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建国后，国内学者们加强了对哈萨克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哈萨克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关于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回顾三十年来学者们对哈萨克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评述，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哈萨克族是由古代欧亚草原上众多部落和部族及其后裔经过长期错综复杂的交往和融合形成的。纵观哈萨克族及其先民宗教演变的历史，第一个阶段是哈萨克民族形成之前的宗教信仰，信奉万物有灵和各种不同宗教构成其早期信仰的格局。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学者们代表性的成果如下：

1.关于原始信仰的研究

原始信仰是一部哈萨克族宗教史的源头，它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萨满教。关于哈萨克族先民原始信仰的研究，学者们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不同领域对此进行了探讨。洪涛的《从我国古代汉文史籍看哈萨克族原始宗教》一文以二十四史中《史记》和《汉书》等史籍记载为材料，阐述了哈萨克族先民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具体内容。同时指出：哈萨克族原始宗教的某些内容与中原地区相同，但以血缘亲族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形式也与其畜牧业经济结合在一起，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容与中原地区又有所区别[1]。张昀则从岩画和刻石、哈萨克各部落的印记、口号和神话传说等方面论述了远古哈萨克先民的原始信仰内容，与文献记载形成了印证[2]。袁同凯在《新疆哈萨克族黑宰部落原始文化遗迹研究——以特克斯县喀拉达拉乡田野调查为主》一文中以较为翔实的田野调查材料，对黑宰部现存信仰习俗中所含原始文化遗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阐述了其对黑宰部落现实生活诸方面的影响[3]。民间信仰是原始信仰的历史积淀和诠释。木拉提·黑尼亚提和迪木拉提·奥迈尔的《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一文介绍了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它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4]。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晚期的一种形式，它沿袭了原始信仰早期崇拜的各种对象。学者们对哈萨克族及其先民萨满教信仰的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从古到今，从研究领域方面包括内容、特点及影响。苏北海的《哈萨克族文化史》一书在多个章节对哈萨克族先民萨满教信仰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巫术仪式是萨满教的重要特征，作者写道：“萨满跳神时常是双目半开半闭，口中念念有词，装作和鬼神说话，仿佛他的灵魂已到了鬼神的世界，一时陷于昏迷的样子，频频模仿野兽的声音和动作，配合着神鼓的敲击声，跳各种舞蹈，气氛甚为狂热”[5]169。迪木拉提·奥玛尔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一书对哈萨克族萨满教信仰中的灵魂系统、萨满的服饰和神器以及萨满教的控驭行为进行了阐述[6]。满都尔图对哈萨克族萨满概括了三个特点：首先，在哈萨克族中有些伊斯兰教的毛拉同时又是萨满教的萨满，合而为一。其次，毛拉身为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经常参加甚至主持与伊斯兰教的教义不相干的民间宗教活动。再次，在萨满教的很多祭祀仪式中，萨满的祭词均由古兰经的某一段开头，每段祷词之尾，都要唱诵“安拉”，以示其对伊斯兰教的虔诚[7]。关于萨满教对哈萨克族风俗习惯的影响，贾合甫·米尔扎汗指出：哈萨克人崇拜火、占卜与看相、迷信巫师、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和敬重亡灵都与萨满教有密切的关系[8]。哈萨克族改信伊斯兰教以后，萨满教并没有消失，阿布都力江·赛依提从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对萨满教在现今哈萨克人中的遗迹进行了梳理[9]。迪木拉提·奥迈尔则对当代哈萨克斯坦和新疆哈萨克族萨满教进行了考察，并对其进行了概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中，萨满教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如萨满教与伊斯兰教的融合更加紧密；萨满教又披上新的科学外衣，以新的姿态继续存在等[10]。另外，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宗教文化的蕴藏者。毕桪提出：“萨满教不但在历史时期里曾经作为哈萨克先民部落的全民信仰而同萌芽期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交融在一起，而且在历史的承传当中形成为传统的社会文化意识潜入人们的心底，影响和作用于后世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发展”[11]。古老的萨满教观念对哈萨克英雄史诗影响深刻，黄中祥的《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一书从英雄史诗内容印证了哈萨克人的萨满教信仰[12]。

