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江儿童文学研究之研究*

2014-02-04李利芳

中国出版 2014年11期

文/李利芳

孙建江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整体推进是意义特殊而重要的。他属于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中个性鲜明、成就独特的“这一个”。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儿童文学研究气度、理念与成绩的“唯一性”，同时还有其“文化身份”的个别性，他是国内将儿童文学“理论、创作、出版”三种身份集于一身，且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不菲成绩的少数者之一。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精神创造实践经验的体悟与融通，为他的各项儿童文学事业都注入了别开生面的创造力与独具慧眼的辨识力，铸就了他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视野，使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中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深刻的文化印痕。

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出身进入少儿出版领域工作，在童书出版的文化行为中实践自己的理论观念，或曰出版视界的逐步开阔不断反哺其理论的路径与方法，活跃其理论思维并增进其研究的实证性内涵，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观，进而推进整体视野内“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孙建江在30 多年的研究与从业经历中形成的独特的“自我身份”。对“出版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是孙建江在跨学科视域下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开辟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向领域，且因为其个人在此关系两方面的“亲历性”，使其研究突破了纯学理跟踪的被动性与局限性，带有了更多实验探索中的主动性，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性。或者更精准地说，他以理论制造了实践，而反之以新实践的现象再去开拓总结新的理论，为自己生成了新理论的空间。这是其研究与出版两栖身份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的又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由此，同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关系的发展轨迹一致，孙建江在此关系上的研究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或者说他的实践与研究本身就是这个轨迹中重要的构成。

一、“出版的力量”——出版之于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推动

梳理孙建江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非常有趣的“出版与儿童文学”互动演绎的过程。首先表现在出版对原创儿童文学格局的突破，或集束性的引领，出版创造了重要的儿童文学美学思潮，直接形成了美学风格的流变，丰富了儿童文学的文体构成，为儿童文学的有效生产与阅读传播摸索总结出了丰厚的经验。从孙建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一实践大约始于20 世纪80年代末，主要探索于90年代，至21世纪初发生实质性的阅读效应、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

孙建江是一个彻底的“儿童本位”坚守者，这奠定了其对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深度认同。与“游戏精神”相对应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儿童文学的“幽默精神”，这二者均是我国传统儿童观念中最欠缺的部分，也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观念转型中最需发扬的部分。这二者的内在精神理念与孙建江的儿童本位意识是暗合的。对“幽默精神”的美学推动，孙建江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幽默精神”观念上的深刻体悟与对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充分研究，使得孙建江发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存在着结构上的缺失，即幽默儿童文学的匮乏”[1]。由此，他萌生了编辑出版《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设想，这个选题在1991年年初提出，1993年推出第一批图书，在2005年时已出版图书50 余种，成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持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品种最多的原创文学丛书。[2]孙建江此套丛书的选题及出版行为，显著体现了其“儿童本位”观念意识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美学启导与价值引领作用。这一选题从20 世纪90年代初的培植、成长到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者资源的梳理、利用与发掘”[3]，对引发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的创作潮流[4]，对推动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历史作用。在1999年3月2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该套丛书的选题及作品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如汤锐指出，“幽默丛书的出版，显示了出版者对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积极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套丛书从一定的角度体现了9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观念的一个重要走向，即从追求创作主体最大限度的自我表现，转向追求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最佳交流方式、最佳沟通途径”[5]。方卫平指出，这套丛书“在20 世纪将要结束的历史时刻，为这个世纪颇显凝重的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标志性意义和独特美学价值的艺术工程”[6]。朱自强在其著作《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这样评价，“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以《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为代表的幽默儿童文学思潮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因为教训主义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路途上的最大拦路虎，而幽默则是对教训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消解”[7]。王泉根在以“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为题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站在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素质的制高点上，理直气壮地将幽默精神这一美学旗帜插上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巅峰。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眼光的出版理念和行为哲学”[8]。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是当代少儿出版史上出版推动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个案。作为这一典型个案的直接缔造者，孙建江对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这一独特路径的形成可谓是体悟最深。纵观新时期以来出版对儿童文学推动的整体情况，新世纪以来孙建江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学理的思考，形成了清晰的价值判断——“出版的力量”[9]，这是他对我国儿童文学本土发展道路的有力总结，这一总结澄清了推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之合力构成中的一端，对于少儿出版、儿童文学、乃至整体文学产业的推进都有很深的教益。“出版的力量”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它有怎样的载体？孙建江以新时期三套丛书为例给予了阐释。其一便是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开始推出的《中华当代长篇少年小说创作丛书》，“这是20 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规模最大的一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国少儿出版史上第一套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的长篇原创丛书”，这套丛书使“中国儿童文学界积压了10年的文学理想开始积聚性地喷发了”。这套丛书及之后的几套丛书，使江苏少儿社在短时间内“聚集起了一批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和中青年儿童文学理论家，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孙建江认为此套丛书“在中国儿童文学作者最需要外力推动的时候及时出现了”。其二便是上述我们分析过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这套丛书孙建江最为谙熟，“《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从最初的叫好不叫座到后来的叫好又叫座，成为了中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持续影响力最大的一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其三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大幻想丛书》。孙建江总结此套丛书的价值为，“‘幻想文学’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出版社敏锐地觉察到这一机遇，让其很快成为了现实；该丛书的出版对于总体偏重于写实主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合理补充；该丛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幻想文学’的创作和发展；该丛书的出版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正以积极态势融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

