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丞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副词“何等”的形成及其功能扩展

刘丞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主观程度副词“何等”的形成，经历了由词组→代词→副词的过程。由词组而代词，成于汉代，深受汉译佛经的影响。由代词而副词，成于元末明初，与其所在句语气功能的转化以及所饰成分的述谓性变化有很大关联。副词化后的“何等”，功能也在不断地扩展。

何等；词汇化；语用功能；主观化；功能扩展

现代汉语中“何等”有两个词性，一为疑问代词，一为副词。作为疑问代词，“何等”表示“什么样的”[1]。作为副词，用感叹的语气表示不同寻常、多么(《现汉》(第6版)；用于感叹句，强调程度深、不同寻常，相当于“多么”，多用于书面语[1]。

顿婷对“何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研究，从句法、语义的角度分析了“何等”的分布与功能，并与“何其”进行了比较，文中也涉及“何等”的词汇化与语法化[2]。但演化中反问的作用及其与感叹关系的分析却不是很到位，而“何等”语法化后的功能扩展更是没有涉及。副词“何等”的演化过程到底怎样，功能如何扩展，演化路径又有怎样的理论价值，仍需进一步探讨。

一、“何等”的形成过程

笔者主要从词汇化和副词化两方面来探讨“何等”的演化过程与成因。

(一)“等”义消失——由询问等级到询问情状

《说文》：“何，担也。”徐铉等注：“担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何”假借为疑问代词，久借不还，表示“担、负”义的“何”又借“荷”来表示。《说文》：“等，齐简也。”段注：“齐简者，叠简册齐之，如今人整齐书籍也，引申为凡齐之称，凡物齐之，则高下历历可见，故曰等级。”与程度副词“何等”相关的“何”与“等”的组连最早出现在汉代，其中“何等”是由疑问代词“何”与名词“等”组成的偏正词组，在“何等+NP”中作定语。例如：

(1)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①(《全汉文·奏劾赵皇后姊娣》)

(2)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汉书·朱博传》)

(3)“所问何等事也?”“请问此书文，其凡大要，都为何等事生?为何职出哉?”(《太平经·试文书大信法》)

首例“何等儿”意为“什么等级的孩儿”，其中“等”的“等级义”明显；中例“何等创”中“等”的等级义很弱，意在“创伤”的性状而非等级；末例，则出现了“何等”与疑问代词“何”对举的情况，表明“何等”中“等”的等级义已失去实义，意为“什么”或“什么样的”作定语，对事体情状进行问询。

汉代“何等”中“等”的“等级”义的快速丢失，与两汉时期汉译佛经有很大的关系。贝罗贝、吴福祥指出，“何等”是两汉时期新产生的事物疑问代词，认为是由名词性偏正词组(意犹“何般/何种”)词汇化而来，不过例子少见[3]。卢烈红通过统计指出，东汉时期佛教文献中，较多地使用“何等”“何所”“云何”等汉代新产生的疑问代词[4]。高列过也认为“何等”与“何”是东汉佛经使用最为广泛的两个疑问代词，并从词项替换的角度，探讨了佛经中“何”对“何等”的代替，源于“何等”与谓语的搭配形式与语义过于单调，最终被优势分布的“何”所取代[5]。

由于汉代汉译佛经的兴起与繁荣，疑问代词“何等”势必会对词组“何等”在句法、语义上进行限制与影响，使得词组本来的理据义受限并最终消失成为代词，在“何等+NP”中作定语。例如：

(4)或问温室中树。皆何等木。光默然不应。更答以他语。其重慎如此。(《前汉纪·前汉孝成皇帝纪》)

(5)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汉书·孔光传》)

上例同为汉代用例，记述相同史实，然而其中表述却有所不同，“何等木”与“何木”并现，表明“何等”与“何”功能相似，“等”的等级义已经虚无。“何等”由对等级的询问转向对情状的问询。

(二)功能转化——由疑问到感叹

汉代时，“何等”所在句多为典型的疑问句，其作用在于提问，从而获取信息。例如：

(6)“当冤其何等者？愿闻之。”“当冤其年少，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学问，求可自防御者，故当冤之也……”(《太平经·冤流灾求奇方诀》)

(7)“行，今疾言之，吾发已有日矣，所问何等事也?”“愿乞问明师前所赐弟子道书，欲言甚不谦大不事，今不问入，犹终古不知之乎?”(《太平经·道无价却夷狄法》)

