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郑振铎与胡适：被掩盖的学术传承

李俊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教育发展力研修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3）

胡适以白话文学研究开一代风气，其研究成果及方法论上的开拓，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时期及后代学人。在俗文学研究领域，郑振铎深受胡适影响，却因政治原因而在后来修订其著作时刻意谈化或抹去这些痕迹，使得今人大多只看到郑氏本人的开拓与创造，少有察觉其学术上与胡适的一脉相承。寻找郑振铎与胡适被掩盖的学术关系，是清理学术统系，还原20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本来面目的重要一环。

郑振铎；胡适；学术传承

胡适是中国文学研究转型过程中的中心人物，他继王国维之后，援用进化的观念和历史的方法，将考据学具体运用于文学研究，率先在通俗小说研究领域开一代新风，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纳入文学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也树立了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实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研究转型期最具影响力的开创引导者之一。但是，翻开通行的《郑振铎全集》，除《中国俗文学史》里还残存一点《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之外，已很难再看到胡适的影子了。解读郑振铎学术历程中的胡适影响，可以还原时代学术环境中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亦是考察这一学术传统的延续与转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研究理念的传承

对于郑振铎学术道路上的胡适影响，鲁迅早有论断：“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1]321有论者对此颇有异议，认为鲁迅此语仅就“恃孤本秘笈”这一点而言，“与胡适没有直接关系”①。事实上，从研究兴趣与治学领域的重叠到治学方法与学术追求的暗合，以胡适为核心的一种新的学术传统正是由胡适示范形成并经由顾颉刚、郑振铎等人而走向延续深化。

郑振铎比胡适小7岁，但其学术经历却晚胡适一代。从胡适日记可知郑振铎对这位年轻的教授颇为恭敬，言辞之间仿若有问学之意‍②。1927年郑振铎避难欧洲，胡适曾从国内为其邮去介绍信。1929年郑振铎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水浒传〉的演化》时，同期编发了胡适的《〈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除此之外，有关两人交往或论学的记录甚少，但郑振铎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时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为邻，朝夕相处，后来又与顾颉刚、俞平伯等人来往密切，应该有机会深闻胡氏治学之方。虽然郑振铎不明言得自胡适，但详细比较他零星的学术自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与胡适在研究理念上实在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 进化的观念

进化论被介绍到中国，“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给了国人一种绝大的刺激，是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极为流行，新文化运动者们利用文学进化论来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做理论支撑。胡适1914年就已思考到中国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应为“进化的观念”。以后又作有《词乃诗之进化》《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文，继续申说他的文学进化观，尤其是在《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他分四层详细阐述了“文学进化”意义[2]89−102。后来他的小说版本研究就是此观念的具体运用，胡适从版本的流衍考察小说在各历史阶段的进化过程，主要着眼于文体及作品本身的兴衰流变，中心点是为“白话文学”取代古代“已死”的文言文学张目。如果说胡适是开时代风气引领学术潮流的先导者的话，郑振铎则是紧随其后的得力干将。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等文中大声呼吁文学研究需采用进化的观念：“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3]9其立足点也是为后起的新兴白话文学扫清道路。

(二) 归纳的研究

进化是研究文学的指导思想，归纳则是研究文学的理论方法。胡适誉“归纳的理论”为拯救吾国学术“起死之神丹”之一。他没有细解如何归纳，却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举例顾炎武、阎若璩、伽利略、牛顿等人都是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证据之上，实则就是尽可能精密地搜求材料，从中归纳出自己的结论。其《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可谓为青年学者指明了一条可操作的研究之路。检视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其措辞用语如出胡适之口：“文学的研究之应用到归纳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学之后。有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便再不能逞臆的漫谈，不能使性的评论了，凡要下一个定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4]291

(三) 比较的研究

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提出研究古学，应“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通过“自然明白”的比较，胡适认为中国文学中许多难解的现象是源于外来文学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孙悟空原型的假设，他颇怀疑印度传说中的哈努曼是猴行者的根本。当然，这个假定不一定能经得起后来研究者“小心的求证”，但他通过比较的方法为中国学者放眼世界开拓了研究视野。郑振铎在强调外来文学的影响方面则比胡适走得更远更积极。他不仅多次强调变文起源于印度，近代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鼓词等都受印度文学的影响，而且认为研究文学必须关注未为人所注意的外来影响。这一方面可以开辟出研究新园地，具有清新的趣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作品作家及文学史研究迷难的解决[5]291。

(四) “整理国故”与“整理旧文学”

