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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心的治水思想

2014-02-11陈程

天中学刊 2014年2期
关键词:荆江水灾分流

陈程



王柏心的治水思想

陈程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清末国士王柏心在对荆江水患的实地考察时,形成了四大治水思想,即“因势利导,疏导结合”“南疏为主,南北并治”“疏浚扩湖,开辟水道”“兴利除害,体恤民情”。四大治水思想具有实地调研、趋利避害的科学性,反映了王柏心的民本思想和治水的全局观。

清朝;王柏心;荆江水患;治水思想

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寿,又字冬寿、坚木,号螺洲子,晚年又号薖园老人,门人称谥“文贞先生”,湖北监利螺山人。王柏心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任职一年,辞官归家,从事讲学与写作,主讲荆南书院20余年,为晚清著名学者。他著有《百柱堂全集》《舆程日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以及诗选《清苌诗汇》《清诗选》,主编《宜昌府志》《监利县志》《东湖县志》《当阳县志》《黄冈县志》《临湘县志》《汉阳县志》七部县志[1]1。世人称王柏心为“非今世人”,认为他是一个坚持古道之法并用之以治国的大夫型人才[2]189。王柏心提倡经世致用,关注民生,对湘、鄂两省水患治理颇有研究,著有治水专论《导江三议》,即《浚虎渡导江流入洞庭议》(1846年)、《导江续议》上篇(1848年)和《导江续议》下篇(1849年)。《导江三议》是王柏心针对荆江河段多次的水灾,经过实地考察后提出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其治江策略和治水思想。

王柏心为人严谨,博学多才,做事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这在其治水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荆江南岸松滋、石首、公安以及北岸监利所辖薛家潭等地堤溃决口。得知其事后,王柏心赶赴实地考察,并赶写《导江续议》上篇,提出“勿塞决口,藉以分流杀江怒”[3]8的治水方案,认为此次水患水势过大,而荆江南部高家套、涂家港以及北岸的薛家潭“皆水所必争之地”难以抵挡水患的势力,应该转变治水方式,通过有效地分流来减小水势。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荆江又发大水,监利下车湾与松滋高家套堤溃。亲临堤段,考察水灾的实际状况后,王柏心撰写了《导江续议》下篇,提出“勿塞决口,顺其势而导之”[4]10的治水策略,认为此次水灾的水势和受灾地区与上次(1848年)有所不同,要以顺势引导的方式治水,这不仅上合天意,遵循古圣的治水之法,而且耗费民力少,可行性强。这说明王柏心在治水中遵循“古代朴素的系统观念”[5]160,借鉴古法,遵循自然规律。

在《导江三议》中,王柏心针对荆江水灾以及荆江与洞庭湖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述。这集中反映了其在治水实践中注重“因势利导,疏导结合”“南疏为主,南北并治”“疏浚扩湖,开辟水道”“兴利除害,体恤民情”等思想。

一、因势利导,疏导结合

“因势利导,疏导结合”是王柏心治水思想的主体之一。王柏心的治水思想深受大禹导江治水的影响,主张治水的主要方法之一即为“导江”。他在《浚虎渡导江入洞庭议》开篇便指出“昔之为防者,犹顺其导之迹,其防去水稍远,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又多留穴口,江流悍怒,得有所杀,故其害也,常不胜其利。后之为防者,去水愈近,闭遏穴口,知有防而不知有导,故其为利也,常不胜其害。”[6]1以往治水的思路多以修堤设防为主,产生了诸多弊病,王柏心以此为鉴,提出了以“导江”为主的治水思想,认为治水的关键在于疏水导江,而并非一味地筑堤防水,提出应该辩证地看待防江与导江的关系,即防洪是目的,导江是实际手段。在此基础上“壅利者而为之”,充分运用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到治水防洪的目的。

