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探析

张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魏书·高句丽传》的口述史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高句丽建国传说，二是高句丽基本概况。魏收将上述史料纳入正史文献，增强了文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凸显了史料研究的价值。

《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由来已久，“远古时代，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便把祖辈们的光辉业绩和他们自己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事迹，辗转复述，传给后世。这些口头传说便成为历史学的最初形态”[1]。这就是最初的口述史料，它通常以神话传说为表现形式。文字产生后，口述史料更多地表现为歌谣和故事。

口述史料包含在文献中，具有一定的史学意义，如补史、证史，为史家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视角，引导史家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顾颉刚先生曾用民间传说的演变阐释古史传说的意义，他认为：“正如文学之有朝野区分，历史也有士人写定的正史和民间流传的口碑之别，而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接近真实，对民众更有意义，故不容新史学家忽略。”[2]当然，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能否直接用于历史研究，需要考证和辨析。

一、《魏书》的口述史料

魏收重视搜集调查访谈资料，《北齐书·卢叔武传》记载：“魏收曾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经过实地调查，搜集整理，最终以文学的笔法，生动地穿插在历史人物或事件中。这就是《魏书》中的口述史料。

依据口述史料定义，它一般是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谣、歌谣、儿歌等。这些史料来自于民间。《魏书》的口述史料具有明显标志，如“时人语”“宫人歌”“民颂之”“古谚”“百姓歌”和“乡里语”等。例如《魏书·献文六王传》卷21，其宫人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魏书·王慧龙附王尊业传》卷38，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魏书·房法寿传》卷43，乡里为之语曰：“有义有礼，房家兄弟。”《魏书·吕罗汉传》卷51，民颂之曰：“时惟府君，克己清明。缉我荒土，民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魏书·李彪传》卷62，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畴，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乃改歌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魏书·临渭氐苻健传》卷95，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又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见天星。”除上述史料外，《魏书》中的口述史料还有很多，篇幅所限，不再引用。

二、《魏书·高句丽传》的口述史料

《魏书·高句丽传》的口述史料分两部分：

（一）高句丽建国传说

《魏书·高句丽传》是首次记录高句丽建国传说的正史文献，史料如下：“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余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有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虽矢少，殪兽甚多。夫余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告朱蒙曰：‘国将害汝，以汝才略，宜远适四方。’朱蒙乃与乌引、乌违等二人，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余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鱼鳖乃解，追骑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纳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笔者认为上述史料属于口述史料，来自于高句丽人的口耳相传而非文献传承。原因有三：第一，从中国文献记载看，虽然与上述传说内容相似的文献还有王充的《论衡•吉验篇》、鱼豢的《魏略》、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它们成书时间均早于《魏书》，但史料中并未提及高句丽。《魏书》全文近100万字，《高句丽传》只是边疆民族传中最普通的传记，魏收不可能为一篇传记而创立一个传说。第二，从高句丽人的传说记载看，《好太王碑》的内容虽然与《魏书·高句丽传》相似，但也有差别。前者字数简略，只有邹牟王、母河伯女郎、沸流谷忽本西为都城等，后者记为朱蒙、纥升骨城等，说明魏收并未看到好太王碑，或间接得到过碑文。第三，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的传说记载看，二者也有差别，虽然《三国史记》成书晚于《魏书·高句丽传》，但记录最完整。之所以将二者进行比较，原因在于《三国史记》部分史料来源于高句丽古史。古史“《留记》的撰述时间或始于公元前35年，此时为中原王朝的西汉，是高句丽建国后第三年。”[3]说明高句丽“古史”远远早于《魏书·高句丽传》。但魏收应该未能看到高句丽“古史”，因为《留记》作为高句丽自己撰写的历史，属于统治阶层内部，北魏使者或魏收不可能轻易看到。因此，笔者认为《魏书·高句丽传》的建国传说不是来源于文献记载，它更可能来自于魏收或北魏使者对高句丽实地考察，属于口述史料。

