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庆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学界研究的推进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完善

温庆新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在《中国小说史略》编纂过程中，鲁迅通过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主动关注同行研究等方式获知彼时小说研究的动态情形，以严谨态度多次修订《史略》。鲁迅从事实依据、文献材料等方面客观地吸纳盐谷温、胡适、蒋瑞藻等同行研究成果，此举使《史略》修订本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又多有其坚持己见之处。这种吸纳不仅表现在论断评骘、实物文献等的援引，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又据以调整篇目、框架设定，从而触及《史略》建构的主体。尤其是，鲁迅对唐以降通俗小说的修订，说明其已意识到彼时学界有关小说研究的推进对完善《史略》的重要性。时势使然，致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使《史略》得以实现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的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学史；盐谷温；胡适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的奠基之作，在编纂体例、研究范式、类型归并乃至论断评骘等方面，无不为后世治小说史者所服膺。然因“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其编纂时缺乏可供参考的同类作品。随着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深入及“五四”运动的展开，学界逐渐重视对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研究，才渐有成果问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鲁迅于北京大学(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等处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而编纂的《史略》，经其后续多次修订，从授课讲义稿件渐自演化为专门著述。现存最早版本为鲁迅于北大等学校讲课时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随课陆续印发的油印讲义稿，题名《小说史大略》：共有《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等十七篇，无篇号，亦无细目纲要，只留题名。第二种版本为约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发的铅印本，名《中国小说史大略》，较于《小说史大略》已有诸多变化。之后各版本则有：1923年、1924年北大新潮社初版上下册本，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上下册本，1925年9月北新书局合订本，1931年9月北新书局订正本，1933年3月第九版印刷，再到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次修订本，凡十余版；均名为《中国小说史略》，然各版内容迥异不一。在鲁迅编纂及修订过程中，除辑佚《唐宋传奇集》等作为编纂前的学术准备外，又引用《汉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四库提要》等历代公私书目以考镜源流，更是尽可能援引时人研究的最新成果[1](223-237)，以使《史略》占据研究的前沿领域。鉴于学界至今仍无专文讨论学界研究对《史略》完善的推进作用，本文将抛砖引玉，还原《史略》修订的前后因由，并进一步分析彼时鲁迅编纂中国小说史的若干实情。

一、《史略》对时人研究成果的援引

在鲁迅编纂及修订《史略》的十余版中，以《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大略》、1927年北新书局合印修订本及1935年6月北新书局第十次修订本(最后修订本)的修订情形尤为明显。在编纂及修订《史略》的过程中，鲁迅对时人的研究成果都有大量援引，具体见表1。

表1所言“所引同××本”，即谓诸修订本之间的文意梗概相同，若有个别用字差异或措词不同者，如第24条所引：《中国小说史大略》(铅印本)及北新书局合印修订本作“《小说考证》八引《谈瀛室笔记》”，而最后修订本衍“蒋瑞藻”三字，列表所示便归为“所引同××本”，不再一一注明异同。又，表1所列凡27条，除第1、2条有关神话及传说与古代小说起源之关系的论证为钟敬文比对相关文献所得出[2](239-254)，第22条有关《镜花缘》产生背景为笔者考相关文献而得外，余皆为鲁迅于《史略》所自注。