长江上游泥沙会随着水流沉积至中下游,经过地处平原的荆江河段,水流缓慢,河道曲折迂回,水流宣泄不畅,致使大量泥沙沉积,河床抬升,堤防易溃,于是荆江河段自然就成了长江洪灾多发地段。有研究表明,在北宋时,沙市至监利段有完整的江堤,并有大规模的岁修工程;荆江堤防形成于五代时期[7]126。在宋代以前长江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宋明以后荆江的水患灾害开始突显,荆江两岸穴口开始堵住或自然淤塞,荆江水流不畅,水患骤增①,至清代更加严重。因此,治理荆江的重点就在于治沙防洪。在当时治理荆江水灾是清代士大夫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两派观点[8]171:一为主防派,他们建议大力加强堤防的建设,以堤防为屏障抵挡水势;一为主疏派,以王柏心为代表。考虑到如果单纯采用修堤设防的措施,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难以抵挡频繁的洪水、砂石的冲击,王柏心提出了“不劳大役,不烦大费,因其己分者而分之,顺其己导者而导之”[6]2的治水策略,主张在对洪水因势利导的同时,加强河道的疏通,将疏导结合。

二、南疏为主,南北并治

在对荆江之水及地势进行实地考证的基础上,考虑到“神禹导江之故迹,不在北而在南”,王柏心提出了“南疏为主”的治水策略。他认为“公安本沮洳地‍②,安乡尤甚,灃州‍③多山,江行公安而下注安、灃,得洞庭八百里广大之泽,洄漩潴蓄,其恣雎凌厉之气,乃有所舒,此及上圣因势利导之功也”[6]2。也就是说,荆江南岸多山地,加上八百里广阔的洞庭湖,使得荆江流入的洪水能够在其中减弱势力,有所舒缓,从而降低其破坏力。另外,南部虎渡口宽度不过三里,具有束水的作用。北部洪水入口过宽,对洪水的减势作用不大,日久积淤,遇雨盛涨,水流不畅,决而修筑,筑而复决,决与筑相循环不止,民穷财殚的恶性循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南疏为主”放弃公安、安乡、灃州等部分地区,维持全局的安定,是王柏心极力主张的治水之策。

王柏心“南疏为主”的治水策略,并非是一地之私的舍南救北[9]127,而是在充分考虑实际,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所提出的观点。他提出“南疏为主”,有三点理由。

第一,南部地域广大,有八百里洞庭湖,在当时是天然的蓄水库。他认为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口门达洞庭之道,阻泄者几何处”[6]3,将洪水所经之地疏浚深通,维护河道就能较好地缓和水势,而且南部有虎渡口这一重要的水流关口,如果洪水水势过大,紧急情况下可将水流引入虎渡口分流减洪,“虎流者,先其急者耳,虎渡北与荆州郡城遥相对,能分江南注,则荆州郡城以及北岸各邑安矣”[6]7。这说明王柏心当时已经清楚认识到虎渡口对于维护荆州各城邑的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地势上看,南部多为山岗之地,北部多为平原膏腴之地。山岗之地,地形复杂,不易发展农业,若洪水引入山地,不仅可以遏制水势,减少洪水的破坏力,而且损失相对较小;北部荆州郡城及郡属之江陵、监利,安属之潜江,汉属之沔阳、汉川、汉阳都为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带,是江汉平原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如果洪水侵入,则淹没良田、屋舍不计其数,损失较大。

第三,南部河道众多,并且山岗地势能够有效地分流、排洪,而北部则不然。王柏心认为“江至虎渡析而为二,虎渡自析而为三,江势愈分,江势愈杀,江流愈畅,必不至横溢于南境,其与江行北岸之浩渺天涯者,不可同日而语也。”[6]4北岸地形多为平原,水流相对缓慢,即使有河流也不能很好地排洪分流,即“北岸数百里内无山,弥望着平野耳,引河道不可求,陂湖淤浅,水既不能容,又不能去,经年累岁,浩渺无涯。”[6]3在这种情况下,水患不仅破坏性大,而且持续时间长。

