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佳　章平　许志成

摘要：围绕“外在的公共政策如何与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激发公共品自愿供给”这一问题，在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研究的经济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通过近年关于社会偏好的博弈实验、自然和田野实验等跨学科研究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最新应用和前沿动向来对此进行解答，发现制定公共政策的情境、缺少有效信息、个体异质性均会影响合作的形成，而增强个体自主性则会改善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偏好的挤出效应。

关键词：公共政策；社会偏好；公共品；自愿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36-03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将传统的公共品治理逻辑归纳为“两种物品类型（传统经济学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品两类）”、“两种最优组织形式（国家抑或市场）”和“一种个体模型（假定个体理性利己而不关心他人利益）”。正如休谟所指出的，在设计任何制度与确定法律和政策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其全部行动由完全谋求一己私利的原则指导。公共政策理论继承了这种传统，于是认为制定公共品供给政策时应该通过调整激励结构促使政府和个人都以自利的原则合作提供公共产品。众所周知，搭便车卸责的机会主义问题仍是当前经济学理论和公共政策设计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如何在公共品供给中摆脱国家和市场的二元组织形式、超越集体行动的社会困境，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

本文在厘清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的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尝试通过近年关于社会偏好的博弈实验、自然和田野实验等跨学科研究在公共政策设计中的最新应用和前沿动向，来对“外在的制度如何与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激发公共品自愿供给”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并总结了这些研究的政策含义。

1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理论演化脉络

1.1新古典模型结论：国家抑或市场

早期受新古典主义影响，西方学者对公共品的供给和治理持有悲观的论点。由于公共品产权不清导致外部性，无法有效制止使用者搭便车，因而其供给必然不足。同样，由于公共开放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出于自利，个人必然过度攫取公共资源带来的利益，从而导致租值耗散。这一问题始终与公共选择和社会选择的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中的合作、搭便车和集体行动问题紧密联系。哈丁称之为“公地悲剧”，博弈论称之为“囚徒困境”，而奥尔森则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一过程归纳为“集体行动的逻辑”，理性的资源使用者容易发生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问题，而不会选择合作。

显然新古典主义将公共品的供给和治理困境视为市场失灵，其政策导向无非就是政府介入，或是将该类资源的产权重新界定（一般是私有化）。第一，政府直接管制，或者政府通过税收调节以确保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相等。但是数十年来的发展证明政府直接干预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政府干预也有各种失灵现象。事实上政府也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以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政府可能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干扰。第二，将公共品的产权私有化。科斯认为，如果产权界定明晰并可以自由交易，那么不论产权归属于谁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只要产权明晰，公共品的供给完全可以由私人来完成。但是产权交易的成本过高会破坏这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1.2公共资源使用者内部自发形成的多中心自我治理

由于以上两种治理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缺陷，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治理模式，第三种日益受到重视的解决方式便是通过当地资源使用者的自治（self-governance of appropriators）来达成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和使用。

奥斯特罗姆领衔的研究团队挑战了传统理论认为的“公共品难以管理，且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或者产权私有化才能有效供给”的结论。借由渔业、牧场、森林和湖泊等诸多经验个案研究，提出资源使用者能够产生自愿合作的集体行动与自我治理，发展出复杂的决策和规则实施机制，化解利益冲突，结果经常比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要好。这一结论为超越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政策解决路径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1]。许多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地的公共品供给制度进行长期的系统研究，结果显示不管在先进或落后国家，人们都可以发展出完整而有效的制度或传统规范来治理公共品。

2公共品自愿供给博弈模型和行为实验研究

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与融合为理解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在公共品理论和实验研究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传统的公共品实验已经表明，人们既不会如完全理性模型预测的那样全部选择零供给的搭便车策略，也不会全部达成合作供给。同时研究者归纳了影响供给量大小的几大因素：（1）边际个体回报（MRPC，Marginal Per-Capita Return），依赖于公共品的MRPC高的个体供给量也相应大，反之则会选择低供给甚至零供给[2～4]。（2）群体规模和匹配方式，合作者与搭便车者不同的群体规模和组成比例、博弈自始至终与固定搭档进行博弈，每一轮都随机确定搭档也会产生不同的公共品供给量。群体规模越大，合作集体行动越难发生，供给越少[5，6]。（3）社会信息的交流和学习，采用不同形式的社会信息交流和学习可以减少因搭便车等非合作行为而造成的效率损失，特别是面对面交流对于增加供给和提高效率特别有用[7]。

近些年来，研究者尝试借鉴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将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与外在的制度激励纳入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克服搭便车同时提高合作水平，而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2.1基于社会惩罚的激励机制