通过孙建江分析的上述三个个案，我们已经能够很清晰地看出少儿出版的思想与智慧对于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看出在出版的有力介入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阶段性与时代性特征，最重要的是还看出了出版之于“儿童文学理想”的落实。孙建江分析的三个不同的个案之于我们的启示是不同的。其实这也显示出孙建江这个选题自身的研究价值，这也是他一直所呼吁倡导的，从出版视角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总结。

二、为中国少儿出版人“立传”

以上是从三个专业少儿社个体的角度所观察的出版对儿童文学的推动，从全国整体层次出发，有一个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文学读物研究会”[10]。这个研究会是针对少儿出版所扩展的类别如“文学、期刊、低幼、知识、教育”等所特别设立的，目的在促进全国范围内“文学”出版类别间的对口学习与交流。据孙建江详细的文献资料梳理，文学会最初归属全国少儿出版社社长联谊会，1994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文学会划归中国版协少读工委统一管理。从1991年文学会在天津召开创会筹备会，1992年在西安召开第一届年会，到孙建江发表研究论文的2009年，文学会活动开展了19 个年头。从第六届年会（1999）开始，都有正式的研讨，如第六届的主题是“理论·实践·迎接新世纪”，第七届（2001）的主题是“中国即将加入WTO 少儿出版业面临的新形势及其对策”，第八届（2004）的主题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个性与发展’”，第九届（2006）年会的主题是“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第十届（2009）年会的主题是“市场化”。孙建江认真总结分析了每届年会的专家发言，结合当年背景阐述了年会主题的价值。“文学会在每一个历史时段起到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为文学会提供了这样的学术平台和探讨空间，比之很多同行，文学编辑有了更多的心得交流和思想碰撞，前瞻意识和大局意识明显提升……文学会的这近20年，正是中国少儿书业从小到大，从贫弱到丰厚，从单一到多元……快速发展的近20年，文学会不仅见证了中国少儿书业的快速发展，更有幸成为了中国少儿书业快速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11]对这样一个实质上“串联”了全国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的组织机构，所有的参与者对其都有很深的情感与精神认同。由孙建江动议出版的关于文学会的图书于2011年面世，书名为《风云际会——一群热爱出版、热爱儿童文学的人》。作为研究会的秘书长，孙建江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该书执行主编的重任，他与陈效东一起，共同策划、构架、征稿、编辑了这本生动有趣、资料丰富、从特殊角度记录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图书。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孙建江使用的题目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编辑”。在笔者看来，“这个时代”这个语词内涵着充分的历史感，它是对已经行进、完成了的一段重要历史的“豪迈”总结，同时“这个时代”也明确指涉出了一种区别性，它是“这个时代”，是一个与众不同，经历风云际会，创造伟岸历史业绩的时代，“这个时代”就这样与文学编辑发生了关系，是儿童文学读物编辑们的“这个时代”。在文学创造活动中，我们通常可见的是作家，少有人去关注作家背后的编辑。这本书就是以关注这样一群站在作家背后的特殊的文化人为目的，以记录他们的“创作视界”与“思想轨迹”为宗旨的书。同时，孙建江认为，“这本书固然是一本有关编辑，有关文学会的书，但它肯定又不仅仅是这些。因为通过编辑，通过文学会，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少儿出版近20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看到的是中国儿童文学近20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可以说，这既是一本有关编辑、有关文学会的书，同时它又是一本生动展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出版进程的书”[12]。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上，有很多重要事件都与出版、与编辑关系密不可分，在少儿出版界有很多“名号”很大的编辑，况且很多编辑本身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借由孙建江的研究视角，我们充分理解到了中国少儿出版界出版者的主体性，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少儿出版、儿童文学界为国家整体文化建设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