表1 《史略》不同版本援引同行同仁观点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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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目及内容版本14. 亚东书局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引言有关吴敬梓生平。第二十一篇《清之讽刺小说》14.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至“所著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皆不甚传(详见新标点本《儒林外史》卷首)。”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14. 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14. 所引同铅印本。15. 亚东书局新标点本《儒林外史》钱玄同《序言》关于此书的主题分析。15. “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至“则描写良心与礼教之冲突，殊极刻深(详见本书钱玄同序)。15. 所引同铅印本。 15. 所引同铅印本。16. 胡适《红楼梦考证》有关《红楼梦》旨意、成书情况、流传情形等观点。第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16. “袁枚《随园诗话》云：康熙年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胡适《红楼梦考证》更证实其事。盖当时金陵权贵，无过曹氏，则凡有煊赫繁华之事，自舍曹氏莫属，而雪芹为寅孙，故托之石头，缀半世亲见亲闻之事为说部也。”第二十二篇《清之人情小说》16. “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而《石头记》实其自叙也。”又，“其《石头记》未成，止八十回，次年遂有传写本(详见《胡适文存三》及《努力周报一》)。”又，“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鹗。”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16.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内容同铅印本，惟“《胡适文存三》及《努力周报一》)”作“《胡适文选》”。又，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16.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北新书局合印修订本。又，所引同铅印本。17. 俞平伯《红楼梦辨》有关《红楼梦》的成书版本、续书等问题。17. “续《红楼梦》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鹗。俞平伯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旧评中抉剔，知先有续书三十回，似叙贾氏子孙流散，宝玉贫寒不堪，‘悬崖撒手’，终于为僧；然其详不可考(《红楼梦辨》下有专论)。”又：“二书所补，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怀，然长夜无晨，则与前书之伏线亦不背。”又，“以上，作者生平与书中人物故事年代之关系，俞平伯有年表(见《红楼梦辨》卷中)括之，并包续书。今撮其略。……引按：表略不引。)”17.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17.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又，最后修订本予删。18. 孟森《董小宛考》有关《红楼梦》旨意之“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18. “孟莼孙作《董小宛考》(见《石头记索隐》附录)，辟此说甚力。”18. “孟森《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则历摘此说之谬。”18. 所引同铅印本。18. 所引同铅印本。19.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有关《红楼梦》旨意之“康熙朝政治状态说”。19. “康熙朝政治状态说”19. 所引同铅印本。 19. 所引同铅印本。有关论述部分。2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对蔡元培“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之诘难。21. 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有关《红楼梦》续书。20.“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21. “蒋瑞藻《小说考证》七引《续阅微草堂笔记》)此又一本，盖亦续书。”20. 所引同铅印本。 20. 所引同铅印本。21. 所引同铅印本。 21. 所引同铅印本。

编目及内容版本22. 胡适《镜花缘引论》有关《镜花缘》之产生背景、李汝珍生平情形、主题思想。23. 蒋瑞藻《小说考证》八引《雷颠笔记》有关《花月痕》作者文献。第二十三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22. “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镜花缘》。”又，“顾不得志，盖以诸生终老海州，晚年穷愁，则作小说以自谴，历十余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数年，汝珍亦卒，年六十余(约一七六三—一八三0)。于音韵之著述有《音鉴》，主实用，重今音，而敢于变古(以上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又，“作者命笔之由，即见于《泣红亭记》，盖于诸女，悲其销沉，爰托稗官，以传芳烈。书中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详见本书《引论》四)’。”第二十四篇《清之狭邪小说》23. “长乐谢章铤《赌棋山庄诗集》。”至“知此书为魏子安作。”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22.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23. 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22. 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又，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23. 所引同铅印本。24. 蒋瑞藻《小说考证》八引《谈瀛室笔记》有关《海上花列传》作者文献。24. “《海上花列传》今有六十四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或谓其人即松江韩子云……未详其名，自署云间，则华亭人也。”24. 所引同铅印本。 24. 所引同铅印本。25. 蒋瑞藻《小说考证》八有关《金玉缘》之创作旨意。第十五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25. “纪献唐者，蒋瑞藻(《小说考证》八)云：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其事迹与本传所记悉合(《小说考证》八)。”第二十五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25. “书中人物亦常取同时人为蓝本；或取前人，如纪献唐，蒋瑞藻(《小说考证》八)云：吾之意，以为纪者，年也。”至“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写之。”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25. 所引同铅印本。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25. 所引同铅印本。26. 周桂笙《新庵笔记》、“李祖杰致胡适书”及顾颉刚《读书杂记》有关李伯元的生平事迹。第二十六篇《清之谴责小说》26. “南亭亭长李宝嘉，字伯元。”至“有《芋香印谱》行于世(见周桂笙《新庵笔记》李祖杰致胡适书)。”第二十八篇《清之谴责小说》26. 所引同铅印本，惟“李祖杰致胡适书”后补“顾颉刚《读书杂记》等”字。第二十八篇《清之谴责小说》26. 所引北新书局合印修订本。27.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有关刘鹗生平事迹。27. “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至“流新疆死(约1850—1910，详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27. 所引同铅印本。 27. 所引同铅印本。