2.关于佛教、祆教和基督教的研究

古代哈萨克族先民居住分散，各部落宗教信仰复杂。其中有的部落信仰过佛教、祆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关于哈萨克族先民的佛教信仰，苏北海指出：在古代哈萨克族先民中最先信奉佛教的是康居部落，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隋末唐初，东突厥和西突厥地区也信仰了佛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西突厥统治者已信奉佛教的情况[5]169。贾合甫·米尔扎汗在《哈萨克族历史与民俗》写到：“哈萨克族某些部落中的一些人甚至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后（15—16世纪）仍然信奉佛教，并且暗地里进行佛教仪式或活动，用毡子或者是用布料做成佛像，偷偷地祭佛”[13]。毕桪认为：哈萨克民间故事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佛教典籍吸收进来的。哈萨克民间故事《乌鸦和鹰》，也曾经出现在佛经里，即《杂宝藏经》卷第十里的《乌枭报怨》故事。哈萨克民间故事《两只大雁和青蛙》与《五卷书》里的《天鹅与乌龟》、《卡里来和笛木乃》里的《乌龟和野鸭们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而同样的故事也记载在佛经里[14]。另据黄中祥的研究，哈萨克人佛教信仰，在其人名中也留下印迹。如：burxan（布尔汗——佛教——神名），tojun（托蕴——佛教——神名），以及取自佛经中的名字，如maxabal、sarputr、sartawaki、ratnaqup等[15]。

关于哈萨克族先民祆教信仰的研究，周建新从文献资料、考古发掘、拜火习俗、拜日月习俗、尚白习俗和创世神话等诸多方面对哈萨克族先民祆教信仰进行了阐述[16]。他在另一篇《哈萨克族拜火尚白习俗新解》一文中也指出：在哈萨克民族中，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大量的有关拜火和尚白的实例[17]。迪亚尔别克·阿力马洪也对祆教在哈萨克族中的遗存进行了阐述，认为“祆教崇拜白色，行祭时要戴白帽、用白布，以洁白象征神的至善。哈萨克族人服丧时，男子头戴哈萨克帽子或皮帽，腰系白布或黑布，女子头戴白头巾或黑头巾。服丧的最大特征是要充分掩盖全身，颜色必须是黑或白，其中白色的衣服最多。哈萨克族人认为，白色象征着崇高、圣洁，白色会给人们带来光明”[18]。琐罗亚斯德教典籍容纳了大量古波斯的神话。随着祆教的传播，古波斯神话相继传入哈萨克族先民之中。毕桪指出：在哈萨克民间，人们对于古代波斯神话是不陌生的。波斯神话里提到“创世者阿胡拉·玛兹达用它自身的光辉和无限时(楚尔凡)的祝福创造了天地万物”。哈萨克族的神话里也有类似的一些说法，“迦萨甘用自身的热和光又创造了太阳和月亮”[19]。波斯神话的影响也体现在哈萨克族民俗生活里。李进新在《祆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地域特点》一文中写道：“诺鲁孜节”是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许多民族的重大节日，时间在每年的春分时节。而这个节日源自于祆教，是祆教教历规定的年首之节——新年元旦，是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喜庆、吉祥、祈福、欢乐的节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在过诺鲁孜节时，要做诺鲁孜饭，唱诺鲁孜歌，互相串门祝福，庆贺新春的到来”[20]。

在历史上，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先后传入哈萨克族及其先民中，最早传入的是基督教异端派——景教（即聂斯脱利派）。俄国统治期间，东正教在哈萨克草原中得到了传播。20世纪初基督新教（简称基督教）也在新疆哈萨克族中进行了传播。松阿泰认为，景教在哈萨克部落中流传是在11—13世纪，克烈、乃蛮部落都信仰过景教。今天哈萨克族克烈部落印记中的“X”、“Y”、“+”等是11世纪产生的[21]。孟楠对俄国在哈萨克人中推广东正教进行了阐述，认为沙俄政府在1822年的《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中明确鼓励东正教传教士进入哈萨克草原传教。在俄国的努力之下，一部分哈萨克人信仰了东正教。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俄国在哈萨克草原地区推广东正教的成效并不明显[22]93。木拉提·黑尼亚提则阐述了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在哈萨克族中的传教活动，分析了基督教在哈萨克族中传播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内地会保守的神学思想和传教方式；其次，传教士没有完全了解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主要有伊斯兰文化和民间宗教文化组成的[23]。

二

哈萨克民族形成以后，崇尚“安拉独一”的一神教逐渐取代了哈萨克族先民多神信仰的格局，一部哈萨克族宗教演变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关于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关于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传播、发展及特点研究