在胡适的学术历程中，“整理国故”俨然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标签。其《研究国故的方法》《〈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再谈谈整理国故》《整理国故与“打鬼”》等文，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国故研究拓展出了大片学术空间。与之类似，郑振铎明确提出了“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的口号作为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响应，1923年1月开始，郑振铎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特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讨论专栏，此后，原本倾向于登载翻译及创作作品的《小说月报》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的一个发表重镇，1923年还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收有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

整理的方法，胡适总结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5]377。胡适提纲挈领，总论国故学，郑振铎则专论中国文学，他提出分九大类别来整理中国文学向来混淆的内涵。胡适治学领域宽泛，所论常不仅限于文学，即便专论文学，亦摆脱不了“历史癖”。郑振铎虽也号称治学兴趣颇广，但大体还是以文学为重心。胡适的“整理国故”激发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治学兴趣，新材料发现与旧材料的重新审视以及新方法的运用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学术示范，深刻影响到了如郑振铎这一辈的研究者，“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6]2。后来者沿其路而扬其波，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小说文本研究的传承

进化的观念、归纳的理论和比较的研究，是郑振铎和胡适在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共同观点。同中之异在于，胡适处处不忘他的“历史”，郑振铎则立足于“文学”本位。从胡适与郑振铎曾研究过的小说文本可以看出，郑振铎研究小说等通俗文学的考证方法、步骤与胡适如出一辙，两人的结论虽不尽相同，但胡适的“历史演进法”在郑振铎那里得到了更细致更典型的发挥。胡适以《红楼梦考证》而声闻小说研究界，掀开了小说版本考证的序幕。后来他又陆续考证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的版本演变，方法一直未变：即通过排列版本比较各版先后，为小说列出一个清晰的版本源流沿革表，从而在小说之“祖孙”关系中阐明当时流传的本来面目。这一方法，为青年学者开了一个小说研究的新法门，其可操作性显而易见。

郑振铎直接给他的考证文章起名为“演化”，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古小说的流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游记的演化》一文，直是照搬胡适小说考证的思路。该文先列问题，然后用“新证据的发见”证实元人古本实有其书，接下来先后比较了朱本、杨本及《永乐大典》本残文，以同页并排的直观方式为读者铺排小说文字演化的过程，最后列出一个演化沿革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大胆假定印度神话中神猴哈努曼是猴行者的原型，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亦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努曼的化身，何时输入不能确知”[7]。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方面十分强调印度文学的影响，并曾与许地山共同研究过印度文学的输入问题，在胡文发表10年之后重申这一疑问，很难排除掉胡适一文所给予的启发。

胡适广涉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文学研究只是他学术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郑振铎，是专致力于文学的创作、编辑与研究。所以，他比胡适搜集的版本更多，排列比较也更细致，得出的结论更经得起推敲。正如范宁所言：“经郑先生研讨探索，（小说）历史前进的轨迹，清晰可辨，扫除了堆积在这部名著上的层层污垢……某些论点，未能尽如人意，但收罗大量资料，小心爬梳理董，劳绩是不可磨灭的”[8]403。他的搜书之勤与藏书之富为其小说研究提供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便利条件，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恃孤本秘籍”。

“孤本秘籍”与“通行之本”表面看只是材料选取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同，实则内中深藏着治学思路与研究特点的迥异。中国古来贬斥小说为“街谈巷语”，不入文学殿堂，虽有小说作品，却极少有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研究。20世纪初，小说戏曲的价值以其“白话文学”的优势被新文化运动干将发现并重新估价，从此踏上文学殿堂且发展为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两支。就具体作品的研究而言，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分别从艺术内涵和文本考证两个方面代表了小说研究之“内在”与“外围”研究的两种典范，奠定了现代意义的小说研究基础。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第一部小说通史，高屋建瓴，勾要提玄，多精辟之论，但其成就建基于他自身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史识之上，这并不是每个学者努力可以达到的。相反，胡适所示范的版本排列、作者考证、文字对校等方法却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他用“历史演进法”为小说文本寻找到的祖孙关系，以“疑古”精神打倒此前的种种索隐与附会，将小说从历史中还原成文学，又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小说的作者，这种方法很容易被模仿学习并做出成绩。所以，胡适文章一出，立刻掀起了古小说研究界争相寻根溯源、考证“演变过程”的热潮。除郑振铎外，还有李玄伯《水浒故事的演变》、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秦女、凌云《白蛇传考证》、李振芬《孙行者闹天宫故事之演变》、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等同类型文章见刊。这些成果，可以说都是由胡适的小说考证所引发，胡适也充分自信他这一考证学方法的典范作用：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有错误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打破以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9]333

胡适偏重于对小说故事文本与艺术内涵之外的历史性探究，用做历史的严谨态度来研究小说，为小说学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学术规范。此种研究方式也深深地打上了“胡适影响”的痕迹，胡适所引领的这股研究潮流，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逐渐成了一种稳定的新的学术传统。

