坏，成为新中国政府领导人与军队统帅在抗美援朝决策上的首要考虑。而正因为自身存在的明显劣势，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才会产生对美国大兵站在鸭绿江边的担忧;中国军队高层也才会有“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8]的忧虑。因此,与其坐等美国大军压境再与之决战于鸭绿江畔，倒不如响应要求入朝作战并将其打回到朝鲜半岛南部。这样做“既帮助朝鲜人民反抗外来干涉，又使中国东北部边疆有了一个安全屏障”。[6]

(四)抗击外来侵略历史经验的警示

是否有过遭受外来侵略的历史，往往会对一个国家国防思维与军事战略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中日关系史上日本两次有计划的侵华行为，在新中国领导人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以及其关于东北地区防务的战略思维形成等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在实现日本统一以后，开始了对朝鲜的侵略，并试图通过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统治者效仿西方列强，寻求对外扩张。“征韩论”成为“北进”大陆政策的发端。[9]围绕朝鲜问题，中日两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在朝鲜彻底沦为其殖民地以后，日本再一次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有计划地开始了对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侵略。

日本这两次有计划大规模侵华的过程，呈现出其对外扩张行为内在的规律性：攻占朝鲜、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而侵略全中国，独霸亚洲，最终称霸世界。这是自丰臣秀吉以来日本对外扩张政策不变的内在逻辑。而正是在这一固有逻辑之下，因其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朝鲜半岛不但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中的首要目标，而且也成为日本对亚洲大陆势力作战的跳板”。[1]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这一历史认知也由此形成和强化。

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对日本的防范之心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在当时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之下，美国出于反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并没有对日本旧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进行肃清，反而加以扶植利用。依据当时美国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态度及其对华政策的性质，新中国政府自然而然地会考虑美国利用日本再次侵略中国的可能性。而这一点正充分体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上。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及其以任何形式对中国的侵略是当时中苏同盟的核心问题。[6]美军对朝鲜内战的介入，引起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关注。在麦克阿瑟率军从仁川登陆以后，中国领导人就不得不考虑美军是否真的会走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3]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对于中国东北地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得到凸显。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两次有计划侵华的历史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内在逻辑，在冷战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背景下，对建国初期中朝“唇齿关系”认知的形成的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冷战时期中朝之间战略关系的变化

前文论及，基于敌我关系判断、国内现实需要以及军事能力限制等客观条件，加之历史经验的警示，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了中朝两国是“唇齿关系”的认知，并以此确立了“朝鲜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的价值判定，进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而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经中国台湾地区直至印度支那半岛一线，是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在亚洲对抗的前沿地带。美国沿这一条弧线对中国等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以遏制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在这种国际战略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苏联是可以倚重的战略后方，而朝鲜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缓冲地带的实际作用。“唇齿关系”表述自然也能够切实而形象地体现中朝两国在该时期内的战略关系。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朝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却发生了改变。导致这种改变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朝两国关系的内在变动，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连续两次的巨大改变。

派兵入朝参战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固然有利于中朝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战争结束以后，出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好期望与现实需要，两国政府继续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唇齿关系”也并不为过。但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与期望的并不相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朝关系并非如“唇齿”一样牢固和紧密。同冷战时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一样，中朝两国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双方执政党之间及其各自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关系变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共产党发生分歧以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国家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波动。为了加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中国向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朝鲜也在其中之列。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苏联也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朝鲜居于中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甚至出现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同盟条约的情况。中国与朝鲜之间所谓鲜血凝成的“唇齿关系”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一种“政治联姻”。[10]由此开始，尽管两国间具有同盟性质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一直存在并延续，但中朝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却已经逐渐脱离了“唇齿关系”与同盟关系，并逐步向传统的友好国家关系转变。

在与苏联关系破裂以后，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在对外关系领域，从1965年开始，中国不但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苏修帝国主义，即所谓在战略上对外“两面开弓”。[6]这时，苏联已经由友好国家变为敌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国可以倚重的战略大后方。而在中国北部与苏联和蒙古接壤的漫长边界线上，苏联方面可谓是百万大军压境。中苏两国之间甚至在边境地区爆发了多起武装冲突。与此同时，中国的西南边疆还受到来自印度的直接威胁，东南沿海与台湾又是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前线。继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之后，中国政府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援越抗美”。由此从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来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而这一时期，中国最高领导人又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的国防战略部署。这种国防战略部署的实质是以西北、东北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纵深，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对敌斗争中形成的经验：面对敌对势力对中国突然采取的军事侵略，先牺牲部分领土诱其深入,再展开战线以削弱其实力，最终以空间换时间，再以时间换空间来取得国土防御战争的胜利。而以西北戈壁和西南喜马拉雅山脉为依托，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七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四省区西部在内的三线工业基地建设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战备即是这种军事战略的集中体现。[11][12]据此，对于中国东北国土安全而言，朝鲜的战略价值已经明显下降,考虑到朝鲜此时已经成为在中苏两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国家，自然也不可能再被中国视为可以凭借的战略缓冲地带。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再次发生改变，其过程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1972年2月，中美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两国关系走向缓和。随着两国于1978年12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之间持续近三十年的敌对关系也不复存在。在反对苏联的意义上，中美两国更是结成了统一战线，进而形成了“中、美、苏”三角战略格局，中国也由此退出了美苏冷战。作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直接影响之一，日本主动改变了对华态度与政策，中国和日本随之于1972年9月迅速恢复了邦交，两国关系也实现了根本性转变。而正是与美国、日本等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时，朝鲜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实际战略价值，恐怕已是不言自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韩国开始接触并不断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1989年5月，中国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直至冷战结束以后中韩两国于1992年8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地区内曾经敌对的国家全部恢复或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安全环境彻底改变，有利于中国在地区内实现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业已形成。在地区内已经没有敌对关系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针对苏联还是针对美、日、韩三国，朝鲜及整个朝鲜半岛的所谓“战略缓冲地带”价值实际上都已经不复存在。