例(6“)何等”句询问同情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后续句针对此问作了直接回答，“冤其年少”；例(7“)何等”句询问“所问是什么样的事”，后续句针对此问作了直接回应。以上诸例，“何等”句的目的在于通过疑问，获取对方关于所问事体的性状描述，从而获得知识。大约从东汉至南朝宋，“何等”句衍生出反问用法。例如：

(8)传曰：“有年五十击壤於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论衡·儒增篇》)

(9)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后汉书·李杜列传》)

上例使用“何等”句的用意并非是提出疑问，期待对方予以回答，而是以疑问的形式行使反诘功能。(1)～(7)“何等”句的焦点在“何等”上，而(8)、(9)的焦点则转至对命题信息的否定。例(8)击壤者使用“何等”句并非是对“力”性状的疑惑，进而提问，而是对“力”本身的否定。例(9)与此相同。类似的实例又如：

(10)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时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后汉书·宦者列传》)

(11)霸诡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后汉书·李云列传》)

胡德明通过对反问句的研究，指出反问句的语用含义是q(指代一个言论或行为)的不合理②，核心语用功能是否定[6]。由疑问到反问，其实都涉及“问”，只是问的对象不同，疑问询问的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或性状，只是说话人并不知晓；反问询问的原因或性状在语境之中是个空集，并不存在。如例(10)，语境之中并不存在“诏书”性状的适宜性描述，因而“何等”句的功能在于否定，后例与此相同。这一否定功能的实现则是通过对性状的询问来实现的，其中存在这样的推理：某一适宜的行为或性状(P)，一定是可以描述的(Q)，根据“不过量准则”[7, 8]，P蕴含Q(P→Q)。在当前情况下，对事物的性状存在疑问，进而提出对其性状描述的要求，并请求答复。可是在当前语境中，并不存在支持事物性状描述的可能性，因而我对事物的性状提出异议，表示不赞同(﹁Q→﹁P)。这是一个利用“不过量准则”进行的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③，强调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招引或邀请听话人来进行的推理[9]。

邵敬敏指出，反问句传递说话人对对方的一种“约束”力量，这种约束反映了反问句对交际另一方潜在的导向性[10]。也就是，说话人预先设定的反问句只能朝说话人所期待的方向理解。因而反问句的否定功能，说到底，是来自说话人主观上的否定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从疑问到反问，从因疑而询问到因疑而否定，其实就是“何等”句主观化的过程。反问句的疑问对象并不在句中，而是在与反问句句意有明显相逆关系的事实上，这一事实又与言者预期相违。从语义效果来看，反问句否定的是命题，而这种否定的动力来源则是命题信息与言者预期的相逆，言者进而采用迂回的方式进行否定。例如：

(12)布于白门楼上谓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陈宫曰：“逆贼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岂可得全也！”(《三国志·魏书七》(裴松之注))

(13)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例(12)在“太祖军攻之急”时，吕布竟说出“卿曹无相困，我当自首明公”的话语，这样的事实完全出乎言者预期，反问句语义上否定的是命题“逆贼曹操是明公”，动源上则来自命题信息与言者(陈宫)预期“曹操不会是明公的”的相逆。例(13)与此相同。而感叹就蕴含在这种现实情况与言者预期的强烈冲突中。石毓智指出，感叹句用在人们感知现实现象时，其性质、数量或者程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人们的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经验，即属于此前的未知范围[11]。这里的未知，就是指超出预期，与预期不符。反问句一方面表达强烈情感，一方面又表达一个确定的判断，因而反问句除了主观否定外，感叹也蕴含其中。

汉代时“何等”句主要表达“否定+感叹”的语用功能，魏晋南北朝至北宋，“何等”句保持着这种功能倾向，后跟成分也多限于名词性成分，个别为指称性的谓词性成分，例如：何等木、何等兵、何等事、何等语、何等人、何等主、何等时、何等城、何等老子、何等大神、何等色、何等儿郎、何等上、何等预探、何等位、何等语句、何等奉书、何等意、何等血、何等精(妖精)等，其中的层次关系为定中结构。

南宋至元，与“何等”句共现的语段中，出现类似“不测、不知”等表示未知信息的词组，以显化“何等”句语义的非预期性，增加感叹性。例如：

(14)曰：“如此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乱恁地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朱子语类·可与共学章》)

(15)上字论诏狱曰：“……杨仪尝为三司判官，近自御史台移劾都亭驿，械缚过市，人人不测为何等大狱。及闻案具，乃止请求常事。”(《宋史·吴育传》)

与此同时，“何等”句自身的语用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例如：

(16)甚而阖门饥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议执政，军伍谇语所不忍闻，此何等气象，而见于京城众大之区。(《宋史·杜范传》)

