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田 谢德新

杨卫玉（1888-1956），字鄂联，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镇）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先驱。 1921 年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历任职教社推行股主任、办事部副主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理事、总干事、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主持职教社社务，与黄炎培、冷御秋、江恒源（问渔）并称为职教社四老。 其著作 《职业补习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 年）是职业补习教育理论的重要代表，该书的“最大特色是逐渐摆脱了对外国职业补习教育理论的模仿，开始总结中国职业补习教育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是中国特色的职业补习教育学”[1]。 职业补习教育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 “三驾马车”之一，它在20 世纪20 年代没有得到较好的重视。 到30 年代至抗战前后，它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引起了职业教育界的关注和探讨，在众多职业教育理论探讨者中，杨卫玉是一位突出代表。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定义与目的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定义

职业补习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职教社办学实践活动的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社会没有足够重视，职业理论界也没有进行充分探讨的情况下，杨卫玉觉得有必要对它的定义进行阐明。 他认为：“对于就业的青年或成人，利用他们工作的余暇，对于他们的知识、技能、品格、体格各方面，给他相当的训练，这种训练就叫作职业补习教育”[2]。 这个定义包含了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时间和职业要求的文化知识、职业知识和技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职业补习教育的定义，他对其教育的对象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没有就业，但已接受了义务教育或其他教育，为了满足就业需要而补习相关的职业知能；二是已就业，在工作中感觉知识不够而补习自身所应当接受的教育；三是已接受相当教育并且已就业，补充在工作中缺乏职业上所需要的知能。由此而知，职业补习教育是“全人生”的教育，它贯穿于人一生的教育和工作之中，并成为人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目的

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学者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杨卫玉结合自己长期从事职业教育实践的活动，提出了关于职业补习教育目的的认识。他认为：“职业补习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补授些基本的知识，并且要增进职业上的知识技能，而对于公民的训练，体格的锻炼，也不应忽视”[3]。为了配合抗战建国的需要，杨卫玉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对职业补习教育的目的阐释得更加详细具体，并赋予它新的任务。 他强调指出，职业补习教育要使受教育者补受教育，已受教育者再加补充，已有智识者加补其职业技能，已有职业技能者，加补相关智识，对于智识技能俱有根底再以深造，使得每个没有就业的有就业的智识技能，已就业的加深其智识与技能，而使受补习教育者与建国工作相配合，有利于人人依其个性，准备一技之长，从事于人民生活，社会生存，国家生计，群众生命的生产事业，这样才能使补习教育以发展国民生计，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4]。可见，杨卫玉对职业补习教育寄予了较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与职业教育的目的以及职教社的宗旨又是一脉相承的。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与功能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

当时，在学校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补习教育既迎合教育平民化和普及化的趋势，又适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知识更新的需要，也符合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杨卫玉坦言：“大家都承认职业教育之需要，职校学生之不敷调用，于是军事机构、教育机关、政治机关乃至金融实业机关，都纷纷办短期职业训练班，或称技术训练班，总而言之，都在那儿推广职教以应付目前的需要”[5]。与此同时，杨卫玉批评当时教育脱离现实，并指出，“徒恃学校式的教育，划时期的教育，定型的教育，不够应付生活的环境和需要，于是承认补习教育的重要了”，“除了广泛的大量的推广职补教以外，没有其他更好更快的办法”[6]。

为此，杨卫玉分析职业补习教育的需要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7]：第一，在学校教育太不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形下，有许多可造的青年因为经济的困难，环境的阻碍，不能不辍学就业，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极大的损失。要避免这种人才的浪费，革除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固然要从改善学校教育入手，但是较为轻而易举的，就是提倡和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第二，青年辍学就业，他们可能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深沉的修养，加上社会上的恶势力和不良环境，他们容易沾上不良风气和形成不良习惯，甚至可能误入歧途。 出于这种考虑，国家和社会应该及时为他们补充适当的教育。第三，青年就业，知识未充足，技能未熟练，工作效能较低下，生产力较薄弱，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训练他们的技能，增加他们的生产力。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功能