针对上述传说内容，笔者提出三点疑问加以分析：

1．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创作主体是谁

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创作主体是高句丽人。原因有二：一是首次记录高句丽建国传说的文字资料是《好太王碑》，其开篇追溯先祖功绩的文字虽然内容简单，但得到过高句丽王的认可，且出自高句丽之手。二是史料源于高句丽“古史”的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也于开篇记述了建国传说，高句丽“古史”当为高句丽人所作，其建国传说自然也出自高句丽人之手。因此，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创作主体显然是高句丽人，而非正史中首次记录建国传说的《魏书·高句丽传》。

2．高句丽建国传说形成于何时

追溯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形成时间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看《好太王碑》的成文时间。《好太王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说明至迟这一时期，建国传说已形成。二是看高句丽“古史”的初成时间。前文论述，《留记》的撰述时间或始于公元前35年。两种途径得到的结论是：高句丽建国传说形成时间为公元前35年至公元414年之间。但依常理推断，高句丽建国伊始，政权尚不完备，可能使用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但复杂的建国传说应该是未能形成的。所以，这里可以确定的只有建国传说形成的下限，即公元414年。

另外，从其他记载与高句丽建国传说相似的文献看，《论衡·吉验篇》的作者王充生活在光武帝建武三年（27）至章帝建初四年（79），《魏略》的记载见于裴松之（372—451）作《三国志》注中，范晔（398—445）所处时代更晚。排除时间较晚的后两者，说明传说的主体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已形成。李大龙先生认为：“早在东汉时期高句丽人就已经创造了建国神话，只是这一神话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而这一建国神话的完善是逐步的，但传说的完善不会晚于好太王时期。”[4]笔者也同意这一观点。

3．高句丽建国传说具有怎样的影响

高句丽建国传说从形成起到公元414年止，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其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伴随高句丽政权发展壮大，其传说已广被世代子孙所认可。高句丽第19代王好太王时期，其疆域辽阔，“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魏书·高句丽传》）。高句丽堪称实力雄厚、割据一方的“大国”，因此，《魏书·高句丽传》具备了记录高句丽建国传说的可能，它源于高句丽人所到之处建国传说的传播。

综上，虽然《魏书·高句丽传》是首次记录建国传说的正史文献，但传说创作和传播的主体都是高句丽人，魏收只是间接的接受者。所以，建国传说是口述史料，来源于魏收直接或间接的实地考察，并将所得口述史料经过加工转录而已。

（二）高句丽基本概况

《魏书·高句丽传》中高句丽基本概况的内容如下：“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参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民皆土著，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塉，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俗淫，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其王好治宫室。其官名有谒奢、太奢、大兄、小兄之号。头著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立则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后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

这段史料也属于口述史料，来源于北魏使者的走访调查。《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外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这段史料出现于高句丽基本概况的记录之前。记载同一事件的还有《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太延元年……高丽、鄯善国并遣使朝献。”《资治通鉴·宋纪·太祖》：“元嘉十二年六月丙午，高句丽王琏遣使入贡于魏，且请国讳。魏主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拜琏都督辽海诸军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长寿王）二十三年（435），夏六月，王遣使入魏朝贡，且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使录帝系及讳以与之。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王为都督辽海诸军事。”

上述史料说明，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公元435年，李敖到达高句丽王所居的平壤城，访其方事，于是有了《魏书·高句丽传》中对高句丽基本概况的描述，史料出自李敖的实地考察，魏收是间接引用者。

翻阅《魏书》，未见李敖传记，所以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至于其官职“员外散骑侍郎”，出自于“散骑常侍”：魏晋时期开始设置，前身是汉代散骑、中常侍，其职责为“入则规谏过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魏末增加员额，新增者称“员外散骑常侍”，隶属于集书省。从其职责来看，李敖当为谏官、顾问，由其充当使者出使高句丽，说明北魏皇帝对高句丽的重视，而另一方面，“访其方事”也可看作北魏对强大的高句丽政权的提防。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李敖不辱使命，考察高句丽基本概况，对魏收撰写《高句丽传》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的深层根源

《魏书》的作者魏收生活在北魏至北齐，高句丽文咨明王到平原王时期。对魏收写《高句丽传》而言，可以说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这对史书的撰写具有了时间优势。