(17)仆佯许诺，至期三顾不发。归责其仆以背盟，仆曰：“平人尚不可杀，况知县乎？此何等事，而使我为之。”(《宋史·邓若水传》)

上例“何等”句处在转折语段的前项，分析所处语境发现，转折来自于对比，而对比又来自言者预期与现实状况的不符，形成反预期。不同是，现实状况已由后项的形式现于表层，伴随在“何等”句之后。可以看出，元代时“何等”句的感叹与否定功能开始分离，语用层面的否定转换为关联项之间的对比转折。如例(16)“何等气象”后，对比项(也是反预期项)“见于京城众大之区”由转折连词“而”引出。例(17)与此相同。

至元代，“何等”句在语用推理、共现词组、句间转折语境的作用下演化出感叹功能，而来自初始反问句的否定功能则逐渐弱化。

(三)修饰限定——由定中到状中

元末至明代是“何等”副词化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何等”所饰成分开始出现VP(包括形容词性与动词性成分)，例如：

(18)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坠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9)老官人，不要怪我老人家多嘴。你自从开这卦铺已来，也赚的够了，刚刚吃拿了一个银子去，便关上铺门，何等小器。(王晔《桃花女破法嫁周公》)

(20)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诸公以西曹郎吏，擅自臆决。其远典制多矣。(《万历野获编·乙卯闯宫》)

上例“何等”作为状语修饰含有程度性的谓词性成分。其中，例(18)为“何等”修饰心理动词，例(19)、 (20)为“何等”修饰性质形容词，它们所处句段仍然具有对比转折的性质。“何等+NP→何等+VP”，由于所饰成分的述谓性变化，使得“何等”的句法地位发生相应改变，由作定语到作状语。所饰成分的非事体性，也使得“何等”指代性弱化，造成自身功能的悬空④，并逐渐成为副词。由于“何等”后跟成分的程度性以及所在句的感叹性，在语境吸收(context absorb)的作用下，“何等”成为一个主观程度副词，起强调程度的作用。

综上，“何等”的词汇化和副词化路径如图1所示：

二、“何等”的功能扩展

“何等”元末明初基本成为副词，发展到近现代已成为较成熟的程度副词。综观整个发展，“何等”的功能在不断扩展，集中表现在：所在语段的信息结构由背景转向前景；所表语义色彩由消极否定转向程度强调；“何等”由主观评注到兼表描述、由评注谓语到修饰定语。

图1 “何等”的词汇化和副词化路径

(一)由背景转向前景

副词“何等”形成之后迅速发展，所在语段逐渐由形成之初的转折对比的背景项，转为前景项，用于对前导语段的评定与感叹。例如：

(21)拜了姑娘，说了奉旨归娶的话。姑娘大喜道：“我前者见识，如何？今日何等光采！”(《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

(22)如今被众人略略规箴，登时清浊立辨，邪正分明，立刻就离了小人之队，入了君子之群。何等畅快，何等大方。((《七侠五义》第一百二十回))

上例中“何等”处在话轮的末尾，一方面对之前的情况进行主观评定，进而感叹程度之深，另一方面又结束话轮。整个“何等”句占据前景，成为信息传递的焦点所在。现代汉语中，这样的实例更多。例如：

(23)原来属于大型建筑的沈阳新华书店，今天在富丽堂皇的都市里显得何其渺小，何等破旧！(1994年《报刊精选》)

(24)教员喜欢这个办法，人人是大学教师，每个学校都是最高学府，每个学生都是第一，何等光荣！(老舍《猫城记》)

(二)由消极否定转向程度强调

“何等”的感叹成分来自于反问句，因而在其形成之初，“何等”语段大都具有一定的消极否定义。例如：

(25)神宗道：“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应对，王韶可谓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举家何等惊惶。朕今即要送还汝父，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今古奇观》第三十六卷)

(26)燕青夸奖不已道：“……自从兄长应武举后，便不得相见。却寻这个好去处，何等幽雅！象劣弟恁地东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闲？”(《水浒全传》第九十回)

其消极义一方面体现在所跟成分的消极性，如(25)，“何等惊惶”；一方面更多地体现在间接否定中，多为反讽，如(26)，“何等优雅”。这种间接否定，源于“何等”内化反问语义所造成⑤。可是发展到近现代，“何等”的消极义已经弱化，所跟成分或所表语义的色彩倾向已不再明显，表意重点已转向对所饰情状程度的主观强调上。例如：