二、学界的研究与《史略》的完善

早在鲁迅着手修订《史略》之时，其曾编有《明以来小说年表》，以此指导相关论断的修订。此表始纂于1923年上半年，约搁笔于1923年5月《镜花缘》亚东初版本之后，陆续增补而成；其所收录彼时学界同行同仁的小说研究成果有《努力(周刊)一》、俞平伯《红楼梦辨》、胡适《镜花缘引论》、周桂笙《新庵笔记》、钱静方《小说丛考》、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胡适《西游记考证》等若干种[1](223-237)。而据表1，《史略》诸修订本所引同行同仁者主要有高木敏雄、马克斯·缪勒、盐谷温、胡适、郑振铎、吴梅、钱玄同、俞平伯、孟森、蔡元培、王国维、钱静方、蒋瑞藻、周桂笙、罗振玉等氏，即见《明以来小说年表》所列多为而后修订所采纳。而对于吴梅、钱玄同等氏之研究的关注，进一步说明鲁迅时刻关注同行成果，并广泛吸收。在上述所列诸多参考出处中，则以盐谷温、胡适、蒋瑞藻的研究成果为著。其中，所引盐谷温论著集中于宋明“话本”小说，并借此关注“内阁文库图书馆”等日本汉学界有关中国小说的研究情形。据以列表第8条、第10条，可证鲁迅所引胡适论著集中于明清章回体通俗小说：从《小说史大略》援引胡适著述所注出处为《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到《中国小说史大略》(及以后各修订本)所引注明出处改为《胡适文存(三)》，可证鲁迅对胡适的小说研究成果已由零星注意转而全方位关注胡适的通俗小说研究——鲁迅当全面阅读过《胡适文存》对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相关研究，以此修正、补充《史略》研究过程中的不确或未釐部分。《胡适文存》所收录的通俗小说大部分文章及主要观点多为《史略》所吸纳，即是明证；尤其是，《中国小说史大略》对《水浒传》《红楼梦》相关论断之修订，更是说明鲁迅对胡适研究成果的信服。[1](223-237)其所引蒋瑞藻论著集中于明清小说作家的传记资料，尤其是清代小说家资料；然大多限于文献资料的转引，这与对盐谷温、胡适等氏研究观点的接受及征引略有差别。《〈小说旧闻钞〉序言》(1926年8月1日)云：“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时蒋氏瑞藻《小说考证》已版行，取以检寻，颇获稗助。”[4](第10卷，70)其他如引钱静方、周桂笙、罗振玉等氏的研究成果，类同蒋瑞藻。

鲁迅曾自我感叹《史略》之不足，云：“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当时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玉娇梨》所见的也是翻本，作者，著作年代，都无从查考。那时我想，倘能够得到一本明刻原本，那么，从板式，印章，序文等，或者能够推知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真姓名罢，然而这希望至今没有达到。”[5](295)故其相关修订集中于如何选用较好的小说版本及相关文献典籍，这从其广泛引用盐谷温等氏所刊小说资料及援引蒋瑞藻、钱静方等小说文献资料之举，即见一斑。鲁迅又说：“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6](203)故其研究多据同行成果而按图索骥。

鲁迅援引时人研究成果的来源途径有二：一是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上引鲁迅1925年9月10日所写“识记”，可证。又，其多次获得同行的赠书，如1923年11月14日得丸山昏迷转交藤冢邻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及《拾遗》一部凡八十册(《日记》十二)等[4](第14卷，472)，1926年8月17日得盐谷温所赠《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及《日本内阁文库书目》与日本古代的进口书账《舶载书目》等书目两种(《日记》十五)[4](第14卷，612)，1927年2月23日与盐谷温会晤并获盐氏所赠《三国志平话》、杂剧《西游记》及盐氏转交辛岛骁所刻中国旧本小说戏曲若干(《日记》十七)[4](第14卷，703)，1929年6月3日得常惠所赠盐谷温编《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一册《(日记》十八)[4](第14卷，767)，等等。可见，鲁迅获知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情形，多赖日本同行的赠书，使其得以发现《史略》之不足。二是鲁迅主动关注学界研究动态，上文所述已说明此点。但不管哪种来源方式，皆可见及鲁迅对海内外同行同仁研究成果的援引多以严谨姿态为之。如第3条论及元代讲史小说的实物依据时，引“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治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为证，云：“今惟《三国志》有印本(盐谷温博士影印本及商务印书馆翻印本)，他四种未见。”以言其所见实物文献之情形，注明“未见”之意则体现出其治学之严谨。又，第8条论及《红楼梦》主题说引孟森《董小宛考》时，《小说史大略》作：“孟莼孙作《董小宛考》(见《石头记索隐》附录)，辟此说甚力。”而《中国小说史大略》作：“孟森《董小宛考》(《心史丛刊》三集)，则历摘此说之谬。”——其将之前援引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处获得的“二手资料”摒弃，转以核查孟森《心史丛刊》原文，以求引用文献的准确性。亦可佐证。

