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强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160)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方法论”、“手段论”的阐述,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振聋发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富于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判断,中国人对于市场的惶恐才逐渐弱化,中国才开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1]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此时,我们将市场经济定位为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可以用,要让它为我所用,即是使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所以便有了所有制公与私的结合、以宏观调控和指导性计划为表现的新的计划与市场手段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分离(较之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并存、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等。其结果是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足以证明我们之前对于市场经济判断的科学性、真理性,足以证明我们曾经走过并正在走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合理性、正确性。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虽然其具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事物的客观的、真实的反映(我们的实践由此才取得成功),但其还不至于穷尽无限发展着的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与成功并存的还有大量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所以真理,即便是为特定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其正确性的真理,要继续正确地指导我们的实践取得胜利和成功,就必须继续向深入发展,以便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