三、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观

事实上，自新时期以来，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孙建江一直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开垦着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空白点,而作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他潜心琢磨研究的则是一个又一个“原创选题”的开发。尤其在20 世纪90年代初，当中国少儿出版整体的发展格局还处于摸索初期而没有被激活的时候，文学读物还没有充分获得读者认可，市场效应还远远没有显现的时候，原创选题的开发显示的更是出版方的远见、智慧与勇气。在孙建江看来，做原创图书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他们社在这方面的起步已经晚于江苏少儿社等一些同行，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突破瓶颈，定位自身的发展方向便显得尤其重要。“经过仔细研究，我们认为，我们应走特色化、中小规模加系列化的道路。为此，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原创选题‘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和‘红帆船诗丛’。这两个选题各有侧重”。[13]毫无疑问，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个定位是充满了思想的，这是一条特色鲜明、可操作性强而又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其中的特色如何产生无疑是重中之重，而选题的最终获得在当时依赖的重心显然不是出版，而是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外儿童文学史研究，或者说是这三者“联盟”后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主要是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整体偏向凝重、深沉而提出的……‘红帆船诗丛’主要是针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品种严重失衡而提出的”[14]。这种选题思路已经深刻内含了孙建江的儿童文学价值观，那就是对多元审美风格的尊重与追求，坚持开放大气的儿童文学审美理想，不偏执一隅，不墨守成规，有独立判断而又兼纳并蓄，这一美学思想对出版来说不啻是最大的福音，因为它既尊重作者，也尊重了读者。而且对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赋予的无疑又是最强大而持久的原动力。孙建江是如何建构而成这一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观的？应该说根本源自于其两种文化身份的互动。这使得他不是“只在文学里看文学”，不只是看山见山，看海见海，他看到的是更高远、更宏阔的世界。由此，看孙建江的众多言论，你总会发现他没有“极端”表达，他思考的是问题的核心，他努力实现在表面看似乎是“相反”的两个论题下的“兼容”，他想“通达”。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但这也是一条关键的道路，是一条创新的道路，尤其对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来说。

比如他谈畅销。在一段时间里，“畅销”是中国儿童文学界不屑理会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蔑视的一个概念，因为“畅销”似乎只意味着“通俗”，意味着艺术品质的丢失。但孙建江是较早将“畅销”概念积极引入少儿出版、引入儿童文学界的人士之一，他从更理性更学理的角度去理解畅销。“畅销书不等于精品，不等于常销书，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畅销书中也孕育着精品，畅销书也可以转而成为常销书，这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此，议论畅销书就又不仅仅是一个时尚的话题了。”[15]通过研究他发现，少儿畅销书与成人畅销书有许多共同点，但确也存在不同之处，成人畅销书的品牌效应更多体现在作者的名字上，而童书的品牌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书名或丛书名上。“童书的品牌往往更具体、更直接”，“注重品牌建设，注重品牌的即时叠加效应，注重品牌的系列化战略，绝对是童书获得畅销甚至是常销的重要手段”。[16]

在面对儿童文学出版时，孙建江思考的一个本质问题是一种博弈，是艺术品质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博弈。他在同一论题的文章[17]中实事求是地谈到，“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儿童文学出版都无法回避市场……市场本身并不可怕，市场可以催生一批又一批低档次的作品，市场同样可以孕育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任何脱离中国当下社会背景来谈儿童文学创作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离不开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通过他客观中肯地分析，我们可以解开萦绕在国人心头的很多困惑。孙建江兼顾矛盾的论题并不意味着一种妥协，或没有立场，实际上他是想努力突破这种悖论，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他不愿只纠缠在这种矛盾的讨论中没有出路，他是想务实地寻求发展，这其中自然也有他的文学理想。“我不认为畅销的就一定是好书，但我也不认为畅销的就一定不是好书；同样，我不认为拒绝市场的书就一定是好书，我也不认为拒绝市场的书就一定不是好书。这听起来有些拗口，还有些吊诡。其实，这中间的作品就是我期待的、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品。”[18]在这一矛盾的统一下，孙建江力求的就是他此前讨论的“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协和发展问题，他希望能实现的是艺术与大众结合的中间道路，如安徒生的童话，如《小王子》《夏洛的网》等。但显然这种结合是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出版人在艺术品质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博弈，需要的是不畏艰难的勇气，不懈探索试验的毅力。