(27)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丰子恺《秋》)

(28)“……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李宗吾《厚黑学》)

(三)由主观评注到兼表描述

“何等”的副词化是在“何等”所在感叹句因后跟成分的述谓性而实现的，因而开始时“何等”只是贴身修饰限定VP作状语。然而明末时，出现“何等+的”作状语的情况。例如：

(29)咱心上还要问他，猛空的那里一声铃响，转过身来，恰好还在这里。似梦非梦，何等的奇妙。(《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四回)

(30)王明道：“今日这个术法，何等的明白伶俐，怕他甚么番回回，再敢倔强无礼？”(《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七十八回)

这样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明末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中，比其稍早一些的《金瓶梅》中也有一例，为“何等的好”。发展到现代汉语，这样的用法就更加普遍了。例如：

(31)蒙田的侃侃而谈，帕斯卡尔的覃思妙理，那是不用多说了；卢梭的《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何等的哀怨倾诉，也浸透了从容不迫的韵致(《读书》vol-147)

(32)扯着不得人心的小尖嗓，首先发言：“此次的罢课是必要的。看！看那灰色的教授们何等的冷酷！看！看那校长刀山似的命令，何等的严重！(老舍《赵子曰》)

这样的搭配不限于“何等”，在其他评注性副词中也很普遍，笔者搜索北大语料库发现，副词化程度较高的评注性副词也多有此样搭配，诸如“极其的残忍、分外的亲切、格外的轻松、多么的重要、越发的可爱”等类似的表达很多。可以说，这也是“何等”副词化成熟的又一标识。从“何等+的”的功能来看，一方面“何等”本身的主观程度性，一方面“的”本身的描述性，使得“何等”也兼具一定的主观描述功能。

(四)由评注谓语到修饰定语

如前文所析，副词“何等”是在限定VP作谓语的情况下固化成词的，因而明代时“何等”主要功能就是评注谓语。可是到了清代、民国时，出现“何等”修饰定语的情况。例如：

(33)你想，张夫人是何等明亮的人，彩云一路的行径，她早已看得象玻璃一般的透彻。(《孽海花》第三十一回)

(34)尤氏是何等乖觉的女子，心里渐想到非分，要求孝宗带她进宫。(民国《明代宫闱史》第五十八回)

搜索北大古汉语语料库，共得到47例有效例句(码化为“何等+VP+的+NP”)，其中42例处在判断宾语的位置。5例为直接成句。此外，“何等”所饰成分不限于双音，也可以是四音节的并列联合结构，个别的也出现了主谓联合。例如：

(35)铁拐先生笑道：“你们急什么？试想，月府星君是何等聪明伶俐的天仙，哪消人家诘问，却早预备了对付的话。”(《八仙得道》第五十回)

(36)师师是何等心灵性巧的人，察言观色，早已会意。便打叠起精神侍候徽宗。(民国《宋代宫闱史》第五十九回)

这种“何等”修饰定语的情况，发展到现代汉语更加明显和多样，搜索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共收集到408条有效例句(码化为“何等+VP+的+NP”)，其中221例处在判断宾语的位置，22例为直接成句，165例处在非判断动词宾语的位置。例如：

(37)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38)很久以后的今天，当我站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平原上，在海潮漫起的午夜遥想的时候，心中涌起了何等庄严的情感。(张炜《柏慧》)

同时，“何等”所修饰成分也呈现出多音节、多结构的特点，动宾、状中、兼语等结构成为“何等”修饰的对象。例如：

(39)这是一件何等有灵性的礼物啊，翻着它每个字都像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藏了一段记忆，……。(潘国本《人性跷跷板》)

(40)走出去看一看，才知中国有何等高速发展的地区和行业，许多事是你呆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1994年《报刊精选》)

(41)人退化成虫，猿变成了人，艺人以绝食为生，狗在从事自我探索，阴森森的法院和城堡以其神秘莫测控制着人们。何等令人战栗的文学。(陆波《艺术家洞察力》)

此外，也出现多项“何等+VP”连用作定语，强化程度的例子。例如：

(42)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漠漠的夜空中，追求一轮圆月的明光，但终然是可望而不可达。这是何等悲哀、何等惨淡的际遇。(《读书》vol-044)

(43)在老舍的话中，“在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有着何等细腻、何等丰富、何等深厚的感情。(胡青《老舍和赵树理》)

