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玉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89)

青年文化研究方法的谱系分析，是对自青年文化研究产生以来研究者所提出和运用的多元、多样的方法论的研究方式的梳理和探究。这种谱系分析是历史性的文献工作，同时具有当下的意义。过往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有的方法即使被批判或颠覆，也可能成为新方法的资源和借鉴。因而，这种谱系分析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意在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乃至青年研究的方法自觉。

一、非连续性的起源图景

青年文化研究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并不具有起源的同一性。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但是嗣后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并非承之而起，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也有自身的起源，与美英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并没有承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国家的青年文化研究，都源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这也构成了不同国家青年文化研究特殊的实践性品格。

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越轨青年亚文化研究，是其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认为，大城市是各种族、各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而“随着大城市的日益增多，机器工业带来的广泛分工，以及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多样化而来的运动和变革，以家庭、邻里、本地社区为代表的旧式的社会控制被破坏了，它们的影响大大地削弱了。”［1］在这个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人们又以新的方式组结成为城市生活方式。在社会解体和社会组结过程中，形成了为寻求同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的各种“道德区域”。因此，“大城市为我们研究人类，尤其是特殊的、反常的类型提供了机会。”［2］同时，为了解决由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带来的问题，产生了未成年人法庭、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家长教师协会等各种新机构。这些新机构所作的广泛的实验和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催生了芝加哥学派对越轨青年亚文化的研究［3］。

芝加哥学派越轨青年亚文化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青年团伙或帮派、流浪者、职业舞女、街角青年、披头士、江湖浪子等所谓“异常行为者”。斯拉舍的研究发现，男孩们在团伙生活中获得了新的体验，而最终习惯于生活在这个充满想象与浪漫的世界之中。克里西(Paul G． Cressey)对职业舞女的研究，描绘了职业舞女舞厅内外的“生活循环”，提供了亚文化生活方式的结构和轨迹。鲁伊特(Reuter)在《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中提醒美国社会学界关注青少年生活在与成人不同的世界中，创造了一个与成人社会分离的“包含社会秩序”的世界［4］。嗣后，受芝加哥学派影响的柯恩(Albert K． Cohen)在1955 年出版了《犯罪青年：帮派文化》(Delinquent Boys：The Culture of the Gang)，认为犯罪青年的行为在团体归属感中获得了意义和兴趣，并受制于一系列的共同情感、理解和忠诚，这就是亚文化认同。柯恩提出亚文化认同，是将亚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1963 年，芝加哥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在《局外人》(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中提出了“标签理论”，认为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某些人，而将这些人标签为局外人，从而创造了越轨，然后就有亚文化的越轨行为或者说越轨者的亚文化。柯恩和贝克尔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霍尔(Stuart Hall)等人在《仪式抵抗》的序言中谈到，他们同其他许多人一样，青年文化研究的“起点”是贝克尔的《局外人》。但是，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并非源自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在现实性上更与芝加哥学派没有多少关联。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架构，兴起于20 世纪50 年代中叶那样一个历史时刻。”［5］“20 世纪50 年代的英国，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在那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地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盛行了几十年的激进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是工会和劳工运动，在政治领域中是工党)并未能够推动支持工人阶级或进步利益的决定性的社会变革(‘革命’)……文化研究一直是对这一僵局的扩展性回应。”［6］脱胎于成人教育的文化研究，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素养的用途》(Uses of Literacy)、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等著作为标志脱颖而出。青年文化则因其激发了社会文化变革，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研究对象包括特迪男孩(Teddy Boys)、摩特族(Mods)、光头党、嬉皮士等。菲尔·科恩(Phil Cohen)最早为此提供了相当详细的资料，他的《亚文化的冲突与工人阶级社区》(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y)所提出的青年亚文化理论建立在民族志细节的基础之上，并把阶级纳入了对亚文化的分析之中。在对科恩亚文化理论扩展、修正和批评的基础上，霍尔等人提出了自己的青年亚文化理论。他们认为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很少或没有解释力，主张用更具结构性的“亚文化”(sub-culture)概念取而代之。他们认为，新青年文化最能立即体现社会变革的本质特性;亚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维度;亚文化的“风格”是区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或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或母体文化)所在，也是反抗性(抵抗性)、反叛性的体现;亚文化以想象的方式“解决”实际物质层面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7］。这些在《仪式抵抗》中提出的理论和分析路径，在当时和此后的研究中得到贯彻，但也受到伯明翰学派内部和外部不同程度的批评，而在20 世纪末出现的后亚文化研究(post -subculture studies)中遭到的批评尤甚。无论如何，这些理论观点和分析方式都影响到了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

