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万玲/文

在广袤的大地上各个民族繁衍生息，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与适应中创造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映射出不一样的民族精神面貌。在我国西部辽阔的草原上驻守着一群容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衰老，不畏酷暑严寒、执著地坚守一方，默默无语地与天地同在的“人”，它们就是草原石人。虽然我们无法亲见草原石人的形成，但是可以从现存遗址的规模和空间布局上展开推论，因为“在使用某种信息解释过去时仍然需要假定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对空间的态度”[1]。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乌恩先生认为：草原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浓郁的“崇天”、“敬天”思想[2]，我们同自己倾谈，同大自然交流的过程，就是自古以来所说的“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同流”的至高境界。

数量不等的草原石人被放置在墓葬前面，因为人为的破坏和搬迁，石人和墓葬结构完整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但是我们可以从幸存的几例中初步了解其结构特征。突厥时期是草原文化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尚存有大量的祭祀遗址，草原石人恰恰又经历了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从遗存的石圈墓、石碓墓中寻找消逝的石人文化。例如1972年吉发习等考古工作者在巴彦图嘎苏木所在地对石碓墓和墓地石人做过调查工作,从石头表层看是由圆形或椭圆形的石块组成，有的在中间竖立有石柱或石人像，这些墓地遗址的发现为解释草原石人在空间上的构成提供了事实依据。

一件事物的产生不是凭空而降，不仅需要历史的铺垫，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意志也很重要。关于艺术意志的说法最早是由里格尔提出来的，“而其中的‘绝对艺术意志’就是那种潜在的内心要求，这种要求是完全独立于客体对象和艺术创作方式的，它自为地产生并表现为形式意志”[3]。草原石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它们作为人们情感寄托的产物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在广阔的草原上，它们与大量的祭祀遗址交杂分布，纵观其发展历程，既有前期圆形或长方形石圈墓的形制，也有后期中间有石柱或石人的结构。它们能够在空间上以这种形式存在，不仅与历代的墓葬习俗分不开，而且还受当时人们宇宙观的影响。

如在中国早期文献中就有“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说法，北方民族又有“天父地母”的说法，天与地在民族的心理上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在心理上对这种关系的分量是有权衡的。在自然崇拜盛行的时期，人们的宇宙观只是停留在天空与大地的关系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只是人类直观的见解，因为从形状上看方形比圆形更稳固，从日常的吃、住、行、用各方面分析，肥沃的土地又是生命的来源，相对于变幻莫测的天空来说，大地在心理上给人更多安定、踏实的感觉。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探索未知能力的增强，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当偶像崇拜或祖先崇拜代替了自然崇拜成为主流，人们对宇宙的探讨主流也已经从大地与天空的关系转移到了地球跟太阳之间的问题上，如在《张衡浑仪注》中“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的浑天说，有关萨满成为犬戎之祖的“高辛氏有老夫居宫中得耳疾，取之得物大如茧，盛瓠中复之以盘，俄顷化为犬……”记载，这位老夫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有了新升华，进而产生了天方地圆的宇宙观。

天方地圆观念的产生相应地影响了人们情感造物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存在于骁勇善战的突厥时期，当时构造墓葬结构主要是圆形和方形。草原石人从开始就从属于墓地，郑隆在《略述内蒙古北部边疆部分地城的“石头墓”和“石板墓”》[4]中对西拉木伦河中游、西岸和中蒙边境的海留吐沟附近地段的石头圈和石头堆做了考察，从遗留的石圈和石堆看，我们更加肯定墓地石人与墓葬是有关联的。因为国内早期青铜时代、突厥时期大面积的地面遗址几乎都缺失了原来的面貌，视觉上很难把握它们在宏观上呈现的地貌特征。我们以境外蒙古国地区尚存的大面积遗址为例来看草原石人与祭祀遗址之间的关系，想象和还原国内草原石人所在墓地曾经宏观的空间布局。