杨卫玉认为，职业补习教育的功能有三方面[8]：第一，它能充分利用学校原有的教学资源，减少教育成本的开支，增加教师的收入。 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在全日制普通学校下课后，借用原有的校舍校具和教学设备，聘用精力过人又熟心教育的人，兼任职业补习教育的教员，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整合学校教学资源，节约国家的教育成本，又可以提高相关教师的经济收入，可谓是两全其美的方法；第二，它能增加社会生产力，健全民族生存力。 职业界的多数青年，接受职业补习教育，进行相关的职业训练，使工作能力和职业技术得到相应的提高，而个人生产力提升，整个职业界集合起来，便是国家生产力的增加。与此同时，职业补习教育除职业训练外，还有公民和体格的训练，更是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当时积弱的中国所必需。 倘使多数职业青年，因受职业补习教育而增加生产力，又能结合团体，热心爱国，对于民族复兴，也是很有益的；第三，它能为多数无法升学的青年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从而不以就业为苦，而以就业为乐。青年投身职业，多以未能继续深造学业为憾，职业补习教育能够满足他们求学上进的需求，让他们白天工作，晚上求学，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他们的知识技能便可与中学以上毕业生的程度相当。 这样，青年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寻找到学习的兴趣，不再以就业为苦，也能感受到职业的乐趣，他们的工作效率也就相应提高。

因此，杨卫玉认为：“在现在中国教育制度之下，教育未普及的局面之下，只有职业补习教育可以解除一部分或大部分的困难；在此公私交困，人人视教育为畏途的时候，也只有补习教育，可以免除这个痛苦；在此生产低落，人人诟病教育不能助长生产反而消费生产的声中，唯职业补习教育，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在此多数青年，升学无力，烦闷抑郁的时候，也只有职业补习教育可以疏解这种风气”[9]。可见，无论是教育制度存在的弊端，抑或是社会生产的效能低下，还是青年的自身问题，职业补习教育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三、职业补习教育的范围与设施原则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范围

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职业补习教育一般在高小与中学教育的层次，主要是针对已受初等教育者实施的继续教育，所以它在学制上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 为此，杨卫玉曾批评指出：“通常的观念都是把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当作‘正统的教育’，而以补习教育为无足轻重的一个偏枝，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补习教育所能达到的人数远超能受正式学校教育的人数，至少政府对于补习教育与‘正式’学校应相等重视。所以，在学制系统上，补习教育与正式学校教育应该是并行的。正式学校教育的范围，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补习教育的范围，亦应该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程度”[10]。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补习教育为了满足求学者不同层次的需求，逐渐开设从小学至大学的补习课程。

在杨卫玉看来，职业补习教育的范围很广，其复杂宽泛的程度，恐怕其他类型的教育都比不上[11]。在教育内容上，包含生计、公民、知识、文字、技能、体格的种种训练；在教育方式上，有半日制、短期制、全日制等开展方式；在教育程度上，有已入学、未入学、中等以下、中等以上的不同层次；在教育种类上，有合校教育、社会教育、青年教育、成人教育这些不同性质的类型。这说明了职业补习教育涵盖教育的众多方面，贯穿于不同的学龄段，涉及范围宽广。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原则

杨卫玉强调，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需要考虑两种情况：一是程度和需要不同。 接受职业补习教育的人，他们的年龄、学识、经验、背景不同，教材和教法要适应他们的实际需要；二是时间的限制。 接受职业补习教育的人，他们的闲暇时间很少，也不一致，要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成效，而且还有要符合他们的生活。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杨卫玉认为，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应该遵循三条重要原则[12]：第一，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应富有弹性和灵活性，切忌一律按照规定的程度、年限、科目等固定模式来进行，而更多的是应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形和学生的不同需要来加以酌定；第二，职业补习教育，对于文字教育、公民、社会、品格陶冶，固然不可忽略，但应以生计教育为中心，使所施教育，不仅对学生原本从事的职业没有阻碍，还应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学生的生活；第三，职业补习教育，因学生的学习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教材的选择注重适切性，使用讲究实用性，更多的是重实践而非理论。 总而言之，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原则，只有适应不同学生的需要，并且切合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效。