四、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开始推行平衡的朝鲜半岛政策，在保持与朝鲜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进与韩国的友好往来。受中韩建交等因素的影响，朝鲜与中国的关系自1992年下半年开始一度冷却，直至20世纪90时年代末期才逐渐恢复。进入21世纪，尤其是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后，由于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根本冲突，中朝两国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韩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发展，并被认为是“外交史上的奇迹、和平共处的典范”。[13]在外交领域，中韩两国于1998年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进一步深化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以及在国际重大场合的频繁会面，就地区重大问题与热点问题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与进口来源国、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在人员往来方面，韩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入境客源国，两国在2013年的人员往来超过822.2万人次；在教育交流方面，截至2013年底，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2万人，中国在韩留学生约6.5万人，均居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人数之首。[14]

中韩关系全面而深入的发展，在促使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基于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现实，中国对于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已经无法如冷战时期那样仅从中朝关系角度来考虑，而同时也需要包含有中韩关系方面的因素，进而从整个朝鲜半岛的层面来加以评估和判定。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层面的所谓“战略缓冲地带”，同时还充分体现在经济和文化等其他领域。此外，通过发起和推动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国积极参与到地区重大事务之中，为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朝鲜半岛也由此成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平台。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美国已经开始不得不正视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核武器的存在，也使中美两国之间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在2012年5月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并推动的“新兴大国关系”，更是中国为实现和平发展、避免中美等大国对抗以致再次陷入冷战而做出的积极努力。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中国军队现在已经具备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在陆地国土安全已经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也相应地转移到海洋领土主权维护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年影响中国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判定的决定性因素，如敌我关系判断和军事能力限制等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国内现实需要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失去了敌我关系判断这一基础，历史经验也难以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除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这一既定的历史内容之外，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当前朝鲜半岛问题的现实热点。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的核试验已经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对中国图们江中下游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了直接威胁。朝鲜拥有核武器及其可能引发的日、韩等国寻求核武器的“核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朝鲜战争有关各方在国际法上的“停战状态”，并没有排除中国再次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而朝鲜半岛问题所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已经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图们江区域开发所必需的和平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造成了冲击和破坏。在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首次明确表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15]据此，朝鲜半岛无核化、地区局势稳定、南北和平统一，才是符合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理想状态。因此,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朝鲜半岛问题已经触及并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并且是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消极影响的不稳定因素。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历史关系密切等因素，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这一价值的内涵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来看，“朝鲜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的判定实际上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在中国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特殊历史时期，其源自于中朝“唇齿关系”认知的形成，并以当时的敌我关系界定为基本前提。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中国同苏联、美国等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以及中朝关系内部的变动，朝鲜作为“缓冲地带”的战略价值不断减弱。尽管如此，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对于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仍旧是以中朝关系为基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独立自主全方位外交的推行，中国与东北亚地区内所有国家间已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敌对关系，并使其在该地区内的国家安全环境同冷战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在同朝鲜半岛国家间关系上，中国不但继续保持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同时还不断深化与韩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对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中，除中朝关系以外，中韩关系也已经成为中国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也由冷战时期只体现在单一的国家安全层面，拓展至外交、经济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从而日趋复杂化。当前，继续将朝鲜视作“战略缓冲地带”已经不符合现实，而以朝鲜核问题与南北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朝鲜半岛问题及其引发的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已经触及并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并且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当前朝鲜半岛战略价值的判定，笔者认为不应拘泥于理论与历史，而应着眼于现实。仍旧单纯地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与中朝“唇齿关系”，并反复以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海权与陆权的“二元对立”来凸显朝鲜半岛的所谓“缓冲地带”战略价值，既不符合现实,也不能满足中国当前内政外交的迫切需要。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来看，朝鲜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关键在于其因敌我关系界定而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从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来看，朝鲜半岛对于中国而言也并不仅仅具有内向的防御价值，同时也具有积极的外向意义；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中朝“唇齿关系”确立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为时代的发展所彻底改变，中韩关系持续不断的拓展与深化也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由此，国家利益的现实要求中国打破固有认知，从国家大战略的高度真正考虑自身的现实需要，重新审视和判定朝鲜半岛对于中国的战略价值。

[1] 陈峰君,王传剑.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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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

[责任编校：张京梅]

O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Korean Peninsula to China

WANG Hai-fan1, JIANG Long-fan2

(1.History Dep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bian Universtiy, Yanji, Jilin, 133002, China;2.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It has been a consensus that Korean Peninsula has strategic value to China. However,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trategic value is not fixed. Korean Peninsula was regarded as China’s “strategic buffer zone” during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n the worsening of Sino-Soviet relationship weakened the strategic value. After the Cold War, Sino-DPRK relations ran down while the Sino-ROK relations developed. The nuclear issue, the division of North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unstable situations on the Peninsula have potentially threaten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judge the strategic valu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riendly Sino-DPRK relationship and the Sino-ROK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a; Korean Peninsula; strategic value; judgement

D822

A

1009-3311(2014)05-0056-07

2014-06-3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GJ005)

王海凡(1984—)，男，吉林长春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