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佩



钟嵘《诗品》应璩条疏证

孙佩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应璩诗作承袭曹丕，主要缘于应璩作为近臣，其创作有意迎合曹丕，且两人诗歌都呈现质切古朴的艺术风貌。应璩诗歌多为讽谏时事而作，风格虽然质朴，但钟嵘认为其中不乏词采华美、富有诗味的语句，这种特点从现存应璩书牍文中也可看出。钟嵘对应璩的评价对提升陶渊明的诗坛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应璩；曹丕；古直；华靡

“魏侍中应璩诗”

应璩，字休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关于应璩的生平，史传中无详细记载，《三国志·应璩传》曰：“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1]604裴松之引《文章叙录》注曰：“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世，历官散骑常侍。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1]604按《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载：“璩六十一为侍中……六十三岁卒。”[1]808可知应璩约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卒于齐王曹芳嘉平四年（252 年）。应璩虽与曹氏兄弟年龄相仿，也曾与应玚并驰建安文坛，但由于其规谏曹爽、编撰《魏史》、写作《百一诗》等主要政治活动及文学创作多在他中年以后，故后世多以曹魏后期文士论之。“侍中”，秦始制，两汉沿设，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2]739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魏晋时期侍中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晋以后，侍中曾相当于宰相。隋因避讳改称“纳言”，又称“侍内”。唐复称，为门下省长官，乃宰相之职，北宋犹存其名，南宋废。应璩官至侍中，社会地位十分显赫，又因与皇室关系极为密切，多直言国事，与闻朝政，这对其诗文创作产生了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关于应璩的作品，萧统编《文选》收入《百一诗》一首，书牍文四篇。《隋书·经籍志》云：“《魏卫尉卿应璩集》十卷，梁有一卷。”[3]1060《旧唐书·经籍志》录《百一诗》八卷，《新唐书·艺文志》录同。可惜这些诗作多已亡佚。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收《应德琏休琏集》一卷，严可均《全三国文》中收其文24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辑其诗36首，多为残篇。

“祖袭魏文”

“祖袭”即师法、承袭，与“源出”同义。追源溯流是钟嵘评诗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诗品》创作的显著特征。张伯伟认为钟嵘就“文体”而“推源溯流”，其具体着眼处或为主题，或为题材，或为语言，或为个人经历，等等[4]356。具体到应璩与曹丕的诗歌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个人经历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

从个人经历来看，应璩为曹丕近臣，其创作有意迎合曹丕诗风及其诗学主张。在政治上，应璩与其兄应玚皆依附于曹魏集团，为当世所重。应玚初被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应璩在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业已依附左右，成为座上宾客。曹丕即位，应璩迁为散骑常侍。“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5]733，其职与侍中相近，皆属皇帝近臣。这也更加深了应璩与魏文帝在政治上的联系。政治的依附，为文学方面的相习提供了现实条件。曹魏统治者对文学极为看重，并形成了当时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6]66，又《时序》云：“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6]673这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基本风貌。而在当时，作为邺下集团领袖的曹丕不仅提出“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7]159的口号，号召了一大批文士依附于左右，更笃身力行，创作了大量诗文，对当时文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云：“初，帝（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88

汝南应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5]2370，应氏兄弟也因其文名拜官。他们顺时应势跻身社会名流，与统治阶层往来密切，并参加了邺下文人集团，与当时文士或悲感时世或附庸风雅，多有著述，且应玚还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在曹魏文学集团中颇受推重。应璩以世族文人的身份入仕，在政治上亲近曹丕，并因其近臣的身份，对曹丕的诗歌创作难免会应和与效仿，这是他们诗歌风貌相似的主要原因，也是体现二人诗歌渊源的重要方面。

