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建明



作为诗意表达的文人书法

叶建明

（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部，福建 福州 350007）

文人书法是以文人的诗意栖居为表达对象、以文人趣味作为书法优劣的评判标准、以意象表达为审美策略的书法。率性而为的大写意书法是文人书法诗意表达的极致。

文人书法；诗意；意象；大写意

传统文人写作之余尚有书法写意的雅好。当中国文人把书画纳入文人的话语体系之后，书法就与文人有着天然不可分开的关系，从而成为中国文人话语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从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到颜筋柳骨、颠张狂素，从苏黄米蔡到江南四大才子、扬州八怪，书法是传统文人的门面。字如其人，书法是文人挥洒才情的重要方式。汉代扬雄称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1]67当然，文人书法不仅指文人所写的书法，而且泛指以文人的诗意栖居为表达对象、以文人趣味作为书法优劣的评判标准、以意象表达为审美策略的书法。文人书法重精神气韵和个体生命境界的表达，体现文人的笔墨意趣和思想情怀，是文人气质的集中表现。文人书法往往暗示出书法形式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一、文人书法是文人诗意栖居的表达

《说文》解“文”为“错画也，象交文”，意思是交错的纹理。《文心雕龙》强调“文”的重要性：“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虎豹之所以成为“虎豹”而不是“犬羊”，不是因为“虎豹”内在的质，而是因为外在形式“文”（纹）的存在。“文”是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本身的理由，在刘勰看来，“文”甚至有超越“质”的地位。而对于“文”的外在形式最为看重的莫过于书法艺术了，对于文字顶礼膜拜至于痴迷癫狂的，恐怕只有在汉字文化语境下一生与书法不离不弃“夕惕不息，仄不暇食”的中国文人了。

书法也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文人书法的典型文本就是书画题跋笔记信札，都是人生“踪迹痕”的记录，浸透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符号。文人以笔墨为寄托，以书画为乐，其写字作画在乎个人的畅神快意。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意栖居，成为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独特的生活美学。经过文人书画过滤了的日常生活，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6，是文人对世俗的有意隔离，从而实现对世俗生活的文人化、意象化、个性化。

汉字的视觉性决定了汉字书写后挂在墙上的反复欣赏把玩的趣味。书法同时使诗词走出书本，悬之于壁，从而实现书法与日常生活很好的对接，成为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也成为文人影响大众审美趣味的最好方式。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及汉字之美，称“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象形为本柢”，“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3]354。从书法的审美程序来看，审美的第一直觉是线条所组成的视觉形象，第二是文字的读音所构成的听觉感受，第三则是对于书法通体之意象美的领略。

文人热衷于日常生活乐此不疲的书写，以此集中了全部的精神愿望和对日常生活的乐趣，表达了对自由境界的向往和对所获得的小小自由的欣喜。只有通过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书写，才能证明“我还活着”“我在表达”“我在”。文人书法也充分体现了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充满日常生活趣味的汉字哲学。儒家思想就是日常生活的哲学，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历代文人的生活情调能够引领所有儒道背景下中国人的生活情调，即使是魏晋时期那些富得流油的显贵也未尝不以文人生活格调为时尚指南。所以，文人书法始终是中国书法的主流，中国书法史当然就是文人书法史。

二、文人趣味是书法优劣的评判标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诗（文）书画三位一体构成文人话语的综合表达，而且缺一不可。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4]26。文人极其重视文学修养，诗跋、书法和印章往往互相补充，成为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画上题诗不仅是形式和构图的需要，而且被视为品评画家艺术修养、学识和作品格调高低的依据。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标志着文人书法的评判必然是在文人话语语境中作出的。

文人话语语境下的趣味就是讲求书卷气，讲究脱俗。黄山谷认为“惟俗不可医”。苏东坡所说“天真烂漫是吾师”，天真不做作，不刻意，就是最好的文人趣味所推崇的人品文品。所以，文人书法绝不简单等同于文人的书法，而是指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因为不是每一个文人都能脱俗。文人书法不同于没有章法技巧的普通书写，也不同于馆阁体的工整甜俗。文人书法体现的是文人的学识、格调、境界、雅趣，与文人的文字表达是融为一体的。

文人之趣味相投，形成了自古以来的知音传统。知音的感觉一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描写的“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因此后世文人得到前世文人的字画，往往喜欢在后面续上跋语盖上收藏印章，表达知音之感，由此从古到今就形成了一个连串的“踪迹痕”。所以，文人书法不仅是一种空间分割艺术，而且还是时间参与的视觉艺术。经过岁月沧桑所谓消磨火气，加上后人的参与如盖章题跋和与此相关的人文故事等，足够激发观者无尽的联想。

当然，文人书法体现了不同时代文人不同的趣味特点。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王羲之清逸优雅的趣味，是东晋社会风气的折射；明代个性解放，草书名家辈出，尤其晚明狂草风行；清乾嘉以来，金石考据学大兴，在文人中间渐起“篆书热”。

