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背景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转型和公众信仰真空等因素相关。过去30多年，经济的崛起让部分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心理远远跑在了前面，却将灵魂抛在了身后。旧有的政治体制在没有新的权力机制的制约下，面对迅速积累的社会财富，偏好权利寻租就成为食品安全监管者的必然选择。没有顶层设计前提的食品安全管理，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2008年发生在中国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给缺乏灵魂的中国食品经营者和嗜好权力的食品安全监管者一个警告，即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变，经营者与监管者都将会被消费者彻底抛弃。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中国 GDP增长率一直保持世界第一。据经济专家预测，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龙头地位，仍然还会延续若干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下，有两个现象决定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一定会是社会热点。第一个现象就是过去30年，整个食品产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同年GDP增长率，如果考虑到CPI的因素，公众在食品消费方面的支出又远高于食品产业的年度增长率。第二个现象就是近10年中国本土中产阶级比例的增加，以13亿人口基数计算，中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远超过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家人口数量。他们对高品质、安全的食品要求较高，并由于其教育程度、经济地位、话语权能力以及对诚信的高认可度，让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持续话题，这也是任何转型期的国家共有的特征之一。在此社会背景下，喊了多年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十八大之后终于有了可预期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原因如下：

1.大部制改革

有一句笑谈“十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即当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时，很难找到真正负责的监管部门。由于缺乏制度性制约，行政权只有利益红利，而缺乏责任追溯。安全问题往往成为众多监管部门权力寻租的最佳借口。

十八大开始实施的大部制改革，将过去食品安全分段管理方式，统一归口到一个主责部门，首先强调的是责任，然后才是权力，开始改变“没事时都要管，有事时都不见”的顽疾。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所有监管部门所面临的“烫手山芋”，市场倒逼机制已经开始形成，对各监管部门来讲，放权的意愿远远大于抓权的欲望，它为既得利益者对行政体制的改革，扫清了部分障碍。

2.安全监管社会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监管意识是政府包揽一切，以运动方式实施的食品安全管理，已经证明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水平。政府直接参与社会敏感问题的日常管理，一旦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政府公信力将受到削弱，自2008年乳品行业三聚氰胺丑闻发生之后，似乎愈演愈烈。

消费者、监管部门、企业在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中，形成相互制约的博弈关系。如果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则很难体现公正性。十八大三中全会所制定的系列改革战略，包括政府部分职能社会化。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可以通过将产品检测、企业认证通过第三方的方式，利用市场化原则，让监管者只做裁判员。这既能在食品安全发生问题后，让监管部门做出公正判决，同时也避免因监管部门为减轻直接管理的责任，而事后发生推诿扯皮现象。

3.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设

由于大部制改革，让发布不到5年的《食品安全法》，在2013年面临必须修改的境地。虽然这个法律仍不尽如意，但在新《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已经开始广泛征求非政府组织的意见。法律的生命力与参与法律制定的利益相关方维度正相关，参与的维度越多，法律所需要体现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才能更充分地体现。

在政府制定的十二五食品安全标准规划中，标准由针对产品，开始向过程验证转化，减少产品类标准，增加规范类标准。并通过对第三方所提供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MP等认证的管理，提升中国食品企业整体素质。依靠第三方化验室提供的检测数据，让行政处理结果更为透明与公正。

4.本土食品企业转型与升级

以价格战、广告战为主要手段的初级竞争模式，很难打动愿意多掏钱，购买安全食品的中国中产阶级。转型中的中国本土企业，需要通过全生产要素来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国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逐年上升的食品安全投资，逐渐成为行业龙头企业的共识。员工培训、供应链风险评估、管理咨询，已经在许多食品企业中成为年度预算的必需选项。装满中产阶级的菜篮子，就要关注食品安全，同时也拿到了成为可持续发展企业的成功钥匙，这也是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10～15年，在食品行业重新洗牌中脱颖而出的前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