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春,王小鹏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站在历史新起点,为进一步推动改革纵深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的号角。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我国时代新命题,也成为学界不断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本质及意义

(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和特点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韩庆祥认为,改革的本质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改革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是具有自我完善性质的改革,是自己拿起手术刀割除“藩篱”和“痼疾”的改革[1]。

全面深化改革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呈现出新特点,改革最明显的特点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李君如指出,新时期改革至少有四个特点:改革是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是按照中国改革内在规律来推进的改革[2]。孟鑫认为,当前改革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容易改的都已经改了,剩下都是难改的领域,是“硬骨头”。二是改革既解决了问题,同时也产生了问题。三是改革积累的一些问题以及改革难以推进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改革的转向[3]。也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改革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广泛性,深刻性、艰巨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

(二) 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全面深化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内在规律的遵循。包心鉴认为,改革开放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进一步拓展这条道路,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源泉。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体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进一步增强这一制度的生机活力,必须全面深化改革[4]。有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有力破除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使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极大地激活了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活力,营造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显著地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形成了比同类国家更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5]。为此,有学者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规划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的35年改革为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是以往35年改革路线的继续与全面深化[6]。

2.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矛盾、顺应人民新期待的必然选择。郑必坚认为,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重大难题,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7]。在新的重要关头,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别无他途[8]。有学者认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正是在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发现和找准问题,是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准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本前提[9]。

3.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10]。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要求[11]。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中国更加美好的未来。推进改革开放与实现中国梦是内在统一的,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道路、精神、力量基础,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支撑,因此,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12]。

综上所述,关于改革本质和意义,学者们几乎没有太大争议。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必须在解决问题中才能深化,所以,改革最大的意义就是其实践和现实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定义了其划时代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也应该由以后的实践成果来定义。

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 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改革方向最终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成败。35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立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才取得了伟大成就。有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13]。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不管改什么,怎么改,都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4]。

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林毅夫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15]。吴敬琏认为,现在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中央坚定、明确的态度,给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16]。也有学者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就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无边界的,更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可以撒手不管[17]。政府要做的是为市场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为市场主体服务,保护市场行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18]。

(二) 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吴杰明指出,无论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深化改革也同样如此。如果偏离了为民这个根本点,改革就会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19]。有学者认为,改革始于人民的实践。人民不是游离于改革之外的旁观者,也不仅仅是改革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共享者,而是改革的亲历者、实践者、创造者[20]。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21]。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既是人民群众对民生福祉的诉求倒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22]。只有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大业才能凝心聚力,才能使人民将自己切身利益同改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改革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成为人民的共同事业[23]。

改革的要旨就是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复归,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民众经济[24]。有学者认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提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虽然没有直接表述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但显而易见是把公平已经提到了改革的价值高度[25]。对于如何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第一,要坚持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建立健全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第二,要切实抓好四方面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平等获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第三,要建立健全“五个机制”即政治体制机制、经济体制机制、社会治理机制、文化体制机制、生态文明机制[26]。

全面深化改革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继承和发展,我国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趋近,是以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历史脉络的延续,是对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遵循,改革的方向和落脚点是统一的,改革如何推进关乎社会主义的最终成败。为此,学者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内在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继承和创新之处以及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内在逻辑等问题。

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一) 改革总目标的内涵、本质和特征

在改革总目标内涵理解上,学者们大多从习近平关于总目标的界定出发来阐释的[27]。江必新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28]。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集中体现为按照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的现代化取向,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主体的能力构成要素和实现利益效能的现代化[29]。徐湘林指出,国家治理概念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30]。

在提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时,胡鞍钢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推动中国国家制度全面现代化[31]。制度现代化,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2]。岳海峰则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就是扩大治理主体,运用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来实现人民的价值追求这样一个最终治理目标[33]。在提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征时,储建国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特征是:西方走一条“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中国走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34]。竹立家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和“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三个最重要的特征[35]。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它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最终指向,学者们对此基本认同,如虞崇胜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将政道和治道结合起来的改革目标[36]。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和困境

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创新。在国家性质上,实现了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在国家职能上,丰富了国家职能的内容,国家还权于民为市场、社会治理提供了空间[37]。桑玉成认为,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其理论以及实践的意味是“政社共治、官民协同”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建构,国家治理体系致力于凸显国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38]。

时和兴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和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他从政府职能、治理能力与合法性三大维度出发,通过比较不同阶级、不同遭遇的治理变迁问题,揭示了发展型国家的包容性困境(政府职能难以匹配市场,国家权力无法协同社会,精英集团不愿容纳大众)和转型国家的制度性困境(政府职能重新定位的政治约束难题、社会秩序的冲突困境)[39]。这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借鉴。何增科认为,现有的党和政府强势主导的发展模式遭遇瓶颈已难持续,强力维稳消极管控的维稳模式遭遇困境难以持续;全能全控的集中化的国家管理模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递减,改革创新的动力衰减;国家管理者向人民负责任的民主责任体制明显缺失;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群体推动着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这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因所在[40]。也有学者指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一系列复杂课题:多目标、多领域治理体系的相容性和整体推进的艰巨性;国家治理转型必须的社会共识——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重要性;制度创新所面临的公民精神成长和社会有序参与的难题[41]。

(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和对策探析,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思考。有些学者强调加强法治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如莫纪宏认为,必须紧扣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这一时代主题,要从法治角度、运用法治思维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42]。也有学者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治理体系的核心——政府,彻底改掉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严重的弊病,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这一艰巨任务[43]。

