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义混用原因试析

2014-02-12李福言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年1期

李福言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祇”“祗”“禔”字，《说文》[1]截然三训：“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从示氏声。巨支切。”“祗，敬也，从示氐声。旨移切。”“禔，安福也，从示是声。易曰：禔既平。市支切。”

后来经籍混用严重，各家说法不一。如段玉裁[2]用“凡假借必同部”这一理论解释“祇”等字混用之误。认为《周易》无祇悔，《经典释文》祇，辞也，祇、衹皆氏声，祇假借为衹。笔者考通志堂本《经典释文》[3]作“祗”，释为“音之，辞也，马同，音之是反。又云韩伯祁支反，云大也，郑云病也。又云王肃作禔，时支反，陆云禔，安也。又云九家本作字，音支。”段玉裁认为疧、衹、禔、支，“音读皆在第十六部”，而“通志堂刻作无祗悔，则误”，因“氐”字在十五部，与十六部氏别。“郑云当为坻，小丘也，此则改为第十五部字”。段氏认为，“当为”是以音近之字易形误之字，“此云当为，则郑谓祇为字之误也”。进而认为，“《五经文字》《广韵》作衹者是也”。段玉裁又说，唐石经都用从“衣”之衹，可能与颜师古太宗朝刊定经籍用字有关，到宋代《类篇》开始混乱，“衹、祇皆云適也”，“《韵会》则从示之祇训適也，近日经典训適者，皆不从衣，与唐不合”。

段玉裁属于极端“音近义通”派，过于强调“凡假借必同部”来解释祇、疧、衹、禔之假借关系，而没有具体说明“衹”字音义问题，值得商榷。

徐灏认为，作“语辞”用的“適”，是借“祗敬字”而音略有差异，没有用“神祇”字之理，唐人作衹、秖，张参用之，不足为法，段玉裁却为所误[4,p1057]。徐灏所论，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全面。

朱珔认为祇、禔相互假借，祗、坻可通，祇、底可通，但祗、祇不可通，认为这可能与传本差异有关[4,p16150]。

钱大昕不同意祗敬字训適这一观点，主张在音近义通的基础上，辨形又辨义，认为“禔”训安福，安与適义相承，“禔”可以训適，古文“氏”“是”通，所以在训適这一义项上，“祇”与“禔”通。衹、袛、秖三字虽有音近关系，但意义相差太远，所以不能通用[5]。

承培元以同声相借解释“禔”“祇”等字假借关系，并折中诸家论说，认为“祇”借为“禔”，所以有“安”的意思，又借为“疧”，所以有“病”的意思，“是”“氏”皆在支韵，而祗敬的声符“氐”在齐部，现在同入支韵，承讹已久，不可复正。承氏所论，有一点道理，但对三字形音义的具体假借考察不足[4,p1053]。

金鹗撇开读音不管，直接从形义关系出发，试图解决“祇”字混用问题。他在《求古录礼说》中从“祗”“禔”“祇”三字形义关系出发，在解释上貌似圆通，实则略显片面。如认为“祗”训敬，敬则能安，安则自適，又为语词。而“禔”训安福，则“祗”“禔”通。古地祇字本作，示人之示本作视，后把视作瞻视之视，将作示人之示，将祇敬之祇作地，把祇字下加点作祗成祗敬之祗，其实祇、祗本是一字。

王鸣盛曾对《周易·坎卦》“祇既平”进行考证，从疏通经文大意出发，认为应为“禔既平”。“示部禔字注安福也，从示是声。《易》曰禔既平，市支切。今毛板注疏作祇既平。《经典释文》引郑云祇当为坻，小丘也。京作禔，《说文》同，安也。《周易集解》坎九五爻词，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虞翻曰盈，溢也。艮为止，谓水流而不盈，坎为平，祇，安也，艮止坤安，故祇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愚谓地道变盈而流谦，九五居尊而体坎，互艮，艮止坤安，不至盈满，因安致平，焉得有咎。《象传》中未大正，美之也。此汉文帝宋仁宗足以当之。许氏自言《易》称孟氏。京房，孟喜之弟子，故同作禔，此古文也。观郑康成注，汉俗儒已改为祇，郑因其义不可通，故改坻训小丘。但小丘皆平，水将泛溢，焉得平乎。不如虞义善也。王弼乃曲说云，为坎之主，而无应辅，未能盈坎，不盈则险不尽。祇，辞也，尽平乃无咎也，说既平乃无咎，则九五未免于咎也。汉易赖李鼎祚得存而其人本不通经，虽采虞义，仍从俗学，经注皆改禔为祇，予所据毛晋就胡震亨本手校者。”[6,p304]