三、对胡适之法的开拓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郑振铎受胡适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他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对胡适的方法有所更新，有所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站在今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望对比他们两人的研究，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文学本位的把握不同。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回数、版本、作者家世，可是于《红楼梦》小说本身不及一字；他详细排列比较6种《水浒传》的版本，却不过用来证明他“故事结晶”的假设无误；他为《三国志演义》热情地写了近4000字的序，详细列出毛宗岗本在文字诗词上的删削与修正、故事情节上的增减与辨证，对其文学上的评价却只得“平凡”二字。所以，“胡适更多的是在方法上确立学术研究的规范……缺乏对作品思想内蕴与艺术特色的发掘”[10]204。郑振铎紧随其后，在这种示范之下，建基于运用考证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收辑运用了更多的新材料，也更广泛地挖掘出小说的社会学价值。他用进化论观点为小说的演化寻出一条普遍性的“共同的大路”，比胡适的“历史演进法”更为贴近文学作品本身，尤其是他始终立足于“文学”这一核心本位，不仅仅将小说看作孤立的“文学作品”，分析作品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将其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再一次拓宽了小说研究的视野。如他研究《金瓶梅》，首先就是考察小说中所表现的社会，他认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这与鲁迅将《金瓶梅》定义为“世情书”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郑振铎虽然传承了胡适“历史考据学”的研究思路，但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却比胡适走得更为深入，更贴近于小说研究的文学本质。

胡适站在历史的高度，试图从线性因果发展的趋势中寻找出一个文学演进的系统结论，郑振铎则是立足“文学”本位，反对孤立的“某个人”“某国”或“某时代”的研究，强调各国各时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应以“统一”的眼光去关照所有的文学作品，不论时代和国别，统统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此之“统一”与彼之“系统”，实则有着一致的精神内核，即打破孤立的片断研究，通过追本溯源与沟通文史来进行文学的整体研究。

综上所述，郑振铎学术研究中的胡适影响非常明显：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俗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与胡适白话文学观念一脉相承；他采用版本学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古典小说，得力于胡适的小说考证成果；他大力提倡的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是胡适鼓吹“整理国故”思想的响应；他以“清道夫”自拟提议扫除《诗经》研究的意识障碍，也可从胡适那里找到源头……然而，除了《中国俗文学史》直接引用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的论述之外，经过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郑振铎全集》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及各类文学论文，均淡化甚至回避了胡适对其的影响。对比此前发表于《小说月报》的原稿，这种刻意的回避最为明显，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有翻译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有人”二字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为“胡适之先生”，且《全集》收入版删去了后面一段引用胡适的话。更有甚者，原稿后附的参考书目“八”为《白话文学史》，亦在修订本中被删除。通过将郑振铎的个人学术训练、兴趣、追求及治学范围、方法、成果等各方面与胡适排列比较，可见胡适对郑振铎的影响是非常明显且不容回避的。如果说胡适是延续了清代朴学并将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从而使其焕发学术生命力的话，郑振铎就是身体力行传承这一学术传统的学者之一。对于欲追寻20世纪学术背景的后来研究者来说，这种刻意回避只是一道做作的轻纱，它遮蔽住了胡适影响在文本中的显性表现，却掩盖不住学术转型期胡适作为引导者的蛛丝马迹，更抹杀不了学术传承链条上的学者关系。

注释：

①陈福康认为“‘整理中国文学’的提出与胡适没有直接的关系”，载《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9―196页。

②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第379、393页所载“郑振铎交来意见书”。

[1] 鲁迅全集：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文集：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M]//郑振铎全集：6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4]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M]//郑振铎全集：5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5]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M]//胡适文集：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M]//七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7]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J]．文学月刊，1933(4)．

[8] 范宁．郑振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M]//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胡适．《红楼梦》考证[M]//胡适文集：5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0] 黄霖，等．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ZHENG Zhen-duo and HU Shi: the Covered Academic Inheritance

LI Ju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China)

Studying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HU Shi opened a new atmosphere, the development on its research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later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popular literature, ZHENG Zhen-duo deeply influenced by HU Shi, but for political reasons in the later revised his works constantly to desalinate or erase these traces, people only see ZHENG’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less aware of ZHENG Zhen-duo and HU Shi’s Academic inheritance. Researching ZHENG Zhen-duo and HU Shi’s academic relationship is a key step to clean up the academic system and displa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literary in twentieth Century.

ZHENG Zhen-duo; HU Shi; academic inheritance

2013-08-06

李俊（1983―），女，湖南邵阳人，讲师，博士。

I206

A

1006−5261(2014)02−0081−04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