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东　钱书法

摘要：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科学范式的指导下，提出了以“劳动-分工-所有制”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框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其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施路径是以创新为动力，以内需为拉力，推动社会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发展模式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缓解和消除强制性分工和劳动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社会分工；劳动异化；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2-016-06

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构建一个既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具有现实阐释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国内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刘刚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发表了《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硬核回归与范式重生》一文（以下简称《重生》），《重生》结合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和范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技术-分工-交换-制度”为框架构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思路。作为对《重生》一文的回应，于金富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硬核与科学范式——与刘刚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范式》），在这篇文章中，于金富同志认为《重生》一文的基本观点值得商榷，认为应坚持“生产方式演进-生产关系变革”这一核心命题，以“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演进-生产关系变革一上层建筑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科学范式。

《范式》一文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坚定的理论立场值得肯定。同时，《重生》一文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相关成果，在硬核和范式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展开深入思考，其创新精神和探索勇气同样值得钦佩。针对两篇文章之间的理论分歧，笔者愿意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供广大研究者参考。

一、分工的“马克思命题”能否成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

《重生》一文提出分工理论的“马克思命题”能够作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也即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能够成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公理。但《范式》一文则认为，这是一种先入为主、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两者的分歧集中地体现在：分工理论的“马克思命题”到底能不能成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或者说，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究竟是哪些公理？

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学说中，一个理论体系的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个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范式》一文指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运动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既然《重生》一文高度强调“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那么，两者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与“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生产方式”概念可以由分工所代替，同时“生产关系”概念可以被交换所替换吗？笔者打算逐一来回答这几个问题。

1 分工与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一旦将生产方式的内涵厘清，分工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便显露出来。如同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样，分工同样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分工是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原始人类就已经学会了按照性别等生理因素进行劳动分工，也即安排不同生理特征的人与不同的生产资料结合以进行生产活动，这就是“自然分工”。并且，分工是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普遍存在的，作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征之一。另一方面，分工同样也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分工的具体形态也存在差异。典型的例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企业内部分工与一般性的社会分工开始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而这种企业内部分工恰恰体现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特征。

基于此，笔者认为，分工不仅体现了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这一基本含义，同时还反映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一更深层次的内涵。但是，分工与生产方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这是因为，除了分工，生产方式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其一，从作为劳动方式而言，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劳动对象的丰裕程度以及生产工具的数量和质量等等，都是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二，从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而言，不同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在奴隶社会的庄园劳动中，劳动者必须服从奴隶主的超经济强制，在封建社会的租佃劳动中，劳动者必须服从封建领主的超经济强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服从于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安排。

由此可见，分工是生产形式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从劳动方式层面上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其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中介环节的特性，集中地通过分工这一范畴体现出来。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分工不是生产方式的全部，不能简单地用分工来代替生产方式，它们之间只能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2 交换与生产关系

厘清交换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考察分工与生产方式两者关系那样复杂。政治经济学清晰地界定了生产关系的含义，他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等三项内容，并且，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交换更多地是一种人类行为，我们只能认为交换行为反映了某些生产关系，而不能将两者划上等号。

3 “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分工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交换甚至连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都谈不上，因此，用分工代替生产方式，用交换代替生产关系，进而将分工与交换的互动关系作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也是无法解释大量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赞成于金富教授的观点，对于某些西方经济学命题而言，即使将其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也不能自圆其说。分工与交换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借以复兴的一个理论工具，即使强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转换”，也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硬核。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拓展和框架重构

与《范式》一文相同，我们认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分析范式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作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立论基础。但是，仅仅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作用这一原理作为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的全部内容，有可能丧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具体把握，同时也难以真正将这一原理落实到经济发展的鲜活实践中来。幸运的是，《重生》一文对分工、交换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为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线索。当然，笔者将要提出的分析框架，是在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互动作用这一科学范式的指导下形成的，或者说是这一科学范式在实践中的拓展。

1 外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分工的不同源起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拓展和框架重构，应建立在劳动和分工这两大范畴的基础上。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被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探讨劳动和分工问题的代表著作，但有关劳动和分工的深层次探究可上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马克思着重关注了外化劳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私有制、分工等一系列范畴。

遗憾的是，仅就文本本身而言，《手稿》和《形态》都没有直接给出分工这一范畴的源起，我们只能根据以上这些范畴的相互关系进行推断。分工对私有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原始共同体的特征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在分工慢慢侵入这种生产过程之后，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才遭到破坏，“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表明，分工是促成私有财产、私有制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形态》中断言：“分工是私有制的同义语”。

从以上论述来看，异化劳动/外化劳动是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出现的原因，而分工也同样是促成私有制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仅就文本表述而言，异化劳动与分工、外化劳动与分工之间呈现出一种平行的逻辑关系。然而，如果区别性地看待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这两个概念，将有助于理解分工这一概念的性质。《手稿》对异化劳动的界定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而针对外化劳动，尽管《手稿》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界定，但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文本表述中推断出：外化劳动实际上是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因为劳动的对象化结果必然是以具体的使用价值呈现出来的。