四、职业补习教育的设科与师资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设科

针对当时上海补习学校的设科问题，杨卫玉指出：“除本社（中华职教社）第二、三两校有工科的设备和教学外，大多偏于商的，尤其是什么英文、日文、法文等等的文字方面”[13]。 这种不考虑地区特殊情况的设科，他认为是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的。 杨卫玉强调，职业补习学校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设科，才能更好地满足当地的需要。 他认为，职业补习学校的设科，应该以两个“适应”为出发点：第一个是适应环境。设科要与环境相对应，否则是不适宜的。 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商业环境设商科，工业环境设工科，农业环境设农科，诸如此类，才能适应环境的需要；第二个是适应需要。即使是同一个环境，也有不同的具体需要。比如，同是商业环境，有的需要甲种科学，有的需要乙种科学，推而广之，其他环境，亦是如此。

除上述原则外，杨卫玉认为职业补习教育的设科还应注意学生流动性的问题。 其中，他较全面地分析了学生流动性大的原因：一是工作改变，二是住所变动，三是兴趣降低，四是待遇减少，五是服务地点变更，六是雇主反对，能延续求学一年以上的并不多。所以，职业补习学校最好兼办短期科，利用适当的时期，择生活上切要的事项，随时举办，并且每科修业的期限，以短为宜[14]。 总之，职业补习教育的设科要因地制宜，满足社会和学生的需要，并便于学生的学习。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师资

杨卫玉指出，职业教育师资的缺乏是职业教育的危机之一。他主张职教师资的培养应该由国家整体规划，并建议中央及省区设立职业教育师资训练科，专门培养职业教育教师[15]。 与此同时，他强调，职业学校的师资，不比普通学校的简单，有教育学识的，未必有职业修养，有职业技能的，未必有教育修养，这是制约当时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6]。所以，他认为，办职业补习学校比其他教育更需要适宜的师资。

杨卫玉把职业补习学校的师资分为主持学校的行政人员、非职业科教师和职业科教师三类，并要求这三类教师都要具备两层资格：一层是对于所担任的专门学科，须有职业的经验，实际的技能和专门的学识；另一层是对于教育的原理及方法，须有明确的了解及实施的技能[17]。 他要求，职业补习学校的师资要注重经验和专门技能，他们应该具备学识、经验和技能。 此外，还应该熟悉学生的心理、教材的性质和教法的应用，这样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不难明白，杨卫玉所说的职业科教师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培养的，必须由专门机关负责培养，这是有根据的。

五、职业补习教育的教材与教学

（一）职业补习教育的教材

在杨卫玉看来，教材是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工具，直接关系到其功能的发挥及成效的取得。 职业补习教育的教材包括职业知识教材、职业技能教材、实习教材、参考教材、公民教材、服务道德教材等。 杨卫玉强调，这些教材的编订应该遵循以下原则：①要扼要而经济；②要系统而具体；③要切合实际需要；④要适合学者程度，叙述要通俗易懂；⑤要有基础理论，勿空泛议论；⑥要分清段落，保有弹性；⑦要教的就是做的；⑧要保留学者自动研究的机会；⑨要有学过多少，能应用多少的效力；⑩要处处顾到将来实际运用，勿限于现实；1○要使材料的分量与学习的时间搭配合理；12○要使学者不感觉分量的过重；13○要利用学习，勿强迫学习；14○要使学者乐于学习，勿苦于学习[18]。

以上14 条原则， 一方面说明职业补习教育的教材要考虑学习者的特殊性， 把握难易程度，切合实际生活及工作经验， 偏重技能的改进；另一方面说明职业补习教育的教材，比一般的职业教育教材更具有技能性、专门性和特殊性，必须经过专门技术专家和职业教育专门研究者来订定。