伊斯兰教是哈萨克族的再生宗教，学者们就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的传入、发展和确立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哈萨克族著名历史学家尼合迈德·蒙加尼的《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该文对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传播历史进行了划分：第一个阶段从8世纪至12世纪。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只在个别地区，个别氏族部落的上层社会得以传播。第二阶段从12世纪至14世纪是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广泛传播时期。第三个阶段是14世纪金帐汗国和蒙兀斯坦汗国时期，这个阶段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的传播已经全部完成。15—18世纪哈萨克汗国时期，哈萨克族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24]195−197。苏北海则强调亚萨维派在哈萨克族各个部落中的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即把原教义根据哈萨克族的历史社会情况进行改造，以适应该族社会政治的需要，这样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大大推进了哈萨克族的伊斯兰化，这种伊斯兰化实质是“哈萨克族化了的伊斯兰教”[25]。关于伊斯兰教在哈萨克族中广泛传播的客观背景，孟楠指出：伊斯兰教在哈萨克人中广泛传播，并且最终排斥了萨满教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与俄国征服哈萨克人并在哈萨克人中大力提倡伊斯兰教密不可分[22]179。关于“哈萨克族化”伊斯兰教的地域特色，杜荣坤、何星亮阐述了三个特点：一是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仪式的简单性；二是哈萨克族伊斯兰教内容的兼容性；三是哈萨克族伊斯兰教活动的季节性[26]。贺萍则从信仰内容、信仰程度、信仰的表现形式和方式以及伊斯兰教功能和清真寺建筑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定居的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信仰和游牧的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的差异[27]。

2.关于伊斯兰教与哈萨克族文字、教育和法律诸方面关系的研究、

尼合迈德·蒙加尼指出：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影响之下，哈萨克人也使用了阿拉伯文字，但是，在起初一段时间里，哈萨克人原封不动地搬用了阿拉伯文，在学习使用中发生了不少困难，后来根据哈萨克语言的实际情况，对阿拉伯字母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哈萨克语中没有其相应音位的阿拉伯字母；同时根据哈萨克语音位另新创了元音字母。中国现行的哈萨克文字，就是在阿拉伯文字基础上几经改革之后的文字，这个文字对于哈萨克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方面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24]202−203。伊斯兰经学教育作为哈萨克民族教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哈萨克族宗教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葛丰交、房若愚对伊斯兰教经学教育在哈萨克族中的产生、发展经历的阶段进行了阐述，并对哈萨克族经学教育的师资、教材、办学方式及学习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28]。关于对伊斯兰法对哈萨克族的影响，《中国新疆伊斯兰教史》一书指出：哈萨克从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就信守逊尼派，教法上属于哈乃斐学派。但是，哈萨克族并未完全遵行“沙里阿特”（al—Shari‘，即“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宗教法的总称）宗教法规。宗教人士也没有司法权，而是由部落头人依靠世代相传的习惯法实施其特有的法律制度[29]。罗致平、白翠琴对16世纪至20世纪初哈萨克法进行了探讨，认为早在15世纪中期哈萨克汗国建立前，伊斯兰教就已传入哈萨克诸部落。哈萨克汗国建立后，无论是《头克汗法典》或《吉尔吉斯人法规》都严厉地规定对违教者的惩处。伊斯兰法的影响也表现在婚姻上。但伊斯兰法对哈萨克法的影响要比定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小得多。在哈萨克人中间，《古兰经》不是完全当作宗教法律制度来运用，只有其中少数条文是对这一民族的习惯法有影响[30]。

3.关于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现状的研究

建国后，哈萨克族社会经历重大的变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哈萨克族牧区得以确立。伴随着社会改革，解放前宗教人士强加于广大哈萨克族群众的各种税收被取缔，宗教不再干涉婚姻和教育。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萨克族逐渐开始了定居和半定居。关于建国后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现状、变化和特点等也是学者关注的问题。李秾、陈国光对建国以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宗教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文献资料，介绍了建国以来哈萨克族集中的伊犁州直、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哈萨克族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教职人员、清真寺等[31]。陈刚的《建国后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特征解读》一文中概括了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几个特征：即，伊斯兰教对哈萨克族人而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承袭的习俗型宗教；哈萨克族宗教信仰中呈现出地缘因素和地域差异；代际差异是哈萨克族宗教信仰中的显著特征；定居对哈萨克族传统宗教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影响等[32]。古丽夏·托依肯娜的《巴扎尔湖村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一文是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的个案研究，作者对阿尔泰地区吉木乃县巴扎尔湖村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进行了社会调查，指出该村哈萨克族伊斯兰宗教信仰意识较弱，村民主要的宗教活动在伊斯兰教宗教节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期间，丧葬仪式和割礼基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进行[33]。王欣分析了当代哈萨克族牧区社会文化的变迁，指出：伴随着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型的基本完成，牧区定居点上的生活方式日趋接近农区和城镇，牧民生活相对稳定，居住相对集中，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当前新疆牧区宗教文化的发展还处于扩张期，但是在各级政府的有效管理和正确引导下，并未有某些区和城镇出现过的失控现象，其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至少在形式上还是积极的[34]。

三

回顾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哈萨克族宗教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一、从成果内容看，主要集中在萨满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上，佛教、祆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二、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大多采用文献法,注重正史资料和地方文献的梳理，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哈萨克族宗教信仰进行探讨。而用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少。三、从时间看，研究成果大多是古代和近代哈萨克族及其先民宗教信仰的演变研究，建国后宗教信仰现状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缺乏有深度的专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