《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的深层根源是高句丽与北魏之间关系密切。

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存续时间，表现在三点：

政权建立前，二者是共存共荣的两个少数民族。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者是夫余王子朱蒙，但其民族渊源可追溯到商周之际。周秦之时，中原政权管理北方地区，高句丽人与周边各民族都有交往和联系。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朝廷于卫氏朝鲜故地设四郡，高句丽县属玄菟郡。高句丽人的聚居之地正式接受西汉王朝统辖。这是高句丽建立前的民族发展史。北魏政权是拓拔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民族渊源久远。《魏书·序记》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说明它与汉族是共同的祖先。“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说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拓拔鲜卑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威振北方”。高句丽与北魏在政权建立之前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地位平等，各自发展。

政权建立后二者在不断完善中成为强国。高句丽政权建立于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政权建立之初，高句丽人便开始对外扩张，其疆域一度辽阔至极，实力雄厚。经过两汉、三国直至魏晋，高句丽政权在发展中不断壮大，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快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直至唐初，被唐罗联军所灭，共存在705年。北魏政权建立于公元386年，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存在400多年。但北魏发展迅速，拓跋焘扫平漠北，一统北方；孝文帝进行改革，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的进程，同时，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其后期政治较为混乱，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武定八年（550），高洋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西魏亡于恭帝三年（557），北魏历史结束。两个政权的共同特点是都曾盛极一时，称霸一方。从政权存续时间上看，高句丽远远长于北魏，但从二者的影响上看，北魏远远胜过高句丽。

政权交叉的时间里二者因各自地位的不同而有联系。根据二者的存续时间，可以看出两个政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共存的。北魏政权建立时，高句丽正处于第18代王统治时期。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北魏政权与强盛之至的高句丽之间必然有着复杂的关系，而时间上的共存是二者交往的基础。

其次，魏燕战争后高句丽与北魏开始相邻。北魏建国初期，拓跋鲜卑势力虽然不断向东发展，但与高句丽并不接壤。他们之间先有后燕（384—407）相隔，后有北燕（407－436）相隔。直到魏燕战争后，二者开始相邻。地域邻近为增进两国间的了解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二者交往频繁，表现在高句丽的朝贡与北魏的册封。据《魏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向北魏遣使史

料如“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正始中，世宗于东堂引见其使芮悉弗”、“讫于武定末，其贡使无岁不至。”而北魏册封高句丽史料如“太和十五年……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曰康。又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又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神龟中……遣使策赠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又拜其世子安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出帝初，诏加延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天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可见，二者交往频繁，关系密切。

基于上述渊源，可以说《魏书·高句丽传》具有大量口述史料是情理之中，而且这种口述史料较之文献史料来源，更具真实可靠性。

至于《魏书·高句丽传》口述史料的价值，笔者认为，由于口述史料来源于作者直接或间接的走访调查，它们就更值得我们关注。至少《魏书·高句丽传》的口述史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魏收全面记录了高句丽人口中神话祖先的文字，说明高句丽建国传说在魏收生活的时代已非常盛行，并达到了高句丽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的效果。这与高句丽政权的强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息息相关。而我们舍去建国传说中神话的内容，它就是高句丽建国史的真实记录。二是魏收笔下的高句丽基本概况虽与前代文献存在相似之处，但其相似之处多表现于高句丽稳定的生活习俗，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证明，前代史书的记录也是真实可靠的。前代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走访调查，但从史料对比看，其价值就充分展现出来了。

[1] 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266.

[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215.

[3] 张芳.高句丽“古史”辨[J].东北史地,2012(1):28-30,24.

[4] 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12.

（责任编辑、校对：郭静）

The Oral History of Wei Shu•Goguryeo

ZHANG F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150018, China)

The oral history ofWei Shu•Goguryeoincludes two parts. One is the legend of Goguryeo; the other is the basic of Goguryeo.Wei Shucollected the data into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which enhanced 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ed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Wei Shu•Goguryeo; oral history

K235

A

1009-9115(2014)01-0111-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1.0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10&ZD085）

2013-09-14

张芳（1979-），女，吉林敦化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