张谊生指出，主观情态越是强的(副词)，(副+A)越是只能充当陈述性谓语，越不适应充当修饰性定语；反之客观语义越是稳定的，充当定语的频率越高[12]。初期“何等+VP”对性状的认定出自于主观评定，具有一定的动态陈述性，因而作谓语占绝对优势。可是进入现代，“何等+VP”作定语出现多样化与高频化的趋势⑥，表明“何等”的主观性发生了由强到弱的变化。应该看到，一方面，“何等+VP”可以充当修饰性定语，表明“何等”的副词功能在不断扩展，更具典型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何等”的主观性呈弱化趋势，同时也从作句子成分向作句法成分转变。张谊生也指出，“很”“最”“非常”等典型程度副词，也都经历了句法、限定功能的扩展[13]，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程度副词“何等”已完成其副词化的过程并更具典型性。

三、结论

综上，主观程度副词“何等”的形成，经历了由词组→代词→副词的过程。由词组而代词，成于汉代，深受当时汉译佛经的影响。由代词而副词，成于元末明初，期间所在句语气功能的转化以及所饰成分的述谓性变化起到不小的作用。疑问到感叹，反问是其中间环节，因而副词化后的“何等”多少含有一些否定的语气成分。

“何等”成词于明代，发展到近现代已经成为较成熟的程度副词。综观整个发展，“何等”的功能与用法在不断扩展，集中表现在：所在语段的信息结构由背景转向前景；所表语义色彩由消极否定转向程度强调；“何等”由主观评注到兼表描述、由评注谓语到修饰定语。除此以外，“何等”的主观性在现代汉语中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有时为了强化程度会使用多项“何等+VP”联合作定语。

疑问代词“多(么)、多少、什么、哪里”等都具有感叹用法，它们疑、叹转化的内在机制，想必与反问句这一中间环节以及语用推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通过对“何等”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疑叹转化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从语用功能转化的角度来探讨词汇化与语法化以及语用法的语法化，不失为一种方法。

注释：

① 本文语料均来自北大语料库和《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4版)》。

② 存在一个行为q，有人认为q对，反问句说话人认为q不对，欲否定q。

③ 史金生对“招请推理”进行了很好的解释：是指那些说话人在互动中，通过一定的传递寓意策略招引、邀请听话人所做出的推理，参见史金生《“又”“也”的辩驳语气用法及其语法化》，笔者赞同这一看法。

④ 功能悬空近于句法成分的去范畴化或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刘正光指出，在语言研究层面，我们将非范畴化定义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参见刘正光《语言非范畴化》。

⑤ 通过转喻“何等”承继了反问句的否定义，而“何等”的承继性又取决于其作为所在反问句的常项。

⑥ 根据数据统计，北库(现汉)中“何等+VP+的+NP”处在判断宾语位置的占221/408≈0.542，直接成句占22/408≈0.054，处在非判断宾语位置的占165/408≈0.404。较之北库(古汉)最大的变化是：“何等+VP+的+NP”出现在了非判断宾语中，所在句的谓语核心多为“(具)有、存在”等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且总比例将近一半。

[1] 张斌.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238

[2] 顿婷. 主观程度副词“何其”与“何等”[J]. 咸宁学院学报, 2011(2): 49-52.

[3] 贝罗贝, 吴福祥. 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演变[J]. 中国语文, 2000(4): 311-326.

[4] 卢烈红. 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A]. 语言学论丛(第31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42-264.

[5] 高列过. 东汉佛经疑问代词“何等”“何”地位演变差异探究[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6): 49-57.

[6] 胡德明.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0: 134-139.

[7]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8] 沈家煊.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4): 243-251.

[9] Traugott E C, Dasher R.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4-35

[10]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1996: 162-164.

[11] 石毓智. 现代汉语疑问标记的感叹用法[J]. 汉语学报, 2006(4): 14-26.

[12] 张谊生. 限定到强调：“副+A”程度式中主观量差异及其功能体现[A]. 第十七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12.10.

[13] 张谊生. 从间接的跨层连用到典型的程度副词——“极其”词汇化和副词化的演化历程和成熟标志[J]. 古汉语研究, 2007(4): 64-70.

Adverbialization and function extension of “he deng”

LIU C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degree adverb “he deng”,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hrase→pronoun→adverb. As a pronoun, it began in Han Dynasty, influenced by Chinese Buddhist sutra. As an adverb, it began at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ton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s and predication and modified ingredients. After the adverbialization, its function began to expand.

he deng; lexicalization; pragmatic function; subjectivisation; function expansion

H146

A

1672-3104(2014)06-0313-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7-28；

2014-10-25

刘丞(1983-)，男，河南安阳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语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