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日前闭幕。在会后市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杨雄市长首次以“市长”身份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上海自贸试验区相关议题成为记者招待会焦点，记者首先提及的问题便是有关自贸试验区。

一个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事务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当记者将自贸试验区议题作为焦点的时候，幸好政府没有将它作为工作的全部，仅是若干项工作“之一”。正如杨雄强调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价值在改革，不在贡献多少GDP。

媒体在追问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最频繁的问题是：做了什么？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怎么样？

杨雄说，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重大改革措施的一块试验田，因此叫“试验区”。既然是叫“试验”，言下之意就是一定程度上不知要做什么、不知会怎么样。能够预知结果的行为不叫试验，那叫“注定”。所以，从记者的提问中我们可以触摸到“自贸区”对于公众传统思维的“疏离”现状，以及公众对于不确定状态的生长过程的“不接受”。也许，这正是我们长期在追求确定性的体制下生活、工作造成的“后遗症”。此“后遗症”群体性发作的结果是对新生事物的怀疑和既成事物的固守。而对新生事物的怀疑又集中表现在对新生事物的“机会主义”立场，一方面以无分析的态度否定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将新生事物无例外地装入固有事物的套套，第三方面就是当新生事物一旦成型便急于将它固化成模式。

正如上海航运交易所总裁张页在其专栏文章《“自由”先要“自主”》中所说：“上海自贸试验区既不是个‘摆设，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为适应全球贸易更加自由便利和探索中国经济政策的改革方向。”“自贸试验区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试验场，在这里，没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也不会有人教你怎么干，你必须与监管者和商业对手共同拓展空间” 。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遭遇”自由、“学会”自由、“享受”自由的渐进过程，是一场传统思维习惯的“突围之战”。成功与否也相应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它有没有形成可以不断自我改善、自我生长，甚至自我超越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二是它有没有在使公众接受一种开放的社会经济体系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

杨雄在回答记者提问中强调，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毕竟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所以对它的评估、评价，也应是非常慎重的。

是的，还年轻，便有无数种可能；成长空间巨大，更不能对它妄下断语。要给足时间，待其成长。这或许也是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两会”期间给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减压的初衷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