面对大量实验结果所显示的普遍导致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搭便车问题，除了检验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预测，经济学家也开始致力于探寻克服搭便车的治理之道。其中两种备受关注的解决方式便是不依赖于中央集权的、个人分散实施的惩罚[8]和利用公共品群体准入或者退出规则进行甄别和惩罚[9]。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实施惩罚是需要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时，惩罚确实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激励，增加合作供给行为，但由于惩罚需要成本，几乎对效率没有产生作用。因此，不可高估基于社会惩罚的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提升作用，能够促进群体成员的自愿供给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2.2社会偏好：对对等性、利他和公平的关注

面临两难的社会困境，实验和案例依然表明人类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而且带有私人执行的社会惩罚与没有惩罚时相比，反倒是降低了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10]。那么这种自发的合作秩序如何形成，其内在机理是什么？综合演化生物学、演化博弈论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便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11，12]，并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究竟何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经济学家将之归类为对等性、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恶意或嫉妒偏好，即个体的行为特征既有在除去自利等关心自身物质利益方面的自涉偏好外，还包含关心他人的他涉偏好[11]。而且，不少研究者已经尝试扩展传统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将社会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中[13-15]，并解释了更为丰富的经济现象。

社会偏好在解释自发合作秩序形成和演化时更多地依赖于由他涉偏好所引致的条件合作行为（conditional cooperation，在他人合作的前提下选择合作）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作用。如委托-代理实验中委托代理双方的礼物交换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其程度受到纵向不公平、信息结构和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源在于部分经济个体表现出的公平考虑等社会偏好[8]。而如果企业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就会减少代理成本和委托收益[16，17]。进一步的，通过构建一个纳入异质性偏好（自私、无条件合作者和有条件合作者三类参与人）、状态依赖偏好、随机行为和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发现少数偶发的搭便车行为和强对等性偏好会致使合作减少，而减少外部强加的惩罚会使得合作更稳定[8，18]。

3公共品自愿供给研究的政策含义

虽然正如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的，人们并非完全自利，广泛存在社会偏好（在有些文献中也称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因而公共品自愿供给不但可以由惩罚和奖励等外显激励产生，也可以由温情式（warm glow）利他和公平感等内在因素激发，但是长期以来公共经济学仍然采取将人类的社会偏好和作为外显激励（explicit incentives）的公共政策制定简单的二元分割处理的分析方法。于是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制定变成了如何协调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设计问题。

虽然这种正式制度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其实际的效果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旦当外显激励型的公共政策或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社会偏好产生影响时，传统二分法就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尽管正式制度的引入提高了个人的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利他动机（一定的挤入效应crowding in），但是却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即外显激励挤出内在动机。造成这种挤出效应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于强调外显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使个人产生了不被信任以及道德水平不被认同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引起内在利他动机被抑制，也有可能是这种外显激励和惩罚机制使得个人认为这种正式制度使自己处于被驱使的弱势地位而产生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因此当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发生时，简单的二分法指引下的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当挤出效应发生时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可能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大量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担忧。如有偿献血的外显激励结构挤出了拥有无偿献血社会偏好个体的献血积极性[19]。

因此，将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偏好形成进行二分法处理是不恰当的，由于外显激励（惩罚等一系列公关政策）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具有的“挤入”和“挤出”效应，出于善意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公民社会责任感（社会偏好）。因此将内在动机的社会偏好纳入公共政策和机制设计，使得好制度和好公民形成良好的互相扶持促进的关系，则对公共品供给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4结论与展望

强调策略互动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实验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假设也已经逐渐为经济学界所接受。大量自然和田野研究都已确证一系列集体行动问题至少已经是部分成功解决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充分考量外显激励和内在社会偏好之间的关系：第一，在不同情境下正向和负向的激励对内在社会偏好产生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是不同的。尽管机制设计可以提供相当多的指导，但是必要的实验会减少政策实施的风险。第二，当有效外显激励所需要重要信息缺乏可验证性而导致不完全契约时，外显激励的效果被大幅削弱，采用不切实际的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常常反而挤出了亲社会性偏好或公民意识（civic spirit），这时应该更为重视社会偏好下的公民自治。第三，群体成员的异质性导致难以制定统一的公共政策协调不同的利益团体，此时应该充分考虑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得社群成员更好地自发形成合作机制。因此，公共政策设计应掌握好外在制度与内在社会偏好良性互动的尺度，增加个体的自主性，允许他们通过设计自己的行为规则，利用局部的个体知识改善合作水平。

这一点在当下转型中国具有现实的政策含义，转型期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同样有赖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偏好双重激励协调发展。在公共品供给主体和方式上，如何实现政府、NGO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发挥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作用，同时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理性和责任感。比如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GDP比例仅为0.01%，远远低于美国（2.2%）等发达国家，还低于“金砖”国家；又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新的社区结构日趋复杂，如何协调社区公共品供给成为摆在政府和老百姓面前新的难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实施惩罚是需要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时，惩罚确实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激励，增加合作供给行为，但由于惩罚需要成本，几乎对效率没有产生作用。因此，不可高估基于社会惩罚的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提升作用，能够促进群体成员的自愿供给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2.2社会偏好：对对等性、利他和公平的关注