在原始社会先民已经存在“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人们认为大自然在周而复始地变幻着，大地是静止不动的，他们依靠于赖以生存的大地，族群中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气势，但是也包含着对“天”的畏惧与崇拜，这些方面的考证最有利的证据当属岩画艺术。比如青铜时代在蒙古国境内岩画中的图案，曾经有一些研究认为“在北方岩画上——无论是阴山岩画，还是西伯利亚、哈萨克及黑龙江的岩画上，都有许多使人神秘莫测的圈点图案是星辰图案”[5]。这个论断似乎太绝对化，虽然两者之间有相似性，同为圆形符号，但排列的方式却不同，被认为是星辰图案的多比较零散、布局不规则，而蒙古国伊和腾格尔岩画中的圆形虽然大小不一，排列却比较整齐。圆形的排列与草原上居住的蒙古包如出一辙，方形的线代表着大地，而圆形符号就是逝者的安居之所。大面积的墓葬遗址就是先民岩画中表达意识的扩大化，在发展中逐渐改变它的结构，如蒙古国境内的呼都格陶勒盖墓地大面积的圆形墓葬散落分布在河边，与游牧生活中“逐水草而居”的观念吻合。

把青铜时代岩画的图案与同时期存在的石圈墓、四方墓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代表的意义更值得深思。存在于青铜时代的石圈墓和四方墓，如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敦乔鲁石头城的墓葬，保存比较完整，圆形的石圈外用巨型片石或小卵石围砌，在蒙古国境内也有众多石圈墓被石块围成的矩形边框围绕，有四方形的边框与单独的圆形石堆构成的数个墓葬或者圆形墓葬的排列，“这些都是当时礼仪和观念的需要，而不是艺术激情的结晶”[6]。一些石堆中间或者周围竖有鹿石或石柱，鹿石最主要的特征是以鹿纹为主，在两侧鹿纹的上方有圆形图案。对圆形的理解，有研究者认为是太阳，有的则认为是耳饰，总之概括来讲它既代表了图腾崇拜，也有太阳崇拜的信仰，所以鹿石或者绘有符号的石柱出现在石圈墓或者四方墓中，说明人们在潜意识中已经有了追求人、天、地完美统一的思想暗示。

石圈墓与石人的结合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隋书·突厥传》中记载的“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7]的突厥时期的石人像，这时的墓地石人被雕刻成勇士的形象。他们一生的英勇战绩用竖立的石柱数量来衡量，也有的只用石块来表示，“杀一人则投一石”，所以在墓地石人身后的石堆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石圈常常围绕着墓堆或中央有石墓标，存在坟墓朝向供奉着被埋葬的首领或先知之精灵的神殿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这类由石墓构成的圈同样也是神殿”[8]。在隋唐时期，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内的阿日夏特石人墓外围都是用卵石做圆形或方形石阵，圆形的周长可达100米左右，方形的边长有的达到35米左右，在石阵外面立有石人，或者被认为是石人前身的象征标志物——石板，草原石人在这里被作为偶像和英雄来崇拜。

草原石人的安置受到“天方地圆”思想的影响，并不是被赋予了某种形式，而是在“空间观念建立起来后才在艺术中取得了作为基本因素的地位”[9]，就好像文化尚不发达的古人熟知天圆地方的思想，却不能够以确切的资料或者实物去表达。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产生新的宇宙观并选择了草原石人作为依托，这也是石人作为地域文化符号产生的一个原因。

草原石人是中国的本土文化，草原石人对时空、方位的选择受到民族心理的影响，带有显著的民族特色。它与墓葬结合呈现的排列形式不仅有宏观的视觉效果，也是个体思想在空间中统一的展现。从空间布局中来看草原石人的起源与发展，带有人们对宇宙观和空间的选择。草原石人自始至终和墓葬为一体：有带有象征性石柱的墓葬，有绘有图腾符号的鹿石的墓葬，有隐现人面的石人像的墓葬，有突厥石人的墓葬，一直到草原石人发展的成熟期，蒙古石人与墓葬的结合。墓葬圆形和方形的结构，不管是分散的还是有序的，我们都能感受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里面不仅带有人们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和理解，也带有人们对生的向往，对灵魂不灭的追求。

注释：

[1]伊恩·霍德、司各特·哈特森著,徐坚译.《阅读过去》.岳麓书社.2005年12月.第110页

[2]李凤斌等著.《草原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62页

[3][德]沃林格著，王才勇译.《抽象与移情》.金城出版社.2010年9月.第10

[4]郑隆.《略述内蒙古北部边疆部分地城的“石头墓”和“石板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0年1期

[5]姚风.《苏联远东地区1983年考古发现》.《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90年1期

[6]郑岩.《中国表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64页

[7]《隋书·突厥传》

[8][英]爱德华·B.泰勒著，连树声译.《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326页

[9][德]阿道夫·希尔德布兰德著、潘耀昌等译.《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