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商宋之地社会群体由于殷商遗民身份而在精神层面长期受到周朝统治者的文化压制和侮辱，又由于居住在中原军事要冲之地，这又使得他们在生活层面备受战乱频仍之损害。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现实是《庄子》思想形成、包括畸人形象塑造的文化地理环境。《庄子》思想的形成与商宋之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历史近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因果关系，《庄子》的畸人形象也具有商宋之地社会群体形象特征。

关键词：《庄子》；畸人；文化地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157-04

《庄子》中畸人形象一直是《庄子》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的畸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庄子对文学形象的塑造，更表达了庄子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庄子塑造了畸人的文学形象，写出了具有哲学意蕴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别有一番思路和趣味。前人多从美学、文学、社会学诸方面考察《庄子》畸人的美学意义、文学形象和社会根源。实际上，考察《庄子》的畸人时，商宋之地的地域文化内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庄子》的畸人形象具有商宋之地社会群体形象的文化内涵。

一、关于《庄子》畸人形象的研究综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庄子》畸人研究的论文多达20余篇。这些文章虽然不能反映这个问题的研究全貌，但基本亦能洞察和表达当代关于《庄子》畸人研究学术思路的几个方面。首先是从美学角度对《庄子》畸人的研究：黄林斌①认为畸人形象对“忘形得意”这一中国艺术的基本命题和“以丑为美”这一极具个性的审美趣味形成都具有启发作用。孙艳萍②认为《庄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畸人形象，有跛子、变形人、纯粹丑陋之人、心理变态的疯子，主要在于阐述畸人的形与德的问题，体现了庄子辩证的美丑观和遗形取神的思想。其次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庄子》畸人的研究：吴小洪③认为《庄子》的众多的畸人形象有其文化学成因，即庄子深受上古巫文化观念的影响；其社会学原因是当时宋国刑网广张，诛戮惨重而造成相当数量的畸人群体，这些畸人形体不类常人，却德性完足，正好可以用来表现庄子学派的哲学观念。金野④分析了《庄子》畸人的社会学成因及畸人的生活态度。徐春根⑤则从畸人形象研究中体验庄子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推崇与追求。再次是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畸人研究：黄林斌⑥认为畸人的意象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元背景，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呈现出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是齐文化和楚文化双重作用的产物。邓心强⑦则从区域文化研究思路解读庄子的畸人意象，有未能尽兴之意；殷志芳⑧和邓联合⑨两位学者有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庄子中的畸人和巫文化之关系的文章。前面分别从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几个角度来归纳关于《庄子》畸人的研究论述，有割裂诸作者整体研究之弊病，实际上诸位作者的研究常常具有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交叉综合研究思

收稿日期：2013-12-15

*基金项目：河南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从〈通典〉考察唐代以中原文化系统为架构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2013C17）。

作者简介：郭树伟，男，河南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郑州450002）。

路和内容，此处之所以作以区隔，职为研究方便之故。

上述研究文章从美学方面而言之并没有走出李泽厚、叶朗和刘成纪等美学研究者对《庄子》中畸人研究的认知范畴；而从社会学角度的畸人研究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研究《庄子》畸人形象的思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研究基本上是闻一多先生对《庄子》畸人研究思路的进一步解读和深化。诸论文对《庄子》畸人的讨论从研究思路方面存在着不足之处，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研究割裂：首先是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美学思想而对庄子美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没有提到足够的认识；其次是庄子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个人思想而不研究庄子周围的社会群体之思想；再次，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割裂，即研究《庄子》的浪漫主义文风而对《庄子》浪漫主义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认识不足。前车之鉴，足以启发后来，如果从商宋地域文化地理特征来分析《庄子》畸人形象，不但能折中群言，更有新辟之劳，试析之。