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其时青年文化已经展现出其现实影响力而备受社会关注。这个时期的青年文化研究，出现在青年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不同领域。青年研究领域的青年文化研究，虽然借用了西方的概念工具和理论资源，也有关于西方青年文化研究介绍，但对西方青年文化研究主流派的理论和方法所知并不多①如1986 年《青年研究》第4 期发表的谈谷铮的《当代西方青年文化价值趋向》就谈到了阿尔伯特·柯恩的亚文化理论;《上海青少年研究》的“青年文化研究专号”有对日本、美国青年文化的介绍;1987 年，《青年研究》先后刊发了叶念先的《西方的青年文化社会学》、R．潘德伊的《青年文化的性质和内容》、山根常男的《日本青年文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发表了张谦的《青年与文化——谈国外青年文化的兴起》，都有对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介绍。其中，叶念先的论文是以他1986 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系访问时所研阅的资料为基础写成的，但其中并未谈到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青年文化研究的源起，一方面是因为青年文化已经成为现实的文化力量和当时的“文化热”;另一方面是青年研究自身的需要，“是对青年作‘散点式’研究和‘平面式’研究之后对青年作更深更广研究的必然”［8］。文化研究领域对青年文化的关注，更是与社会和文化变革直接相关。这两个领域都关注青年文化，但并没有多少交集，基本上是分途展开的，在90 年代中期还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这种情况可能主要是研究者之间专业学术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所致。青年研究领域青年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是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共青团系统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以及青年工作者;文化研究领域涉及到青年文化研究的则主要是高等院校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文学等方面的学者。不同学术背景和职业身份的研究者对青年文化的关注，促进了青年文化研究的繁盛，也带来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

二、多元化的方法论

青年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多元化的英美景观，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有过历史性追溯。“在前伯明翰时期，亚文化的各种用法吸收了当代符号互动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则提供了一种运用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持续努力，尤其是赫伯迪格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一种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来综合这些方式的有重要意义的尝试。而后亚文化的诸多争论，以各种方式认真吸收了当代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碎片化的、矛盾的实践和身份认同的强调。”［9］总体上看，青年文化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假定层面，借鉴、运用和发展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如标签理论、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种族理论、酷儿理论等。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之中，基本的理论假定、研究原则和研究逻辑都呈现出非统一性的、多元化的特征。

青年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在现实性上是由于青年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形成的。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内出现的青年文化，可能存在着高度抽象性的共同特征，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精神特质则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异。相同类型的青年文化中，存在着后起的青年文化对此前的青年文化的学习、借鉴、挪用等情形，而不同类型的青年文化则有各自特定的内容、表现形式和现实指向性。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特质的青年文化，显然不适宜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来理解和研究。

青年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在理论上基于不同研究者对青年和青年文化的现实把握或者说理论预设。伯明翰学派视青年为存在着由年龄因素所决定的共同经历的群体，但并不把“青年”当作一个本质论范畴，而是“不同的青年主体”，不存在共通性的、决定性的“青年本质”。他们超越“撒切尔的孩子们”、“狂欢的一代”、“民间恶魔”之类的“新闻学名词”，而“去深入探究那些似乎触到年轻人的潜意识因素，以及那些因素又如何在社会中得到再现”［10］。如果说在他们的研究中特别是赫伯迪格对风格的解读中，还强调风格的同构性和共同的意义指向即“反抗”的话，那么此后的青年文化研究在关注文本或文化客体“是如何被现实处境中的真实的人们所使用的”之际，这种所谓的同一性也被消解。由此，青年文化研究中就不可能有任何方法论处于独尊的地位。