据表1，《史略》对时人相关研究之援引，有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鲁迅对时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一味推崇，而是据以事实依据、文献材料，客观地采纳。如第12条：《中国小说史大略》引钱静方《小说丛考》相关论断后，云：“案此文在《世俘篇》，钱偶误记。”即证。同时，鲁迅对相关成果的关注，亦有持保留意见者，如第7条：最后修订本引吴梅《顾曲麈谈》所谓“《幽闺记》为施君美作”时，对施耐庵作者身份持保留意见，云：“案惠亦杭州人，然其为施耐庵居士，则不知本于何书，故亦未可轻信矣。”(按，鲁迅此处引用为谭正璧所提示。)可见《史略》相关评骘多为中肯之论——鲁迅关注学界的研究动态，在保证《史略》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又不人与亦云，多有坚持已见之处。据此推及鲁迅对《史略》主体部分的评骘，仍有相当的自信。这种心态使得其在面对陈源于《闲话》及陈氏与友人的通信中指责《史略》抄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有关小说论述部分时，能力以驳斥、以正始末的重要原因[7](85-88)。

第二，《史略》有些研究尚处于推断阶段，后据同行研究成果进行修订，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如第3条：最后修订本论及元代讲史小说的文本文献时，据以盐谷温影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及商务印书馆翻印本等实物文献以坐实元代讲史小说的存在依据；而在此之前，鲁迅多阙而不论。又如第9条：最后修订本对之前的研究，即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又名《西游记》的推断，引盐谷温校印本等实物加以证实。又如第13条：引盐谷温《关于明的小说“三言”》及《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有关《警世通言》的研究成果而断此书“兼采故书，不尽为拟作”，而《中国小说史大略》及北新书局合印修订本作“《拗相公》见宋《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四卷中，则《通言》盖兼采故书，不尽为拟作”。证据则稍显薄弱；最后修订本同篇又引盐谷温著述，以进一步论述《古今小说》与“三言二拍”之关系，从而使其有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之论更趋完善(暂且不论此篇相关论述所存在的逻辑缺陷、证据不严及观念先行等问题)、相关援引又有据以补充《史略》相关论断之不足者，如第11条：最后修订本引《内阁文库图书馆第二部汉书目录》以确定《封神传》作者为许仲琳，并据以推断此书的成书年代，等等。总体而言，此类援引仅限于对相关论断的部分修订，尚未触及《史略》筋骨。

第三，时人的研究成果亦影响了《史略》的篇目设定。《中国小说史大略》设“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的意念发端即受胡适《〈镜花缘〉引论》的启迪。其有关《镜花缘》的产生背景、李汝珍的生平及其述学部分，对此书主题的论述：“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从“社会制度”视角予以分析，等等，这些解读无不受胡适影响。可以说，此篇有关《镜花缘》的绝大部分论断本于《〈镜花缘〉引论》；且鲁迅以《镜花缘》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代表，其所述“以小说见才学者”的逻辑及判断依据亦本于《〈镜花缘〉引论》，故“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的设立及具体论断，与胡适的研究成果有很大关系。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述及，兹不展开[1](223-237)。从这个角度看，时人的研究成果对《史略》篇目设定之影响，辄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已从根本上触及《史略》的建构主体。