二、《庄子》畸人形象的地域文化内涵

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不同文化面貌的生成问题有过详细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并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区域。文化地理学者有理由认为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决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的是地理环境因素”⑩。当我们沿此思路审视庄子思想产生的文化地理学环境特征之际，就不能不对庄子的畸人形象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商宋之地战乱频仍的社会生存环境是畸人形象群体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宋都城南有睢水，东有孟渚、空桐泽，北有菏泽，河流纵横，林木茂密，水草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是最早开发的农业生产区。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和平时期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但在春秋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的时期，却成了大国争雄称霸的战争舞台。古人云：“得中原者的天下”，这句话包含着某种残酷的历史记忆。商丘是殷商先民的发祥地之一，《诗经》上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孟子·公孙丑上》云：“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又地处齐秦楚魏诸大国之间，其所承受的兼并攻伐战争带来的灾难自是可想而知，两次弭兵运动皆由宋人发起是有其特定历史依据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以说，商宋之地比中原其他地方承受了更多的战争灾难。当然，战国初期，宋国的宋康王，昏君乱相，刑网密布给普通人民带来的肢体残损和死亡恐怖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由此言之，战国时代思想家庄子畸人形象的浪漫主义笔法下面既有着历史近时段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也有着历史中时段和长时段的社会背景。庄周塑造了众多的畸人形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因为他身边就生活着这样的畸人群体。这些饱经战争和死亡忧患的畸人群体，对生命变得分外珍惜，对名利变得特别淡然，生活的磨折打扰不了他们生活的宁静。不难想象，这些饱经战乱的退役军人和备受兵燹的畸人群体宁静的生活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正是《庄子》籍其寓言的依据，也是《庄子》浪漫主义的地域文化起点之一。

其次，战国时期商宋之地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备受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宋国是周初少数的殷遗民国家，西周封宋的目的是让他们奉其先祀。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宋人和宋国是被周代社会集体嘲弄的对象：“据笔者对《墨子》《孟子》《荀子》《庄子》《列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书的统计，分布情况大致是：被讽刺得最多的诸侯国是宋国，计23次；其次是齐国，计16次；再其次是楚国，15次；再其次卫国，计9次。”宋人是诸子百家嘲讽得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几乎成了“愚昧”“荒唐”“滑稽”的同义语。这是因为宋国乃周人赐命殷商后人所建，而殷商贵族本系周人伐灭取代的对象，再加上春秋末期宋国又出了一个殷纣王一样的暴君——宋康王，两次政乱，为天下恶；两次亡国，为天下笑。诸子虽国属有别，但其文化精英基本上认同周之臣民身份，周德虽衰，诸子仍出于历史惯性而维护周朝文化系统，视商宋旧族为敌对和异己的文化群体。商宋旧族不但备受生活和身体上被损害的痛苦，同时也在文化和精神上被侮辱，被损害，这是《庄子》畸人形象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最后，当我们仔细审视战国诸子的文化地理地图，就会发现商宋区域的士人有着和其他区域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诉求。宋人以农耕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周而复始。在这样一种有规律、有秩序、宽缓安定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文质彬彬的性格和尚文习礼的风俗。如果你想对这种文化品质有更多的感悟，这就需要文化地理学者的田野考察。当你真正踏上庄子生活的商宋旧地，你会对其思想发生的文化地理场景有着一个更为深切的体悟。当秋日早晨的千里雾霾笼罩在这片广袤的平原之上，你感受不到天地的边际在哪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一个迫切找到个体生命坐标系的冲动，他们有界定自己在茫茫时空中位置的心理需求。今人如此，战国时期的古人大概也有这样的日常生活焦虑！无论是被后人称誉的老子和庄子、或者是被世人嘲弄的忧天之杞人。人们对生命存在的认识，既有时间问题，也有空间问题。怎样看待由生到死这一生命存在的时间长度，怎样确定生命存在的空间位置，是生命意识和文化觉醒的重要内容。庄子站在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高度来审视和体认生命的出现与消失，对生命存在作出他特有的时空定位。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是用一个非常灵敏的动物来作譬喻。《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白驹过隙”，就是庄子对生命的时间定位，他用“忽然”来描述这一极其短暂的人生时间。其次，庄子对生命的空间定位，同样也是以马为喻。《秋水》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毫末之在于马体”，这是庄子对生命存在的空间定位。在这里，庄子为人类打开了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时空系统，使思想的视野得以自由的舒展，使人类的心胸为之阔大。他的用意在于启发人类从自多、自大、自高、自傲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登高壮观天地间，透破现象界和形器界的重重封隔，从宇宙的更高层面来确定个体生命在自然界中的空间位置。由此可见，宋国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也是宋人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商宋之地广袤的地理风貌正是庄子思想形成的文化地理因素。

由此而言之，《庄子》畸人身上蕴藏的着三种激烈的冲突：战争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摧残和蹂躏、社会文化对这片土地的歧视和侮辱、个体生命站立在苍茫大地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感。宋人，战国时期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内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战争创伤感、文化的被歧视感和人类生存时空的孤独感较之于其他列国的士人有着自己更为独特的感受，《庄子》的生命哲学是宋人文化地理环境在更高精神层面的反映。