面临两难的社会困境，实验和案例依然表明人类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而且带有私人执行的社会惩罚与没有惩罚时相比，反倒是降低了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10]。那么这种自发的合作秩序如何形成，其内在机理是什么？综合演化生物学、演化博弈论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便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11，12]，并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究竟何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经济学家将之归类为对等性、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恶意或嫉妒偏好，即个体的行为特征既有在除去自利等关心自身物质利益方面的自涉偏好外，还包含关心他人的他涉偏好[11]。而且，不少研究者已经尝试扩展传统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将社会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中[13-15]，并解释了更为丰富的经济现象。

社会偏好在解释自发合作秩序形成和演化时更多地依赖于由他涉偏好所引致的条件合作行为（conditional cooperation，在他人合作的前提下选择合作）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作用。如委托-代理实验中委托代理双方的礼物交换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其程度受到纵向不公平、信息结构和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源在于部分经济个体表现出的公平考虑等社会偏好[8]。而如果企业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就会减少代理成本和委托收益[16，17]。进一步的，通过构建一个纳入异质性偏好（自私、无条件合作者和有条件合作者三类参与人）、状态依赖偏好、随机行为和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发现少数偶发的搭便车行为和强对等性偏好会致使合作减少，而减少外部强加的惩罚会使得合作更稳定[8，18]。

3公共品自愿供给研究的政策含义

虽然正如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的，人们并非完全自利，广泛存在社会偏好（在有些文献中也称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因而公共品自愿供给不但可以由惩罚和奖励等外显激励产生，也可以由温情式（warm glow）利他和公平感等内在因素激发，但是长期以来公共经济学仍然采取将人类的社会偏好和作为外显激励（explicit incentives）的公共政策制定简单的二元分割处理的分析方法。于是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制定变成了如何协调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设计问题。

虽然这种正式制度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其实际的效果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旦当外显激励型的公共政策或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社会偏好产生影响时，传统二分法就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尽管正式制度的引入提高了个人的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利他动机（一定的挤入效应crowding in），但是却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即外显激励挤出内在动机。造成这种挤出效应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于强调外显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使个人产生了不被信任以及道德水平不被认同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引起内在利他动机被抑制，也有可能是这种外显激励和惩罚机制使得个人认为这种正式制度使自己处于被驱使的弱势地位而产生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因此当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发生时，简单的二分法指引下的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当挤出效应发生时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可能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大量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担忧。如有偿献血的外显激励结构挤出了拥有无偿献血社会偏好个体的献血积极性[19]。

因此，将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偏好形成进行二分法处理是不恰当的，由于外显激励（惩罚等一系列公关政策）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具有的“挤入”和“挤出”效应，出于善意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公民社会责任感（社会偏好）。因此将内在动机的社会偏好纳入公共政策和机制设计，使得好制度和好公民形成良好的互相扶持促进的关系，则对公共品供给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4结论与展望

强调策略互动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实验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假设也已经逐渐为经济学界所接受。大量自然和田野研究都已确证一系列集体行动问题至少已经是部分成功解决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充分考量外显激励和内在社会偏好之间的关系：第一，在不同情境下正向和负向的激励对内在社会偏好产生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是不同的。尽管机制设计可以提供相当多的指导，但是必要的实验会减少政策实施的风险。第二，当有效外显激励所需要重要信息缺乏可验证性而导致不完全契约时，外显激励的效果被大幅削弱，采用不切实际的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常常反而挤出了亲社会性偏好或公民意识（civic spirit），这时应该更为重视社会偏好下的公民自治。第三，群体成员的异质性导致难以制定统一的公共政策协调不同的利益团体，此时应该充分考虑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得社群成员更好地自发形成合作机制。因此，公共政策设计应掌握好外在制度与内在社会偏好良性互动的尺度，增加个体的自主性，允许他们通过设计自己的行为规则，利用局部的个体知识改善合作水平。

这一点在当下转型中国具有现实的政策含义，转型期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同样有赖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偏好双重激励协调发展。在公共品供给主体和方式上，如何实现政府、NGO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发挥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作用，同时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理性和责任感。比如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GDP比例仅为0.01%，远远低于美国（2.2%）等发达国家，还低于“金砖”国家；又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新的社区结构日趋复杂，如何协调社区公共品供给成为摆在政府和老百姓面前新的难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实施惩罚是需要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时，惩罚确实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激励，增加合作供给行为，但由于惩罚需要成本，几乎对效率没有产生作用。因此，不可高估基于社会惩罚的机制对于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提升作用，能够促进群体成员的自愿供给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2.2社会偏好：对对等性、利他和公平的关注