当然,王柏心提出“南疏为主”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南北并治”。“南疏为主”的治水手段只是因洪水水势太急、太猛而做出的权宜之计,在适当的时候,荆江北岸也应该如此,至此才能达到“南北并治”。关于“南北并治”,王柏心认为“浚其成效既见,北岸安堵,十余年后,民气全复,经费有所取办,或访求故道,或别凿新河,分引江水入长湖、白鹭湖、洪湖,由青滩、屯口注于江,南北并治,势无不可”[6]7。因此,要做到“南北并治”,需在“南疏为主”前提下,保全北部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

此外,王柏心提出荆江防洪不能盲目地修建堤防,应有先南后北的主次之分。在实地考察后,他进一步建议“捐弃二、三百里江所蹂躏之地与水,全千余里肥绕之地与民”[6]2,暂时放置南部已经遭水灾之地,保全南岸其他地区及北岸肥沃的平原,做到合理取舍、顾全大局,在数年发展,北岸民力、财力有所恢复,而南岸治水也取得一定的成效后,在北岸新建河道、分洪区等水利工程,可最终实现荆江南北两岸水灾并治。

三、疏浚扩湖,开辟水道

湖泊和水道都是重要的蓄洪分洪场所。“疏浚扩湖,开辟水道”也是王柏心治水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是实现“南北并治”的重要步骤。对于荆江的分流蓄水,很显然,王柏心将其分为荆江以南和以北两个部分。在荆江以南,主要蓄水湖泊为洞庭湖,水道包括公安三汊河、安乡灃水、景河,主要分流河道口包括黄金口、沧口等。其分流蓄洪的情况是,洪水入荆江,在“虎渡受江以后,入公安境内,又自析而为三:其一自公安三汊河分西支,至灃州入洞庭;其一自三汊河分南支,出安乡,合灃水,由景河入洞庭;其一自公安之黄金口分东支,注安乡,由沧口入洞庭。”[6]4浚深虎渡河以扩大分流量,缩窄虎渡河口,束水攻沙。同时放弃公安、安乡、灃县等地势低洼地段的堤防修建,充分疏浚这些地区的水道、河口,实现分流,减弱水势。此外,王柏心特别提到松滋陶家阜古采穴口是荆江南部重要的分洪、蓄洪地段,建议将其凿为川渠,使得江水能够经公安县孙黄河入洞庭湖,进一步减缓洪水之势。在荆江北岸,主要的湖泊包括洪湖、长湖、白鹭湖等,河道口主要有獐捕、郝穴、庞公渡、青滩、屯口等。主要的分流情况是,荆江水至北岸獐捕、郝穴、庞公渡等口岸,经新疏浚之河道,分引江水入洪湖、长湖、白鹭湖等,并进一步由青滩、屯口注入长江下游。因此,在北岸主要的治水举措是,在民力、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新建大量分洪分流河道,并且进行有效的疏浚,以保证北岸平原地带的排洪、泄洪。

同时,王柏心又辩证地提出,南岸不疏浚扩湖,将会造成“公安境之水与洞庭之涨,岁岁有之,江自决而南注”[6]4,不在北岸开辟新河道将会使北岸居民生活不安定,也无法达到南北并治,趋利避害的目的。从这点上看,疏浚扩湖,开辟水道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举措,也是荆江治水的必然选择。