从诗歌风貌来看，二者都表现出了质切古朴的特点。钟嵘《诗品》评曹丕诗：“新诗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8]256“此处钟嵘提出的‘新歌百许篇’却不单单是指五言诗，还应包括曹丕所创作的四言诗、六言、七言、杂言等诗作。”[9]如《煌煌京洛行》《折杨柳行》《百日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等，语言皆平直如家语，质切而古朴，即所称之“偶语”。这里的“偶语”是相对私语而言的，指平易质朴的日常口语，具有乐府诗歌的性质。胡应麟评曹丕诗曰：“魏文……乐府酷是本色，时有俚语，不若子建纯用己调。盖汉人语似俚，此最难体认处。”[10]28胡应麟的评点是准确的，如其诗《折杨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何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11]140‍

这首诗主要写神仙事，意欲成仙又深感怀疑。诗歌语言质朴，本色当行，没有过多华丽辞藻、工整对仗的修饰，虽有“高高、茫茫、悠悠”等叠词，但在整个古朴基调上更衬出其质切。并且诗中多用数词，“一、两、五、四”等词随处可见，使诗歌显得通俗简单而不单调。从音律来看，此诗读来散淡平直而自由，“茫茫非所识”以上部分，似有民歌俚语味道，乐府本色显见；其后诸句借古人古事抒发当下情怀，在朴素的语言上用典，形成一种古调，耐人细味。应璩诗歌也体现了这一诗歌特点，从现存作品来看，大部分皆沿承此种风格。《百一诗》之一云：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欺诬。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知。”[12]469‍

这是一首自嘲自讽之诗，言自己虽无才学却反居高位，内心惭愧不已。全诗平淡无奇，平铺直叙，质而不俚，如“不可处、不宿著、不经国”等，用语朴切而真挚，如老者劝世，言单而意显。诗中又无一处严密对偶，诗句直顺，音律平直。除“宋人遇周客”一处用典外，该诗不见其他修饰，而仅这一处用典业已把诗之格调托出俗处，显出了诗歌平实外表下内在的古质。又如《古有行道人》诗，古朴中自有一番诙谐气质，又在质朴与诙谐里透出一种简易的庄老式的人生智慧。再如《杂诗》篇纯用古事，此与曹丕《煌煌京洛行》《折杨柳行》议论旧事也极为相类。

除诗歌总体风貌呈现出古朴的特点之外，应璩诗风不乏“华靡”之特例，这是证明其源出于曹丕的另一个原因。钟嵘评曹丕曰：“唯‘西北有高楼’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耶？”[8]256如《善哉行于讲堂作》《前题铜雀园作》《秋胡行》等，皆追求辞藻华美，对偶精炼工整，音调和畅。陈祚明称魏文帝此类诗：“至于丰神婉和，掩映多姿，觉亦擅独造之胜……如西子捧心俛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倾国倾城，在绝世佳人本无意于动人，人自不能定情耳。”[11]136钟嵘评应璩曰：“‘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8]297“华靡可讽味”与“美赡可玩”一脉相承。只是由于应璩诗作多有亡佚，现存诗歌关于这类的作品并不多见。但从应璩书牍文来看，颇有辞藻华美的特质，详情见下文所论。总之，曹丕和应璩诗体风格在主古朴质切外，也开始了对华靡绮丽一派的尝试。从建安到黄初，诗歌题材由战场转入宫苑，由金戈铁马转入游园狎苑，诗风也由古直悲凉转入华美绮靡，应璩与曹丕正是诗风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家。

“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应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百一诗》。“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1]604。这是应璩《百一诗》创作的由来。关于《百一诗》的名称，历代学者观点不一。如《文选》李善注曰：

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偏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然方贤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又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五言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世多传之。”据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称百一也。《今书七志》曰：“《应璩集》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或谓之百一诗。”然以字名诗，义无所取。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13]1015