三、商宋边陲士人群体对河洛主流文化的

解构和抗争生活对于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方面的剥夺，常常在另一方面给予这个群体以代偿。商宋旧族士人在体悟生命存在的意义方面取得了战国时期的最高哲学成就，庄子就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庄子》中淡然从容的畸人，何尝不是庄子的自画像？他表面淡然，内心抗争，他的抗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他曾经弃掷楚国卿相之位如敝履，作为商宋旧地的士人，他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他不遗余力地解构周代的河洛主流文化，为商宋文化的存在而抗争。《史记》言道：“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是谓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当时儒家学者和道家学者的颉颃之情！《庄子》在许多地方看似描写畸人，常常又描绘了与之相对的所谓正常人这一极，或者说为了制造对比和映衬效果，显示出对儒者的讽刺。今以连续塑造了六位畸人的《德充符》为例：王骀——孔子；申徒嘉——子产；叔山无趾——孔子；哀骀它——鲁哀公；堙跂支离无脤——卫灵公；瓮鸯大瘿——齐桓公；连线左侧是清一色的畸人，右侧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所谓正常人。在这里，王骀行“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的超尘绝俗，使孔子和弟子受其感化而钦佩不已；申徒嘉的不卑不亢、游于德内和子产的飞扬跋扈、庸俗傲慢形成鲜明对比；叔山无趾对自身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尊严的坚守，对孔子的遗憾和失望，与孔子幡然醒悟、知错即改形成对比；哀骀它被国王信赖、被男人喜欢、被女人爱恋与世俗的以形为美形成强烈的、近乎反讽的对比，这些映衬和对照，使庄子的美学思想得以深刻地传达出来，更得以表现庄子对生命内在意义的关注和对儒家哲学的讽刺。两周时期，王朝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河洛之间，庄子和商宋旧地的人群是不属于这个文化圈的，他们处在这个文化中心之外的“边陲”之地。生物学的研究表明：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生命都会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也适用于春秋战国时期商宋旧地的文化氛围。今天那些具体的行为抵抗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草莽间，而这种文化的抵抗却被庄子记录下来。商宋旧地的文化特征就表现为是“边陲”的商宋士人群体对姬周河洛文化“主流”永无休止的解构和绝不妥协的抗争。在《德充符》中，庄子写出畸人之圣和圣人之畸，进而完成了畸人对儒者和所谓“常人”“圣人”的讥讽和嘲弄，指出所谓圣人“畸于心”，畸人“圣于内”的文化现实。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庄子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姬周河洛贵族群体主流社会的某种批判和嘲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声疾呼：“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终身之忧是：“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于乡人，是则可忧也”。庄子则反复阐释“无功”“无名”“无己”的思想。他不但通过畸人形象和圣人的对比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同时也通过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对儒家文化的彻底决绝。《秋水》写道：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这是一种最决绝的抛弃。这是对河洛之间姬周政治贵族文化给出的一种最深层次的抗争。畸人形象就是庄子批判的匕首和投枪；庄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商宋边陲之地绝不妥协文化抵抗者、永无休止的解构者。

《庄子》的畸人形象表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美学意义、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作为商宋旧地士人对姬周河洛主流文化进行抗争和解构的庄子，他更为重视畸人的文化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他的争抗、他的解构都在后二者表现出来。我们不必赞叹《庄子》浪漫笔法，也不必惊诧他的汪洋恣肆的想象。他就生长在这块囹圄之地上，这是庄子哲学发生的一种残酷社会现实，也是庄子之所以为庄子的地域文化起点。

注释

①黄林斌：《〈庄子〉畸人意象二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73页。②孙艳萍：《〈庄子〉畸人略论》，《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5页。③吴小洪：《〈庄子〉寓言中的畸人形象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43页。④金野：《试析〈庄子中的畸形人形象》，《沈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59页。⑤徐春根：《庄子人文精神内质一瞥》，《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20页。⑥黄林斌：《试论〈庄子〉的畸人意象》，《贵州文史丛》2002年第2期，第38页。⑦邓心强：《庄子嗜好创作“畸人”形象再探秘》，《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第82页。⑧殷志芳：《畸人与巫——试论庄子笔下的畸人形象》，《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第22页。⑨邓联合：《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第47页。⑩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4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1041页。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57页。王澍：《韩非子笑得最多的是“宋人”》，《文史天地》2009年第6期，第63页。陈鼓应注译：《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570、411—412、143—166、144、441页。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3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