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迪

摘要：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或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或在其著述中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经济学说；或其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其相关理论的先驱者之一；或曾经学习过马克思经济学。这种关系表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是全人类的马克思，是现实的马克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以探讨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共性。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44-06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从1969年开始颁发，人们往往认为，该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不会有什么关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9～2012年，共有71位经济学家获得了诺奖。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其中至少有30位得主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经济学有一定关系。这里所说的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获奖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进行过评价；二是获奖者在其撰写的经济学文献中曾介绍或提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三是获奖者的相关理论受到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或马克思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本文拟从上述三个方面介绍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对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的内容。

一、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曾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会第74届年会上作主题演讲时说：“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马克思可以说是后李嘉图派的一个次要人物”和“投入一产出的有趣先驱者”。1967年，他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再次重审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同样是196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7版的序言中，他又将“斯密、马歇尔、李嘉图和马克思”并称为经济思想史上“过去的伟人”。同年10月，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一文中也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另外，他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的正文中还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称之为“正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和普朗克变革了物理学一样”，“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萨缪尔森对马克思的评价会出现这样两种看似相差甚远的版本呢？这恐怕还要从他所说的“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说起。他在1962年的演讲中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他在“纯粹经济理论”方面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马克思大胆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变形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研究‘思想的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这些‘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正面提出的经济学”。而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评价马克思时，他却没有强调所谓“从纯粹经济理论的观点看”这一限制条件，而是告诫读者：马克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革命家”。

1974年的诺奖分别颁发给了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和哈耶克（Friedfich August von Hayek）。缪尔达尔在谈到“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时说，“我们联想到”一些“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经济学家的名字，马克思也在他所列出的10人名单之中。他还曾表示，“当人们不得不将马克思当作经济科学发展上伟大的经典著作家之一来看待时”，是“基于他开创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的哈耶克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是否都是负面的呢？也不是的。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教案中如此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论起对现代商业周期理论的影响来，恐怕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

两位新经济史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福格尔（Robert W.Fogel）和诺思（Douglass C.North）共同获得了1993年的诺奖。福格尔在当年年底所作的演讲中强调“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形成有显著贡献”，并将马克思列为重视经济史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思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获得了1986年的诺奖，在其代表作《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他分析了那种“对市场的运行方式确实非常模糊不清”、从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某些人通过它来控制和剥削其他人的体制”的人的“思想过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不朽天才恰恰在于，他对这种无知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或市场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反应，有着敏锐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敏锐的理解”，就是指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是人的意志决定经济秩序——所进行的批判。

阿罗（Kenneth J.AHow）和希克斯（John R.Hicks）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奖。阿罗说：“由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决定论是另一种强大的影响，尽管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但它“同实证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去伪存真的意味相适应，表明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可能性”。他在谈到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时还说，想要从学术上探索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如何困难，马克思至少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了考虑。希克斯认为，经济学中的“大规模的革命”“不会超过二、三次”，第一次“革命”是由斯密发起的导致古典经济学诞生的“革命”，第三次“革命”就是通常所说的“凯恩斯革命”，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大约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革命”：“一起是由马克思发起的，另一起是由杰文斯、瓦尔拉和门格尔发起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后者则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持此观点的还有1981年诺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

美国经济学家斯考森认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天赋自由体系的大创造者”，那么，马克思就是“它的大毁灭者”。1998年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却不这么看，他在论述“市场和自由”这一问题时，则非常肯定地说：“事实上，马克思反对前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不自由和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性评论与这个问题完全相关。”在这一问题上，森对马克思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明确地将那些站在封建专制和小生产的立场上“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和“自由和平等”的所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二、诺奖获得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和提及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0版中，有一个介绍经济思想史的专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被放在这一章的最后单独“作一个一般性的论述”。他还将马克思的“纯经济学的方面”放在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初步”的附录之中，不仅如此，在该书主要部分，也就是讲述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部分，萨缪尔森也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如在第2章“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中介绍规模报酬递增时指出，“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在第37章中则将人们通常所说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称之为“李嘉图一马克思一索洛的资本积累模型”。

2001年诺奖获得者之一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谈到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的两点看法：第一，“马克思相信，历史的力量不可避免地使经济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将从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并最后演变为共产主义”；第二，“对于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些基本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提供了与市场经济不同的答案”，“是国家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些基本经济问题。其中的第一点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点看法中他却将马克思设想的未来新社会理解为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其相似，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等同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和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分享了1979年的诺奖。刘易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到马克思，但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的关于“利润率将下降”、“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等预见都没有实现。舒尔茨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了马克思，他认为，“我们的前辈所进行的各种有关价格问题的古典经济理论的论争，对于现在所进行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用处”，这些争论也包括“与马克思的论点——由大批失业工人所组成的产业后备军使工资趋向于最低水平——相关联的有关劳动剥削的论战”，因为这一论战“也没有为理解需要阐明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的原因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这些争论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首届诺奖获得者之一丁伯根（Jan Tinbergen）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希望：“社会经济最优值被解释为一个制度集合可能有助于进行一种比至今常见的较为科学性质的讨论”，并指出，“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我们又可以，像马克思说的，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找到科学论点。”1984年诺奖得主斯通（RichardStone）在谈到模型设计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模型设计者并不一定是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是，他们仍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如同马克思所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三、诺奖获得者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