据研究，现代学者大多取《百一诗》劝百讽一之意[14]。而钟嵘之评应璩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者，即指其《百一诗》而言。善为古语”，即如曹旭所解：“善以古人古事古朴之语表达自己的感情。”[8]298这是作者思想情感外化的书写手段，不仅指语言的古朴质切，更是借古人之事来传达自我感想及时代情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15]908这里，萧子显明确指出应璩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即“指事殷勤”。“指事”，即指说事情、陈述事理；“殷勤”，指情意恳切、委屈尽意，这是诗人讽世劝世所持有的态度。“善为古语，指事殷勤”，乃多以古人所做之事为典例，借助古朴之语来为诗作引。如其诗：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哲人睹未形，愚夫暗明白。曲突不见宾，燋烂为上客。思愿献良规，江海倘不逆。狂言虽寡善，犹有如鸡跖。鸡跖食不已，齐王为肥泽。[12]470

诗意清晰易懂，语言明白晓畅、古朴真切。这首诗最具特色的是其在指事写意中所蕴含的一种古调。全诗用了五个典故：《韩非子·喻老》《史记·扁鹊列传》《汉书·霍光传》《说苑·尊贤》《吕氏春秋·用众》等来表达作者“思愿献良规”的愿望，提醒统治者广纳贤言、防微杜渐。典例的运用一方面增加了诗的厚度，深化了诗歌的思想，使其富于警策性。另一方面，把繁重的典例古事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了俗中有典、典中有质的古调，耐人寻味，又给人警醒。此外，以古人古事作诗，典例居多，其风格便多为“雅意深笃”。雅者，典雅也；笃者，深衷也。应璩之讽世，多用古人古事，用典多，其言虽多朴实，但不直露，把自我急切之情，用古语曲笔写出，中间形成延宕的过程，产生一种文本张力，使其意更深、情更笃。

无论用俗语，还是典故，应璩作诗的主要目的是“得诗人激刺之旨”。“诗人”者，指《诗经》之作者。传统认为《诗经》中多有讽喻之作，《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激刺，激烈地讽刺。此谓应璩诗歌得《诗经》作者感时伤世的讽刺之旨。其诗云：“汉末桓帝时，郎有马子侯。自谓识音律，请客鸣笙竽。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左右伪称善，亦复自摇头。”“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孝廉经述通，谁能应此举。”[12]473严厉讥刺了当时的奔竞之士，揭露一些为官之人不懂装懂、附庸风雅的虚伪作风，借以引起当朝者的注意。“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是应璩诗歌的主要风格。以其古语为表，“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为务，传讽谏之旨为本，钟嵘之评，清晰而深刻，最能代表应璩此类诗歌之特点。

“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

钟嵘《诗品》品诗以有“滋味”为胜。“味”是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审美术语，也是钟嵘重要的诗歌审美理想。观《诗品》所评之123家诗人，仅有张协、应璩二人之诗被评以有“味”，这说明钟嵘对应璩的诗歌是十分欣赏的，而此欣赏又多限于诗歌华美一派。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曰：“夫华靡二字。兼言词采音节之美，华者在目，靡者入耳，与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而兼绮靡二字论文章之声色者，旨趣正同。”[16]482“济济今日所”，似写大家齐聚一堂，热闹非凡，或宴饮或游乐。初步可以断定，这是一首描写宴游场面的诗作。但全诗只剩片语，我们无从得知其实。应璩的这类诗歌已经基本亡佚，不能见其主要的诗歌华靡之貌，但从其书牍文创作的文体风貌中我们可以窥探一二。