四、兴利除害,体恤民情

有效的治水在于灵活运用天时、地利的优势,兴利除害,协调众多矛盾。荆江洪水南疏以后,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其中如何解决南部遭水地区居民生计,处理好居民转移,协调水灾与当地生产发展成为首要的几个问题。王柏心认为“南境之民,去其乡者大半,或舍耒耜而业工商,或弃陇亩而操网罟,其滨而居者,转徙无常,余者皆栖处冈阜。令大江分注,水所泛滥,不过如前,安在重烦迁徙耶?”[6]5因此,解决南部百姓的转移问题是很容易的。当地百姓可以在官府减免赋税的优越条件下,大力发展水产,将水灾之害转化为水产发展的优势,这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当地百姓的生存问题,协调水灾与当地发展的关系。此外,公安、安乡作为故驿传,遭受水灾后,道路不通,驿传将不能发挥作用,地区之间信息的传递交流将会成为问题。对此,王柏心认为每年冬、春少雨时节,可设驿站于公安,夏、秋雨季可在距江稍远的松滋设立驿站,以避水灾,在安乡的驿站可以转设到灃州,这样交通联系问题就可得到初步解决。

主张“富民”,体恤民情是王柏心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其治水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他认为只有推行“富民”政策,“归财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财犹鱼之于水,民恃财而生,鱼恃水而游”[10]25,民富则国强,才能够有效地组织防洪建设。在治水实践中,王柏心认为如果推行修堤防水的策略,则“五邑‍④堤修之费,一岁计之不下五十万缗,缗钱有尽,江患无穷”[6]1,治水应“不劳不役,不烦大费,因其己分者而分之,己导者而导之”[6]2。在遭受水灾地区,官方应豁除粮额,罢徭役,不扰民,给民众以宽松的发展环境。

当然,王柏心治水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他主张以疏浚、导江、分流等手段进行治水,只看到了防江的弊端,而很少利用防江的优势,将“疏”与“防”结合起来治水。此外,其南疏分流之策,使得荆江泥沙向洞庭湖淤积,长此以往洞庭湖的面积必然会逐渐缩减,其分流、蓄洪的功能也必然会减弱,并非是长久之计。

作为清末荆州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王柏心关注民生,致力于治水,其“因势利导,疏导结合”“南疏为主,南北并治”“疏浚扩湖,开辟水道”“兴利除害,体恤民情”四大治水思想体现了实地调查、兴利除害的科学性,反映了民本思想和治水的全局观念。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与王柏心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其治水思想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王柏心的治水思想与实践,折射出了清末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维持民生,挽救统治而做出的努力,也为当今荆江乃至长江的治水和防洪提供了借鉴。

注释:

①参见江陵堤防志编写组《江陵堤防志》(1984年内部发行)第1页。

②所谓沮洳地者,地基全属软土之谓,故有时又称之为泥淖地,大多出现于草原或卑湿地带,亦出现于河、湖、沼泽之边沿。

③沣州,治沣阳县,即今湖南沣县,界内有零溪水,即以为名。

④《导江三议》(浚虎渡导江流入洞庭议)称荆州所辖松滋、公安、江陵、石首、监利五地为“五邑”。

[1] 张俊纶.王柏心传[M].武汉:崇文书局,2008.

[2] 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3] 王柏心.导江续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王柏心.导江续议: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张家诚.中国古代治水的科学思想[J].水科学进展,1996(2).

[6] 王柏心.浚虎渡导江流入洞庭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历史的探索与研究[C]//水利史研究文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

[8] 长江流域规划编写组.长江水利史略[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10).

[9] 徐民权,段春,何培金.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M].长沙:岳麓书社,2005.

[10] 王柏心.枢言续枢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The Flood Control Theory of WANG Bai-xin

CHEN Cheng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a)

WANG Bai-xin is an offici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e summarizes four flood-control thoughts by field visits. It includes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situation, dredging in the south bank of Yangtze River mainly and farther harnessing the flood in two banks, expanding the lakes and creating new rivers, bringing the benefits and abolishing the harm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The theory is scientific for it comes from investigation, drawing on advantages and avoiding disadvantages, and it reflects people-based thought and holistic view of flood control.

Qing Dynasty; WANG Bai-xin; the flood of Yangtze River; the flood-control thought

陈程(1989―),男,湖北潜江人,硕士研究生。

K207

A

1006−5261(2014)02−0118−03

2013-07-31

〔责任编辑 牛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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