（二）职业补习教育的教学

杨卫玉认为，普通学校的教学，或用讲演，或用讲义，或使学生预习，或使学生笔记，或指定图书让学生阅览，或利用图书馆让学生研究，这些教学方法都行得通。然而，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情形不同，他们年龄既长，时间又不足；白天工作疲劳，“沉闷的理论不能引起其注意”；社会经验丰富，“不切实际之议论和材料，非所愿闻”；“急求实用，时间极促，希望甚大”。 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实际的技能。这说明，较普通学校而言，职业补习学校的教学难度大得多。

因此，杨卫玉指出，职业补习学校的教学要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用最简单的方法，教授最适用的技能，应该注意三点[19]：一是教学要充分准备，针对社会和职业界实际状况，结合教材的难易程度，进行适当的概括或补充；二是教学要注意兴趣，学生白天工作，身体和精神都疲劳，用兴趣来刺激他们学习的动机和趣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提高他们的记忆力；三是教学要适当利用比赛，职业补习学校的课业，在课内练习，时间不够，到课外练习，有碍工作，用加分记过等奖惩办法，不为学生重视，难以奏效，所以利用学生争名好胜的心理，适当利用比赛方式来弥补教学的不足，以增进其自主学习的兴趣和效能。

六、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杨卫玉在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敏锐地意识到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当时社会的发展中所彰显的优势。他在熟悉国内外相关学者对职业补习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对职业补习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体系。他分别对职业补习教育的定义、目的、需要、功能、范围、设施原则、设科、师资、教材和教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他认为职业补习教育要以国计民生为旨归，设施要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设科要因地制宜，教师要兼具学识和经验，教材要注重实践技能，教学要考虑学生的特殊性。杨卫玉在职业补习教育方面的独到见解，在当时的职业补习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当前我国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仍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第一，职业补习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补习教育的主要部分。在学校教育资源和办学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它开辟了普及教育的新渠道，对有效地推进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职业补习教育所需费用少、设施简便、易于推行、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和优势，应该转化到相关的教育类型和培训形式中去，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第二，职业补习教育秉承“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宗旨，并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健全民族生存力为任务。职业补习教育既传授经验和技能，又传授知识和文化，它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一方面，个人的生产技能提高，整个职业界集中起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为人人依其兴趣和个性，利用一技之长，从事社会生产事业；另一方面，个人文化素质和公民道德的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就不断提升，将有利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化复兴。

第三，教育对象普及化是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团体对就业人员的知识文化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需要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所以不同程度的受教育群体都应该成为职业补习教育的对象。

第四，组织化和制度化是推行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保障。由单位团体组织，并形成制度，再由个人自愿参加。 要真正发挥职业补习教育的力量，必须规定政府和社会各种职业团体将各单位的从业人员，有计划地安排他们进行职业补习教育。 各级政府要有通盘的计划，与教育行政部门合作，强制各机关团体参与举办，然后建立相应的职业补习学校，使职业补习教育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

第五，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是职业补习教育的价值所在。 无论是职业补习教育的设施原则，还是它设科、教材和教学，都必须考虑社会和个人的实际需要。 一方面，职业补习教育要考虑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保持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职业补习教育应顾及学习者的流动性极大，时间非常有限，程度参差不齐，再加上他们更看重的是实际应用和操作技能。 因此，职业补习教育只有兼顾好社会和个人的需要，处理好知识与技能的关系，才能取得圆满的效果。

[1]汪光华.引进与调适：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3.

[2][3][7][8][9][10][11][12][14][17][19]杨卫玉.职业补习 教 育[M].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1937:1-2，3，7，8-9，55，6，20-21，32，45，37-39.

[4]杨卫玉.战后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介绍之趋向[J].教育与职业，1944(199).

[5]杨卫玉.对于职业教育的几点感觉[J].教育与职业，1943(199).

[6][18]杨卫玉.职业补习学校之设科与教材[J].教育与职业，1941(193).

[13]卫玉.补习教育罪言[J].教育与职业，1933(150).

[15]卫玉.职业教育的危机[J].教育与职业，1933(148).

[16]卫玉.职业师资问题[J].教育与职业，193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