王鸣盛弟子迮鹤寿后出转精，照顾到经文大意和音近义通问题，补充说，“禔既平”也可以作“祇既平”，“是”与“氏”相假借，但形旁不同，义又疏远，“禔”作“坻”“秪”“衹”皆非。“鹤寿按，示，旌旂也，从二，借为神祇字，又借为告示字。禔，李善《文选注》引作安也，并无福字。京房作禔，而虞翻作祇者，是与氏得相假借也。若康成改祇为坻，是与氏不得相假借则非矣。祇亦在示部，適也，从示氏声，别作秪衹皆非，借为神祇字。”[6,p305]迮鹤寿的论断很有启发性，暗示了研究音义问题的前提，即正视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在训释文字上的差异。

综合来看，诸家所论三字音义，多与音近义通问题有关。这里的“音”指声符，“音近”即声符相同或相近，且必须在同一韵部，“义”指字义，“音近义通”指在音近的情况下，不同形体的文字可以假借。音近义通的前提是音近，即在同一韵部。

由于对音近义通认识各有侧重，所以结论也多不一致。有的走上极端，认为音近义必通，不论文字的形与义，如段玉裁；有的侧重文字形体（主要指形符），形体不同，意义不同，便不可假借，如朱珔；有的侧重文字意义，意义不同，即使形体相近，语音相似，也不能假借，如徐灏；有的兼斯二者，即主张形义兼考，如钱大昕；有的折中诸家，兼释形音义，如承培元；有的不论读音，直接形义，如金鹗；有的广泛考察，经学小学兼释，如王鸣盛与其弟子迮鹤寿等等。虽结论不一，分歧较大，但都认同音近义通这一观点，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诸字间音、形、义的关联性以及与经文大意的关系问题。

要想很好解决诸字混用情况，在形音义互相求的基础上，还要认清三字相互假借的音义层次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握“音义”变化的时代阶段，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共时的形体混用。诸家所论分歧较大，主要是没从音义变化的层次性、阶段性上把握字形混用，或拘泥于音，或拘泥于形，或拘泥于义，最终只能管窥蠡测，未见全体。

许慎《说文》认为“祇”“禔”异音异训。许慎，东汉人，其语音属于上古音系统。上古“氏”“是”音同，段玉裁考证皆在十六部，祇，群母之韵，禔，定母之韵，所以“祇”“禔”可通，即皆有安义，属于音近义通。“祗”上古章母脂韵，从氐，上古属十五部，与氏音不同，《说文》分用划然。祗，敬也，敬有安义，安又有適义，又用为语辞。禔，安福也，亦可引申为適义，属词义引申。两汉至六朝，语音不断发展，脂、之、支逐渐同用。钱大昕[5]说，“《玉篇》于衣部添衹字，读之移切，训为適，此六朝俗体”，说明六朝时代用字经常“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韵书就反映了这一现象。孙愐《唐韵》：祗，旨移切，章母支韵；禔，市支切，禅母支韵。祗与禔音相近，义亦相承，而“禔”又常假借为“祇”，且“祇”“祗”形体颇相近，在保持“神祇”基本义时，“祇”在“安適”义项上又常与“祗”字混用。《广韵》祇有两音，一音渠之切，群母之韵，义为地祇神，一音章移切，章母支韵，適也；祗《广韵》旨夷切，章母脂韵，义为敬也。共时的《韵书》保存了历时的音义变化情况。

另外，笔者发现，“祇”“祗”“禔”字混用也经常反映在《经典释文》里[7]。

“祗”字有6条文献：

《诗·我行其野》“成不以富，亦祗以异”，杜预注：“祗，適也，”，陆德明释文：“祗，音支。”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传“祗取诬焉”，陆德明释文：“音支。”

《左传》昭公传二十五年“君祗辱焉”，陆德明释文：“祗，音支。”

《左传》僖公“祗以成恶”，陆德明释文：“祗以，音支。”

《左传》定公九年传“夏，阳虎归宝玉大弓”，杜预注“无益近用而祗为名故归之”，陆德明释文：“而祗，音支。”

《左传》定公四年，“祗取勤焉”，陆德明释文：“音支。”

“祇”字有8条文献：

《诗·小雅·何人斯》“祇搅我心”，郑云“祇，適也”，陆德明释文：“祇，音支。”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传“祇成”，陆德明释文：“音支，適也，注同。”（祇，有的版本作祗，而音义全同。）

《左传》哀公二年传“君命祇辱”，陆德明释文：“祇辱，音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