缪尔达尔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

诺思在《理解马克思是值得的吗？》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并为100年以后的新经济史学者运用这一概念从细节上探讨“生产力、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这“赋予了马克思在经济史学者中的杰出角色”。可见，他也毫不隐晦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阿马蒂亚·森在回答自己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参考或引用过马克斯·韦伯”这一问题时表示，自己过去“确实读了韦伯和迪尔凯姆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但是，“每逢我思考一个具体的观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它与某个人的观点相类似”，这种感受产生于“在我读马克思或穆勒的时候，而不是读后来人的著作的时候”，因此，“我当然参考那些我掌握得较好的东西”。这就是说，相对于韦伯等人来说，马克思等人对他的影响是根本的。

里昂惕夫（Wassili Leontief）由于建立了投入一产出的理论体系，获得1973年的诺奖。萨缪尔森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一里昂惕夫投入一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里昂惕夫本人却在回答“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构架对您思路的形成起过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明确表示“真的没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里昂惕夫也并没有完全否认自己曾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他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马克思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一文中表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最好办法就是阅读《资本论》。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否则，他就不会向读者提出这样的忠告。”

由于首创了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而获得诺奖的斯通，在获奖后所进行的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在此应当提一下”，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由于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了1971年的诺奖。他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谈到“现代经济增长必然伴有较高发生率的负效应”这个问题时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都非常“关切”“威胁性的自然资源耗竭”这一问题。

哈耶克也不否认马克思是其某些思想的先驱者，他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一收缩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1992年，贝克尔（Gary S.Becker）因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当年的诺奖。他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导言中说，将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市场以外的人类行为”的分析“也算不上什么标新立异的东西”，因为，亚当·斯密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解释政治行为”；“边沁也清楚他的苦乐原则可以应用于全部人类行为”；还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运用所谓‘经济决定论研究市场行为、政治、婚姻和其他非市场行为”。他将马克思视为将经济分析推广到非市场领域即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众多诺奖得主中，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而获得这一殊荣的。其中，克莱因由于“在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以及将它用于分析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80年的诺奖。他曾表示，自己为了“分析或预测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的经济”而建立的“一些经济计量模型”，“是以马克思、卡莱茨基、凯恩斯、兰格、希克斯、卡尔多、麦茨勒、古德温及其他一些人的理论模型的结合为根据的”，而且，马克思的再生产和积累的图示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模型，是现今理论模型建立的先驱。在克莱因看来，马克思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把经济学理论与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的先行者”的丁伯根与弗里希（Ragnar Frisch）一起分享了1969年的首届诺奖。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则明确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卡拉斯基、费里斯和丁伯根之前，除了马克思以外，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曾获得过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建立的宏观动态模型。”。1996年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是最早应用数学的经济学家，我也不大清楚。不过马克思肯定是先驱者之一”，马克思“对运用统计学也作出了贡献”。可见，在他看来，马克思在将数学方法运用于经济学方面是一位先驱者。

前面已经提到，阿罗和希克斯是由于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而获奖的，众所周知，瓦尔拉斯被普遍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者。但森岛通夫却认为：“在数理经济学历史上应该把马克思放在同瓦尔拉一样高的地位上”，因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所以，“作为现代一般均衡的动态理论的起源，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的资本积累理论应享有同等的地位”。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森岛通夫以及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的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这就是说，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也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四、启示

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从中能够得到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萨缪尔森等获奖者，均在不同的场合下、以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的章节，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经济学家甚至是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很多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却看不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虽然这种安排都是有其具体原因或理由的，但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将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排斥在外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状况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是：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伯尔基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指出，贯穿该书的“一个大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并称“这决非什么独创的或耸人听闻的观念”。阿伦特则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表示，“马克思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我们能否顺利地将西欧传统继承下去的试金石”。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审视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思想史教育。

2 有必要研究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

萨缪尔森等诺奖获得者之所以将马克思视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并给予其相关经济学理论或方法以较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被看成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因而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既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讳言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编著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是否也有必要介绍并说明这种影响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到底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并非仅以西方经济学者的认可作为唯一或主要依据；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则更不能仅听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的一面之词。但是，这两个问题无疑是我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有必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我们应当向自己的读者或学生有所交待的问题。

3 有必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上述不少诺奖获得者认为，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或马克思是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重要先驱者之一，或学习与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是值得的，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并非无关紧要的共同之处。我们在涉及到二者之间关系时，强调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确认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的前提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以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说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并非无关紧要的共同之处及其原因。

简而言之，上述诺奖获得者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明：其一，马克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而且是全人类的马克思。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罗纳和瑟罗所说，马克思“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其二，马克思不仅是历史上的马克思，而且是现实中的马克思。就像加拿大学者帕尼奇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所说，“马克思在当时便超前地预见了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成功，并准确无误地指出了导致当下全球经济危机的许多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此次危机显示了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是，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责任编辑：孙立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