艺术品质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博弈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语境中的确已经成了最焦点的问题，不仅是出版方，其实也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以研究者与出版者的双重视野，孙建江对此问题的透视更客观更理性，他主张的是正确坦然面对中的一种积极态度，而非固执偏激的“顾此失彼”。他这样说，“我觉得‘艺术探求’和‘市场竞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全面否定‘市场’，要么站在‘市场’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艺术’。其实，这两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只要处理得当，两者完全有可能携手共进”[19]。孙建江所持的这样一种宽容的价值立场正是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发展最亟须的态度。因为自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文化产业逐渐进入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它既处于上升期，也处于观念与经验积累急剧推进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里，文化生态环境之于发展的意义便尤其被凸显了出来。健康、开放、宽容的生态环境更有利于人们积极辩证地去探求其中的症结，努力在矛盾中寻求统一，以促进这一事业的良性循环。孙建江一直以整体视野观照与把握原创文学与出版的发展态势。他反复提到“创作生态”的问题，这可能是他意识到的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宏观上最需要把好舵的问题。他说，“没有多元化创作，就谈不上儿童文学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之个体创作，创作生态的问题，更具全局指标性意义”“个体创作影响的只是局部，而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催生出各类个性卓然、不同凡响的作品，影响的是整个创作的布局和走向”[20]。自然这个好的创作生态的营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推进的具体情形看来，出版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确实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这也正是孙建江作为一个出版人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

四、儿童文学之于出版的意义

21 世纪以来，中国少儿出版逐渐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儿童文学在其中的地位也愈益攀升，开始“独领风骚”。所以，“出版与儿童文学”互动的演绎从前期的出版对儿童文学的推动，近一些年来逐渐表现为儿童文学对出版的意义，从孙建江持续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孙建江在此方面的研究都是从“市场终端数据”开始，以可靠的数据分析明晰图书出版格局的变化。“中国书业的市场化进程，彻底改变了少儿图书的原有格局。儿童文学图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跃而成为了中国少儿书业版图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如今的儿童文学，除了频频获奖，社会效益显著，还牢牢占据了少儿图书市场的三分天下，利润回报十分可观，更主导着少儿书业的整体走向”。[21]因此，他明确形成了“儿童文学在当下中国少儿出版业中的特殊地位及其重要意义”[22]这一论题。这一论题的彰显对当前我国儿童文化产业的推动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2013年，孙建江以“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持续发展及成因探析”[23]为题，继续深化了这一论题。他以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分析道，“从1999年的所占比重8.60%，到2012年的所占比重15.09%。14年间，少儿图书在整个图书零售市场增幅几近翻了一番……14年间，儿童文学以1/10 板块占据了平均超1/3 的图书份额”。由此，他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中国书业离不开儿童文学，中国少儿书业更离不开儿童文学”。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儿童文学出版有如此骄人的业绩？孙建江在该文中作了全面的分析，具体包括“素质教育的推行、市场化的推进、作家付出的努力”三大方面，其中“市场化的推进”又分为“版权意识、稿酬意识、销量意识”等，而“作家付出的努力”分为“儿童本位观的逐渐确立”与“‘本位’作品的不断涌现”等。

透过繁华景象，结合业界人士的分析及其自我思考，孙建江对儿童文学出版也表现出一种隐忧与期待。尤其对原创图书“同质化”的问题，他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就整体而言，我以为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最大的缺失是创作主体的模糊化和个性的消解。我们有一个坏毛病，一种类型火了，一批人立马拥了过去……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体的行为。没有个性何来独特”[24]？ “儿童文学的生态发展格局，应该是积极开放的，各种类别都需要，只要符合儿童的审美需求、阅读需要就成”“我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态发展格局，向来持积极开放观”。[25]

[1][2][4]孙建江.非常态与常态——从“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出版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J].中国出版，2005（11）

[3]孙建江.作者资源的梳理、利用与发掘——关于“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组稿[J].出版发行研究，1999（9）

[5][6]孙建江.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J].中国少儿出版，1999（4）

[7]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404

[8]王泉根.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J].文艺评论，2000（3）

[9]孙建江.出版的力量——从新时期三套丛书看出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推动[J].出版广角，2009（9）

[10][11]孙建江.历史的机遇——论文学读物研究会及其对少儿出版的贡献[J].中国少儿出版，2009（4）

[12]孙建江.这个时代的文学编辑——《风云际会·序》[M]//刘海栖，王建平.风云际会：一群热爱出版、热爱儿童文学的人.济南：明天出版社，2011：9

[13][14]孙建江.原创选题的开发[J].浙江出版，2000（3）

[15][16]孙建江.畅销·品牌·有效重复[M]//孙建江.童年的文化坐标.济南：明天出版社，2006：259

[17][18][19]孙建江.儿童文学出版：在艺术品质与市场竞争间博弈[J].中国少儿出版，2009（3）

[20]孙建江.红帆船：一路风雨阳光——序“红帆船抒情童话”[N].中华读书报，201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