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　萍

(华侨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一、引　言

政府绩效合同是政府公共管理学科中前沿的研究主题,正如美国学者库珀(Phillip J.Cooper)在其所著的《合同制治理——公共管理者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府被建议精简、放松管制、权力下放、分权、去制度化、重塑、规模恰当和再造,建议从命令控制的运作转向谈判驱动、以激励为基础的过程和绩效评估的运作。不管我们做什么,趋势总是日益从使用权威机制走向协商治理……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加强。所有这些趋势和发展的一个共同点是通过政府机构来行使政府权力的行动转向了通过合同来治理。”[1](P50)美国学者贝恩和康德(Robert D.Behn and Peter A.Kant)甚至将传统政府规制合同向政府绩效合同的转变喻为政府合同管理的新哲学思想(A New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Contracts)[2](P470-489)。所谓政府绩效合同,是指政府与内部组织、社会公众及组织等,通过相互协商签订具有明确相对方应达到绩效标准及类型的协议,并依据该协议评价相对方职责履行的效益与效果,达到优化公共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3](P116-120)，它是政府诉求协同治理、绩效发展等价值取向的新型治理形态。但要使政府绩效合同的协同治理宗旨得以实现、绩效合同工具效应得到有效发挥,就有赖于识别政府绩效合同的影响制约因素。国外学者主要从政府绩效合同履约机制[1](P111)、政府绩效合同类型与政府绩效合同目标设定[4]等视角入手,分析了政府绩效合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