面临两难的社会困境，实验和案例依然表明人类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而且带有私人执行的社会惩罚与没有惩罚时相比，反倒是降低了自发合作秩序的形成[10]。那么这种自发的合作秩序如何形成，其内在机理是什么？综合演化生物学、演化博弈论和人类学等跨学科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便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11，12]，并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究竟何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经济学家将之归类为对等性、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恶意或嫉妒偏好，即个体的行为特征既有在除去自利等关心自身物质利益方面的自涉偏好外，还包含关心他人的他涉偏好[11]。而且，不少研究者已经尝试扩展传统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将社会偏好纳入分析框架中[13-15]，并解释了更为丰富的经济现象。

社会偏好在解释自发合作秩序形成和演化时更多地依赖于由他涉偏好所引致的条件合作行为（conditional cooperation，在他人合作的前提下选择合作）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的作用。如委托-代理实验中委托代理双方的礼物交换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其程度受到纵向不公平、信息结构和竞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源在于部分经济个体表现出的公平考虑等社会偏好[8]。而如果企业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就会减少代理成本和委托收益[16，17]。进一步的，通过构建一个纳入异质性偏好（自私、无条件合作者和有条件合作者三类参与人）、状态依赖偏好、随机行为和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发现少数偶发的搭便车行为和强对等性偏好会致使合作减少，而减少外部强加的惩罚会使得合作更稳定[8，18]。

3公共品自愿供给研究的政策含义

虽然正如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的，人们并非完全自利，广泛存在社会偏好（在有些文献中也称亲社会性偏好，pro-social preference），因而公共品自愿供给不但可以由惩罚和奖励等外显激励产生，也可以由温情式（warm glow）利他和公平感等内在因素激发，但是长期以来公共经济学仍然采取将人类的社会偏好和作为外显激励（explicit incentives）的公共政策制定简单的二元分割处理的分析方法。于是公共品供给政策的制定变成了如何协调参与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设计问题。

虽然这种正式制度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其实际的效果却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旦当外显激励型的公共政策或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社会偏好产生影响时，传统二分法就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尽管正式制度的引入提高了个人的出于直接利益考量的利他动机（一定的挤入效应crowding in），但是却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产生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即外显激励挤出内在动机。造成这种挤出效应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于强调外显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使个人产生了不被信任以及道德水平不被认同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引起内在利他动机被抑制，也有可能是这种外显激励和惩罚机制使得个人认为这种正式制度使自己处于被驱使的弱势地位而产生不合作的消极态度。因此当挤入效应或挤出效应发生时，简单的二分法指引下的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当挤出效应发生时传统外显激励政策可能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大量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担忧。如有偿献血的外显激励结构挤出了拥有无偿献血社会偏好个体的献血积极性[19]。

因此，将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和社会偏好形成进行二分法处理是不恰当的，由于外显激励（惩罚等一系列公关政策）对个体内在的社会偏好具有的“挤入”和“挤出”效应，出于善意的正式制度并不能完全替代良好的公民社会责任感（社会偏好）。因此将内在动机的社会偏好纳入公共政策和机制设计，使得好制度和好公民形成良好的互相扶持促进的关系，则对公共品供给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4结论与展望

强调策略互动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实验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假设也已经逐渐为经济学界所接受。大量自然和田野研究都已确证一系列集体行动问题至少已经是部分成功解决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充分考量外显激励和内在社会偏好之间的关系：第一，在不同情境下正向和负向的激励对内在社会偏好产生挤入还是挤出效应是不同的。尽管机制设计可以提供相当多的指导，但是必要的实验会减少政策实施的风险。第二，当有效外显激励所需要重要信息缺乏可验证性而导致不完全契约时，外显激励的效果被大幅削弱，采用不切实际的外显激励机制设计常常反而挤出了亲社会性偏好或公民意识（civic spirit），这时应该更为重视社会偏好下的公民自治。第三，群体成员的异质性导致难以制定统一的公共政策协调不同的利益团体，此时应该充分考虑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得社群成员更好地自发形成合作机制。因此，公共政策设计应掌握好外在制度与内在社会偏好良性互动的尺度，增加个体的自主性，允许他们通过设计自己的行为规则，利用局部的个体知识改善合作水平。

这一点在当下转型中国具有现实的政策含义，转型期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同样有赖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偏好双重激励协调发展。在公共品供给主体和方式上，如何实现政府、NGO和公民的良性互动，发挥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作用，同时注重培养公民的社会理性和责任感。比如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GDP比例仅为0.01%，远远低于美国（2.2%）等发达国家，还低于“金砖”国家；又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新的社区结构日趋复杂，如何协调社区公共品供给成为摆在政府和老百姓面前新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