第四，《史略》的修订部分集中于唐以降的通俗小说中。而《史略》对宋以前的文言小说(即汉代方士小说、六朝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唐传奇)的探讨，几乎不曾援引时人之论，而以史籍或目录著述为主。鲁迅于这些篇目的讨论不引他人论述，一方面由于彼时学界对宋以前的文言小说的讨论几乎空白，另一方面则是鲁迅据以传统目录学思维建构《史略》框架所使然[8]。《史略》相关讨论有添补彼时学界研究空白之力，“唐传奇”文体类名即为鲁迅首创，之后广为学界接受。郑振铎于《申报》所刊《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1937年10月19日)曾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为近十余年来治小说史者的南针。虽然只是三百四十多页，篇幅并不算多，但实是千锤百炼之作。”又说“近来对于唐宋传奇文的认识比较清楚，全是鲁迅先生之力”即为明证[9](第3卷，544-547)。同时，鲁迅对相关通俗小说的修改早在《中国小说史大略》时就已着手，最后修订本时又再次深入修改。这两次修改时间正是彼时小说研究界呈井喷式发展的时期。自1922～1925年间，学界的相关研究，如胡适就撰有《红楼梦考证》《三国演义序》(1922年亚东图书馆版《三国演义》)、吴敬梓年谱(《努力周报》，1922年12月3日至1923年5月13日)、《西游记考证》《(读书杂志》第6期，1923年2月4日《努力周报》增刊)、《〈镜花缘〉引论》(1923年亚东图书馆版《镜花缘》)、《水浒传续集两种序》(1924年亚东图书馆版《水浒续集》)、《读吴承恩〈射阳文存〉》(《猛进》周刊第4期，1925年4月3日)、《三侠五义序》(1925年亚东图书馆版《三侠五义》)、《重印〈文木山房集〉序》(《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6年3月)、《老残游记序》(1925年亚东图书馆版《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序》(1925年亚东图书馆版《儿女英雄传》)；此时期，郑振铎亦大量收藏、研究古代小说及相关文献，并于1925 年的《时事新报》副刊《鉴赏周刊》(第2 至18 期)发表《中国小说提要》，以期对“中国小说作一番较有系统的工作”[10](306)。而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研究则处于井喷式发展，不仅众多出版社大量刊行小说文献，如胡朴安等选辑《唐人传奇选》(上海文艺小丛书社1930年5月初版)、胡伦清编注《传奇小说选》(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3月初版)、卢冀野选注《唐宋传奇选》(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11月初版)等，即采用“唐传奇”的类名称谓；亦有范烟桥、胡怀琛、谭正璧等治小说史者辛勤耕耘，使得此时期的小说研究蔚为大观——随着小说文献整理及小说史通史撰写的不断深入，学界的古代小说研究已呈空前鼎盛之势。这种情况正可以弥补鲁迅“明清小说阙落尚多”之憾，故其于1930年11月25日所作“题记”云：“回忆讲小说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这终致鲁迅“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说明其已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研究情形致使《史略》不得不有所修订。可见，时人对小说研究的推进是促使《史略》进行修订的主要形势原因。同时，《史略》诸多修订本得以顺利出版，亦多倚赖同行同仁的帮助[11](116-118)。

据此，鲁迅编纂《史略》之初，因所用小说文献多为“翻刻本”“新印本”等，又“家无储书，罕见旧刻”而致观览不周、“阙落尚多”，故其通过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与主动关注学界研究动态等方式获知彼时进行小说研究的相关情形，以严谨态度多次修订。尤其是，日本同行的多次赠书使鲁迅能及时获知日本汉学界的小说研究情形，得以吸纳彼时海内外小说研究界的绝大部分成果。这些修订使《史略》保持前瞻性的同时，鲁迅又能据以事实依据、文献材料等客观地吸纳学界成果，而非人与亦云，故其书多有坚持已见之处。《史略》对盐谷温、胡适、郑振铎、吴梅、俞平伯、蔡元培、王国维、钱静方、蒋瑞藻等氏研究成果的吸纳既有论断评骘及实物文献等方面的援引，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又有以此调整篇目设定(如“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从而触及《史略》的建构主体。尤其是，《史略》对唐以降通俗小说的修订，更是说明鲁迅已意识到时人有关小说研究的推进对其进行《史略》修订的影响，这实在是时势使然。鲁迅主观的有意完善与学界研究的客观推动等多方面因素的杂糅导致其不厌其烦地多次修订，使《史略》得以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1] 温庆新. 鲁迅所编《明以来小说年表》与《中国小说史略》之修订[J]. 明清小说研究, 2013(2): 223-227.

[2] 钟敬文. 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北新书局, 1927.

[4] 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 鲁迅. 集外集拾遗补编[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6] 鲁迅. 华盖集续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7] 梁迎春. 敞显“隔膜”与“理解”的诉求——论鲁迅与知识者的文化论战[J]. 中国文学研究, 2009(1): 85-89.

[8] 温庆新. “以小说见才学者”辨正及其小说史叙述意义——兼及“才子小说”的概念使用[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140-147.

[9] 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10] 郑振铎. 中国文学研究(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1] 胡淑娟. 赵景深与鲁迅交游考[J]. 中国文学研究, 2012(2): 116-118.

Views ofLu Xun’s peers and his improvement“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üe”

WEN Qing-x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With the help of criticisms of the peers and his own attention to the dynamic of the academic proactively, Lu Xun revised seriously and cons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üe”. The views ofYan Gu-wen,Hu Shi,Jiang Rui-zaoand other counterparts had influenced on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used of literature, consideration of the arguments of this book, but also affected the frame of this book. In particular, when he reintroduced the views of the popular novel, Lu Xun realized that these views were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is book. After that, this book gradually became recognized, and finally became the famous classic works.

Lu Xun;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üe; Historiography Chinese fiction;Yan Gu-wen;Hu Shi

I210.91

A

1672-3104(2014)06-0291-08

[编辑: 胡兴华]

2014-02-18；

2014-04-2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

温庆新(1987-)，男，福建泉州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小说史及小说史文献，近现代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