三、文人书法以意象为审美策略

中国艺术最具符号性，如京剧、诗词，莫不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意象符号。汉字本身作为象形记事的图画文字即取法于星云、山川、草木、兽蹄、鸟迹各种形象而成，这就为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创造意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字的造形虽然是在纸上，而它的神情、意趣却与纸墨以外的自然相契合。汉字是象形的、表意的，是意象的汉字、引人遐想的汉字、诗意的汉字，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二人为“仁”，以手取月为“有”。几个汉字的堆砌就可以形成美丽的意境，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一幅文人画。文人书法看似以日常生活为表达对象，以汉字作为表现形式，但实质是观物取象尽意，以达到主客观的融合，如诗词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表情达意借助于象，所谓立象尽意。通过线条在宣纸上运行所造成的深浅浓淡阻力等形成的笔墨趣味，用汉字构成的象（书法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汉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意是思想观念，象为表意而存在，意是象的主宰，象显意匿，象一意多。意象有别于具象，所以文人笔下的意象无法去比附实际生活中的具象，也无法比拟单纯的汉字具象。文人书法中一再强调“超以象外”，也就是指明在书法创作中，艺术的真正“内容”必须求诸所描摹自然物——汉字这一“具象”之外，其意象是象（汉字）与意的结合。

书法艺术是从字到字的一套审美系统。书法的构成元素主要是抽象的线条和笔墨的浓淡，线条本身和线条组合构成的意象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丰富的超越汉字本身的言外之意，在抒发个人性情之外，含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文人书法实质是从线条到线条、从符号到符号、从意象到意象。“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5]22，“骨”“肉”“筋”等象征力量、生命的字眼在书法批评语汇中比比皆是。

历代文人积累了大量有意味的书法意象：“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6]28。其他如老树盘藤、风扫残荷、剑雨飞兰、乱草游丝等，逐渐成为文人笔下被固化的意象，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踪迹痕”库。当然，这种意象的承袭极易与艺术创新的陌生化原则背道而驰，而陈旧的书法系统非常顽固，所以文人书法的创新就是不断地从这些传统的文化“踪迹痕”中寻求突破，通过意象的组合，创造更新奇的符号形式。象同意新，语境的不同形成新意，从而形成各自的书法风格，如米芾的蟹爪勾、黄庭坚的内紧外拓、徐青藤的扭结、郑板桥的乱石铺街等。

四、文人书法的极致是大写意

“写意”是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本质特征。写意重在写神，“神似”比之于“形似”更为重要。书法是中国写意艺术的最高体现。相对于纯粹的书写，文人书法更崇尚“意似”，讲求意味。文人对汉字的痴迷，对于线条、笔墨趣味的把玩，更是讲究“大写意”。大写意不等于草书，阔笔大墨也不尽是大写意。

首先，大写意书法以独特的个人趣味表达为最重要的目的，“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7]7。其次，大写意通过书法这种形式艺术来表达彼时彼境的主体情绪，无形之中超越了通常士大夫的书法雅玩，具有了更胜一筹的艺术特色。同时这种主体情绪表达还在于作者注重书写过程中的痛快淋漓，顺乎笔墨的自然天性，顺乎作者的天性和心境。文人书写是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也是自然天性的一部分。写即泻，是情绪的自然流露，大写意书法是文人情绪的诗意表达。中国文人的日常书写工具和书画工具是相同的，毛笔宣纸水墨这些书写工具的特殊性给大写意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毛笔的柔软、宣纸的洇染、水墨的浓淡，结合书家的精神气质、心境等，造就了书法的诸多不可预见性。再次，大写意往往被文人视为生命目标与归结。大写意把书法推向了强烈抒写内心情感强调主体意识的至高境界。从有为到无为，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到无法，从而进入一种随心所欲、物我两忘的自由状态，即便一笔一画，都是生动有生命的。大写意书法的典型代表是张旭的狂草、米芾的刷字、徐青藤的病态与不平。唐代张旭狂草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气质，也代表了本人全部的精神生活状态：“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8]292宋代米芾书法“八面出锋，风樯阵马”“天马脱衔，追风逐电”[9]135，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实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明代天才徐渭书法“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起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幽坟”[10]1343，不拘于传统技巧，达到了自由驾驭笔墨、随心所欲、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蒋勋说他偶然路过一家裱褙店，看见台静农的一副对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蒋眼里：“台先生的字体盘曲扭转，仿佛受极大阻压的线条，努力反抗这阻压而向四边反弹出一种惊人的张力，笔画如刀，锐利地切割茫然虚无的一片空白。”蒋因此震动：“书法在中国已经不是为了视觉享受的艺术，书法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美学。”[4]181

文人书法是文人寄托人生的重要话语方式之一。率性而为的大写意书法既服从高超的技巧又超越技巧本身，通过表面上的笔墨游戏，将书法艺术彻底抽象化符号化，完全摒弃了书法的实用性，重意轻形，忽略了汉字的形似，夸张了书法的形式美，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字结构，而仅考虑每一点画的出现与作品构成不断生长的关系。大写意书法在有限的空间里对汉字龙飞凤舞的挥洒，既是对汉字的崇拜又是对汉字的戏弄，在崇拜和戏弄的交织中完成一种线条艺术，是文人书法诗意表达的极致。

[1] 李守奎．扬子法言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 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 卫夫人．笔阵图[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6] 王羲之．书论[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 道济．石涛画语录[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8]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9] 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 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叶建明（1967―），男，湖北鄂州人，副教授，硕士。

J292.1

A

1006−5261(2014)02−0085−03

2013-08-11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11294S）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