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雨霏，陈皆明,2，张　顺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2.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心理学与社会学系，德克萨斯，77843)

一、引　言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高校入学人数和入学率逐年增加,至1998年,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上升了十倍之多[1](P158-179)。随着1999年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政策的实施,大学入学率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在1999年,高校入学率为46.1%;而在2002年,入学率则增至为83.5%[2]。高校扩招,其本意或许在于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入学的大学生中,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3]。此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时,与来自农村、社会下层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来自城市、社会中上层的学生在寻职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得到升迁[4](P51-55)。那么,高校扩招是否促进了代际社会流动?或者说,高校扩招是否在社会流动的意义上促进了机会平等?

二、理论回顾

教育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一直为社会学家所关注[5](P283-302)。美国社会学家布劳 (Blau) 和邓肯(Duncan)提出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教育作为自致性因素,相对于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会逐渐增强,从而增加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并在宏观层次上削弱社会不平等,形成开放社会[6]。然而,问题的要点是,教育是否可以视为单纯的自致性因素?如果教育的获得主要体现了学习者的个人努力或学习素质,那么,教育机会的增加无疑会增加社会各阶层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代际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