高小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要做到四个统一,三个结合。四个统一,即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统一。三个结合,即坚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相结合;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推进治理制度创新;坚持发挥市场和社会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推进治理方式创新[44]。也有很多学者从市场、政府、社会、个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度定位出发,认为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有序分工、相互协同的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如胡宁生认为,要围绕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地位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围绕多元治理的结构重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45]。

有些学者从三种不同角度作了路径分析。辛向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以定型(塑造中国的制度之型)和强体(在关键领域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架构)为主线,二是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党和政府、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前提,三是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46]。彭中礼认为,除了在目的论层面处理好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外,在价值论层面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要处理好人治与法治、自治与管制的关系[47]。魏广志认为,从国家治理客体来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包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国家治理主体来讲,手段主要是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从国家治理方略来讲,手段还包括坚决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48]。

有学者从四个方面出发作了路径分析。一是要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统领改革分目标;二是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宏大的系统工程来抓;三是要更好地发挥制度效能,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四是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9]。也有学者提出了六个途径,俞可平认为,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才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旧观念的束缚;要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要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要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50]。吴德慧认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更新治理理念,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从计划到市场、从主体一元到主体多元、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等六个方面的转变[51]。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重点,也是其最大理论创新点,作为新生事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还存在很大空白。如何理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以及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以执政党的现代化来推动国家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中国国家治理和西方国家治理的不同之处,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治理方面经验,推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等,因此,除基本研究外,对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答。

四、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

改革方法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学者们根据改革的现实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改革方法论,“顶层设计”无疑是新时期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方法,但还需要进一步对改革方法论进行系统化梳理。

(一) 改革方法一元论

李海清认为,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既是中国改革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方法论[52]。方涛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根本方法是坚持群众路线,发挥人民群众的改革主体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参与和推动改革[53]。

(二) 改革方法二元论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两者辩证统一。一方面,前者能够为做好后者提供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更多科学依据[54]。回顾改革历程,“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初期的必然选择和取得成绩的成功经验。当前形势和改革预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改革方法优化的要求,“顶层设计”的提出回应了这种要求[55]。

(三) 改革方法三元论

肖贵清认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56]。杜飞进认为,改革方法论有三个层面,最根本的方法论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最基本的方法论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坚持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重要的方法论则是把握改革规律,处理好改革战略五大关系[57]。

(四) 改革方法四元论

杨春贵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除了处理好市场与政府、顶层和基层关系外,还要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体制改革的关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58]。辛向阳认为,中国改革有很多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切实坚持好四条基本经验,在运用经验中推进改革;切实把握好改革规律,在探索规律中主动改革;切实掌握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在解决矛盾中深化改革;切实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相互配合中促进改革[59]。

(五) 改革方法五元论

程恩富认为,必须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引,坚持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准确与依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幸福与富强相结合的统筹方法、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双重方法、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互促方法[60]。唐任伍指出,改革战略“五大关系”思想是习近平的改革方法论,是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部署[61]。陶文昭认为,在推进改革历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表现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科学的改革方法[62]。也有学者提出了法治思维。对于底线思维,伍义林认为,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方法论,作为积极的改革方法论,它适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的改革[63]。

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与落实

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扎实推进各项改革,让改革目标转为现实成果才是改革的最终环节。学者们对于如何落实改革目标也提出了不同见解。

(一)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

吴杰明认为,要充分发挥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和科学指导;切实履行各级党委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责任;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选准用好干部和人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4]。李景田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必须注重解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必须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上下功夫[65]。

(二)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思想上的解放和统一

吴灿新认为,我们要不断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必须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必须不断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66]。高尚全认为,思想转型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要为思想转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让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能够自由表达,从而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并更好地发挥其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批评和督促作用。同时,要运用法治来实现对舆论的管理[67]。

(三)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统筹和协调好利益关系

徐民华认为,利益导向和社会动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和关键环节,要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形成改革的正确利益导向和强大社会动力。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利益导向,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持人民主体论,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资源[68]。蔡洪滨认为,应对利益格局调整和系统性改革的问题,需要改革领导者有更加高屋建瓴的理念和攻坚克难的魄力,冲破利益纠葛的阻碍;需要有更加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在制度安排和改革推进策略上,更加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和可行性实施方案;需要全社会对改革形成共识,营造更为理性和宽容的政策讨论空间和环境[69]。也有学者提出,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渐进式立法这一进程来处理利益关系。

(四)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韩复龄强调,和其他改革相对,经济体制改革占据了更为关键的枢纽地位。从全局看,稳定经济发展是维系社会各方面平稳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国内各层次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此,要抓住“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联动携手这一改革的关键点,抓住破解财政金融资源的错配这一切入点,抓住坚决破除利益集团阻力这一着力点[70]。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要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全方位联动改革转变,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从国际体系参与者向国际体系改革的积极引导者转变[71]。

此外,李忠杰认为,实现改革目标,还需要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这包括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和改善党对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效等[72]。高建生认为,在改革的实际执行与落实上,关键是要逐步完善关系改革实际成效的重大机制,从制度激励与约束上激发推进改革发展的正能量与正效应。在重要环节上,必须完善保证改革实际执行、落实的评估与考核机制;在重要方位上,必须完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任务和其中领导干部的评估与考核机制[73]。也有学者提出法治是改革战略支撑的重中之重。

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落实力度,如何推进改革不仅是实践问题,更需要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指导。凝聚改革共识、化解改革阻力,增强改革合力关乎改革最终成败。如何发挥好执政党推进改革的引导力和推动力;如何认识法治、反腐和改革之间的联动关系;如何把改革目标转化为方案再转化为实施细则;如何建立推动改革的监督和评估体系等等,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针对性,学者们对此还未给予足够重视,这应该成为学界下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方向。

结语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举世瞩目,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难题。在新的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新蓝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实践永无止境,认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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