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恒锋

（盐城晚报，江苏 盐城 224001）

善意不是新闻失实的借口
——从几篇新闻报道谈“善意”带来的被动

□曹恒锋

（盐城晚报，江苏 盐城 224001）

近几年来，不少夸大其词、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的报道正在冲击受众的心理底线，引起了读者和观众的强烈不满。有的记者一边高喊坚持新闻真实性，一边有意无意炮制和传播某些吸引眼球的所谓爆炸性新闻。

这些报道中的主人公经过记者的加工后，好人往往拔高为“高大全”、坏人描述成“无恶不作”、富人往往是“为富不仁”，穷人就应该是“家徒四壁”，然而当事件被揭露以后，受众发现真相原来并不是报道中的那样。于是，有的媒体为维护自身形象，在解释时往往辩称：新闻报道中即使有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也是出于善意的初衷。似乎只要是“善意”，就可以情有可原、免掉责任。殊不知，这样的“善意”往往给媒体、报道对象以及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善意”失实同样会伤害媒体

2014年5月底，某电视台播出少年杨六斤的故事。节目中，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的杨六斤“独自守在空房子里4年时间，每个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零花钱，自己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当肉菜。”节目播出后，杨六斤的命运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获得社会各界捐款超过500万元。然而，现实远比电视剧精彩。6月27日，《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还原杨六斤》的报道令人大跌眼镜：原来令无数人掉泪、令无数爱心人士慷慨解囊的少年杨六斤并非某电视节目中那样“孤苦无助”。

南方都市报社记者3天的深入采访发现，杨六斤身世虽然可怜，但生活其实并非节目中展示的那般艰苦：杨六斤独居不超过25天，吃野菜是当地居民的习惯；在学校享受政策补助，每日三餐是8元的标准；享受每月100元的低保；得到了爱德基金会每年1340元的爱心资助。无论怎么说，杨六斤基本生活应有保障。

对此，电视台总监表示：节目中有一些细节与事实不符，是因为记者在采访时想帮助他，想让大家更多地同情他，故而造成失实，“电视台做这档节目的初衷并无私心，只是为了帮助这些贫困孩子。”

受众的愤怒并没有因电视台的解释而消停，人们纷纷质疑媒体的公信力何在，打开网友跟帖，内容更是尖锐激烈，有些人甚至要求将捐出去的爱心款退回来。

细节决定成败。这家电视台夸大杨六斤的“苦难”经历，在细节上有所失真，就是一组不成功的报道。因为这是对公益事业的亵渎，是对那些感动掉泪、慷慨解囊爱心人士的伤害，更是对媒体公信力的一次打击。

哪怕你的出发点再怎么善意，再怎么用心良苦，结果就是弄巧成拙。当真相揭开以后，记者和新闻单位就会陷于被动接招，无论如何解释和弥补，受众都难以原谅你，因为你的善意伤害了无数善良的人！难怪《新京报》在评论中说：电视台将杨六斤的遭遇“煽情化呈现”，最终让杨六斤成为“造假”闹剧的陪绑者。

“善意”不是侵权的遮羞布

如果我们在采访报道中不去照顾对方心里感受，而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挖掘新闻，这样的报道会让我们看到“善意”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簿公堂，站在被告席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或者当事记者。

2013年8月，天津一家媒体分别用醒目标题，并配以大篇幅图片刊登了一篇名为《离异产生共鸣——潘粤明伊能静急重组家庭》的重磅报道。

但是，台湾艺人伊能静认为这组报道严重失实，不久后她到北京朝阳法院状告这家媒体制造绯闻。有意思的是，这家媒体解释称：我们的报道是善意的，绝没有任何诋毁或者制造矛盾的故意，况且两人的粉丝也希望他们能结合在一起。

伊能静并不领情，她认为，文章经网络转载后自己的名誉受损，对孩子的影响也非常大，而且她与潘粤明只是工作上的伙伴，生活上的普通朋友，给两人都造成伤害。伊能静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万元。

同样，记者若不能换位思考，极易出差错成为被告。几年前，某报在相关报道中不仅用了艾滋遗孤小莉（化名）的大幅脸部特写照片，而且将她的姓名、弟弟及其父母因艾滋病去世、父亲的照片和名字全部登出，还报道小莉其他的一些真假难辨的隐私。不久，小莉的一位监护人便到法院状告该报侵权。随后，该报在所发的说明中表示：我们是从人道意义上的关爱进行报道的，意思是说即使报道有问题也不是“有意而为”。这名记者称“我们是出于好心，本意是想帮助小莉”。然而，报道中的当事人并没有因为你出于“好心”而原谅你，打官司挽回声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由于报道失实而引起官司，新闻单位不仅疲于应诉，还要动用大量财力和人力，即使记者号称“无冕之王”，也没有一人愿意惹上官司。应该说，这样的“善意”带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我们每一位新闻人都要引以为戒。

“善意”初衷却带来反面效果

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都不能拿“采访善意”来为错误遮羞，很多采访的初衷是为了推进突发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那就更应该拿准事实、拿准细节，让报道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验。

2010年，四川某报刊登一篇题为《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的报道，讲述了2010年12月12日晚，上海复旦大学18名驴友被困黄山未开发区域获救的经过。报道称，复旦学生“三次报警失败后，一个队员想到了上海的亲戚。当时的说法是，他二姨父影响很大，如果向他求助，绝对有效。”

这段文字是记者在采访中听说的，未加核实，便予以发表的。这篇报道通过一些网站转载，引发网友对“二姨夫”身份的网络猜测，给沪、皖公安部门带来了较大的舆论压力。上海警方很快找到“二姨夫”并澄清其身份，“二姨夫”本人也公开露面接受采访，表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户。

当这篇报道被认定为失实新闻后，当事记者解释称：本是为了对公众进行正面引导，推动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促进跨区域的科学救援行动机制的形成，总之这是“善意失实”。

然而，再辩解也改变不了报道失实。报社编委会认为，记者未能履行核实义务，没有遵循“涉及矛盾冲突，务必要采访当事双方的意见”这一新闻采访基本原则，属于严重违规行为。当事人虽然被处理，但报道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产生，引发大规模的网上猜疑和声讨，也是报社始料不及的。

从这个事例不难看出，失实报道很容易损害有关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形象，不平衡的报道、碎片化的真实，会在人们心目中形成负面印象，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偏见的形成，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后果已经与记者的“善意”初衷背道而驰。

有些报道失实后对方找上门来，记者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报道本身是“善意”的，属于“正能量”；哪怕这种“正能量”细节上有些瑕疵甚至有些问题，“善良的动机”也应该让采访者获得豁免权。

每位媒体人都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离开了真实，新闻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确保传播信息的真实，杜绝虚假失实新闻，是新闻记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