关于应璩的书信，《文选》“书”类共收录了4篇，严可均《全三国文》整理出其书信章句共24篇，这在现存三国文人的书信作品中是首屈一指的。应璩的这些书信大多是写给友人、亲眷的，内容丰富、感情诚挚、词彩华美，与他古朴质切的诗歌比较起来，几乎每篇都是富赡华丽的美文，因此被刘勰评为“留意词翰”[6]456。应璩书牍文中最能代表其“华靡可讽味”风貌的是其写景文字，如《与满公琰书》：“夫漳渠西有伯阳之馆，北有旷野之望，高树翳朝云，文禽蔽绿水，沙场夷敞，清风肃穆，是京台之乐也，得无流而不反乎?”[13]1914‍又如《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扶寸肴修，味逾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结春芳以崇佩，折若华以翳日，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何其乐哉！虽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遯于京台，无以过也。班嗣之书，信不虚矣。”[13]1918在这两段文字中，应璩以清丽俊秀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优美闲适的自然之景。把旷野、高树、绿水、清风、陂塘、菀柳等置于同一时空下，铺展渲染，让人不由心生向往。同时由于应璩把情感表达得朴素而自然，全由心生，使得文章情韵兼备，令人沉醉，体现了钟嵘所言“味”之特色。这两段文字在行文上都自然追求了对偶排比、音律和谐、句式齐整，表现出一种铿锵顿挫的节奏之美，且骈俪化倾向明显。此外，又如《与侍郎曹长思书》：“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学非杨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悲风起于闺闼，红尘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箕，清谈而已，有似周党之过闵子。”[13]1915这段文字体现了应璩不慕显贵、安于自足的思想。文中没有优美的自然之景，但其文采却丝毫未减，几乎句句用典，句句偶对，工丽整饬，华采富赡；音律俏紧，捭阖间充裕浩浩之气。应璩此类书牍文虽多残篇，但从行文笔法上看，秀隽之气、华艳之美溢于字表，显现了应璩纯熟而精湛的文学功底，同时也填补了其华靡一派诗歌散佚的空白。

钟嵘于应璩诗歌古质中另析出华靡一类加以重视，是有其深意的。历代学者品评应璩诗，皆重其古朴质切，鲜论其华美。萧子显评之“直为偶语”[15]908。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亦曰：“若乃应璩百一，独立而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6]67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应璩诗之“古语”一类，这几乎是当时文坛的习论。钟嵘一反常论，敏锐地注意到应璩诗歌具有“华靡可讽味”的时代新风，并把它列入中品，这是在重文的时代审美观念下对应璩诗歌的重新评定。钟嵘《诗品》把应璩诗歌列入中品，从钟嵘的诗学观念以及应璩的创作情况而言，是比较合理的。劝讽诗是应璩作为一个臣子和诗人良知的体现，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其华靡一类诗作虽然已经不存，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却对当时文坛起到了踵事增华的作用，亦有可取之处。

另外，钟嵘对应璩的评价对提升陶渊明的诗坛地位具有重要作用。钟嵘评陶诗：“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8]336对于钟嵘把陶渊明列入中品的评价，后世研究者多提出非议。然而在钟嵘所处的南朝，世人对文学之“文”极为重视，陶渊明单以“质直”是很难被列入显位的。钟嵘把应璩列入中品，主要是因其“华靡可讽味”一类诗歌。以此为参照，钟嵘对以应璩为宗的陶渊明的评价不但没有降低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而是充分挖掘了陶诗所隐藏的不为当世所看重的文学价值，于“质直”中，发掘其“风华清靡”，这是很值得肯定与欣慰的，亦应受到后世研究者的关注。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9] 张馨心．钟嵘《诗品》魏文帝曹丕条疏证[J]．许昌学院学报，2012(1)．

[10]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1]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 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 谢珺晗．应玚、应璩研究[Ｄ]．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15]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6]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Comments on YING Qu’s Item in ZHONG Rong’s

SUN Pe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s a courtier, YING Qu intends to cater CAO Pi through his works. Both their poems convey the ancient and simple style. Most of YING Qu’s poems satirize current affairs with plain style. However, according to ZHONG Rong’s comments, there are also some poems colorful and extravagantfull of poetic flavor, which can be reflected from YING Qu’s epistle assessments. ZHONG Rong’s comments on YING Q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levating TAO Yuan-ming’s position in poem world.

YING Qu; CAO Pi; plain; extravagant

孙佩（1989―），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

I206

A

1006−5261(2014)02−0070−04

2013-08-01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