对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两者进行区分，分工的两种不同源起将立即呈现出来。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因此，正如同外化劳动是人类劳动基本特征一样，分工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组织形式，即使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也存在着以性别和其他生理特征为基础的自然分工。但是，与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分工，在性质上却是截然不同的。《手稿》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大规定，也即异化劳动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并导致人同人相异化。当劳动者陷入这种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强制性分工时，则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的分工，实际上是私有制建立之后，丧失生产资料的被统治阶级屈从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之后，企业内分工更是成为这种分工的典型形式。

2 将劳动和分工嵌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范式

长期以来，分工之所以没有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分工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更多地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生产力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生产关系外，还包含了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生产方式。只不过，要深刻理解生产力、分工和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系，需要借助对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的区分来进行。

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这种劳动外化（异化）程度提高——分工深化和广化——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动态过程。因此，“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范式在经济发展领域可以被进一步演绎为“劳动一分工一所有制”的互动结构（见图1）。这一分析框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解释，在广义层面上，所有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外化劳动一社会分工一所有制”的动态框架。狭义层面上，在私有制社会形态中，还存在着“异化劳动一强制性分工一私有制”的动态框架。由于广义和狭义动态框架两者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并不将它们区分为两条分裂的反馈路径（见图2）。

广义和狭义层面的“劳动-分工-所有制”动态框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即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般要求和特殊实现形式。所谓一般要求，是指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式或所有制条件下，都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将劳动按照适当的比例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去，以实现社会经济的按比例协调发展，而实现这种一般要求的途径就是发展社会分工。经济发展的特殊形式是指，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并没有实现社会化所有，因此，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的一般要求只能通过强制性分工来实现，也即按照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意志来进行社会分工。

三、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社会分工演进和人的全面发展

建立“劳动-分工-所有制”这一经济发展理论框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科学范式，只不过，前者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些抽象概念进一步地落实到实践中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更为贴切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核心命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促使劳动者能力专业化、片面化的社会分工仍在不断深化与广化，因此，如何理解分工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统筹考虑，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理应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1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核心命题

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唤醒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和素质，使之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指，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马克思曾有过一段精辟的阐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当然，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人被局限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分工环节中，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分工对其能力上的需要，个人只能培养与工作性质有关的技能。另一方面，细化的社会分工也会将人们束缚在狭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使得个人社会关系不能充分地发展起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核心命题就是缓解乃至消除分工发展与的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

2 以创新为推力、以内需为拉力，促进社会分工深化与广化

在现时代，分工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社会分工上来看，新的产品部门层出不穷，表现为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各部门生产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企业内部分工上来看，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产品链上的中间生产环节不断地分化和独立，企业内部不同层面的分工日益深化、细化或专业化。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不能仅仅依靠要素的粗放投入了。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需要进行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创新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需要通过工艺创新延长产品价值链条，挖掘社会分工的深度，推动社会分工深化。也需要通过产品创新创造新的产业门类和产品类型，拓展社会分工的宽度，实现社会分工广化。另一方面，内需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应积极转向国内市场，针对内需构建完整的国家分工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分工体系对接，从而避免本土企业陷入低附加值板块的“分工陷阱”。从社会分工角度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转变，这实际上已经描绘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

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社会分工演进和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不能仅仅从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角度进行分析，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社会分工演进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反馈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所确立的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调整所有制关系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对发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路径做出了具体规定。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将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行业和公共品行业，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为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提供更好的交易环境。此外，国有资本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引领社会资本大量跟进，新兴部门的发展壮大有利于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张，并有效推动产品创新。

其次，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是机制灵活、贴近市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坚持“非禁即可”的原则，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非公有制的发展可能会诱发强制性分工和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这表现为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劳动者同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之间相异化等四个方面，而巩固发展公有制将从四个方面纠正和消除这种异化现象。第一，公有制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抑制了市场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私有制经济的产量无限扩张与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第二，公有制经济有利于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增强劳动的自主性。第三，公有制经济加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四，公有制经济的按劳分配原则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结论

面对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重大命题，以什么样的理论硬核来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总结全文，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与重构，必须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科学范式指导下进行，而不能依靠模仿西方经济学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纳入分析框架，可以揭示分工演进和所有制变迁对于生产力的巨大反馈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向是要消灭“异化劳动-强制性分工-私有制”这一路径，但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劳动-分工-所有制”这一路径将始终存在。马克思有关“消灭分工”的论断，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消灭“异化劳动一强制性分工一私有制”这一连锁路径，消灭强加给劳动者的分工角色，消灭造成人与产品、人与生命活动、人与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发生异化的劳动过程，而这些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关怀。在本文中，我们将异化和异化劳动引入分析，其用意并不是要用人的人类学本质去推演经济发展进程，更不是要用人本主义去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消灭分工、扬弃异化，就是要实现完整的人或总体的人，而这必须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

第三，我国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根本要义就是要通过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推力和内需拉力是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力量，一方面，需要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和广化；另一方面，将内需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拉力，就是要求针对内需构建完整的国家分工体系，并使之与国际分工体系对接，拉动本土企业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实现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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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洪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