青年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与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路径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和自觉的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最早从事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力图在社会学的学科框架内开展相关研究。伯明翰学派先是从文学理论、结构主义开始，而后是社会学，但其坚持反学科立场。“文化研究的话语必须抵抗学术学科及院系中已确立的利益。它必须质问捍卫各类学科与院系的学术现状的知识要求与理智性模式常出现的围绕在不许在学术学科领域内提出的问题的利益。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必须谴责学科未提出的问题中包含的利益。”［11］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对当时和嗣后的西方青年文化研究影响深远。至于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研究，则是不折不扣地在学科边缘上发展起来的，青年研究领域的青年文化研究如此，文化研究领域的也一样。

文化研究拒斥单一的方法论，青年文化研究同样如此。“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可靠地和有把握地暂时加以运用，然而，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立刻排除在外。”［12］当然，伯明翰学派中也有学者主张青年文化研究需要形成一套适合这一领域的连贯的、统一的方法。但是，持这种主张的格雷汉姆·默多克和罗宾·迈克农同时强调，这种方法必须的要素是全面的、对称的、扎根于对各种真实的工作和非工作背景所做的细致的经验考察，而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并且认为迷恋某些特殊的程序和经验技术是摧毁一种有前景的分析路线的捷径［13］。

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式

从芝加哥学派到当代的青年文化研究，研究者所运用的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不胜枚举。大体说来，可以简约地归结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包括以社会生态学和参与观察为主的社会学方法、以民族志和田野研究为主的人类学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化批评的方法、以青年文化或反主流文化的产生史和影响史为主的历史编撰学方法。

青年文化研究的社会生态学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是由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麦肯齐将人类生态学即社会生态学规定为“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尤其注重研究区位(position)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上，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人类活动行为的影响”［14］。城市社区可以作生态学的分类，而按照伯吉斯的分类就是由中心地带(繁华商业区)、过渡地带(贫民窟、腐化区)、工人住宅区、住宅区和郊区构成的“同心圆”式经济团块和文化团块。伯吉斯和帕克认为，过渡地带是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的社区。斯拉舍、怀特等都采用了这种社会生态学模式，致力于过渡地带或贫民区的青少年团伙的研究，并认为其具有显著的地区性特征。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如果要研究青少年团伙，就必须要进入青少年团伙的天地进行实地研究。怀特关于科纳维尔街角青年研究的经典著作《街角社会》阐述了参与观察的理由和目标定位。他认为，要解答只有最熟悉当地生活的人才能解答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到当地去生活，并参加那里的人们的活动，摸清它的社会结构及它的行动模式。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邀请被研究的组织的某些成员和他们一起参与研究的全过程——从研究的设计，到收集和分析资料，直到对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15］因而，这种参与观察或参与行动研究能够为弥合研究者与研究组织之间的差距提供有效手段，也能够使被研究的某些成员在研究者的声音中加入他们自己人的声音。参与观察虽然有其必要性和优越性，但正如怀特所言，“只在为数有限的形势下能够有效地实行”。同时，芝加哥学派虽然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是从40 -90 年代，参与观察和其他定性方法一样，被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所挤压而在社会学领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所采取的民族志方法，受到了芝加哥学派参与观察方法的影响和启发。赫伯迪格认可参与观察贡献了一些关于亚文化最生动有趣、最富启发性的记录，但是强调这种方法由于分析性或解释性框架基础的缺乏，而导致对阶级与权力意义的低估和忽视。他认为，民族志方法主要是基于英国自身的传统和有关青少年的田野调查。从文化研究的总体层面看，民族志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与威廉斯、霍加特的研究相关。霍加特的《文化素养的用途》虽然并未采用人类学的专业化框架，但通常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人类学转向的坐标。嗣后，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菲尔·科恩、威利斯、赫伯迪格等都广泛运用了这种方法。

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威利斯在1972 -1975 年对汉默镇的工人阶级子弟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包括个案研究、访谈、小组讨论以及对几组工人阶级子弟在校最后两年及刚开始工作那几个月进行的参与观察。威利斯自陈，“这项研究所采用的定性方法、参与观察法，以及民族志呈现的方式均源于我对‘文化’的兴趣。用这些技术记录这一层面的故事，能更敏感地捕捉各种意义和价值，也能更好地再现和阐释文化生产中的象征性表达、实践和形式。尤其是民族志这种形式，能够允许研究对象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主动叙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人类能动性，并在分析中传达给读者。”［16］作为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具有这些优点，而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也有其自身的特性。“从民族志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正是由于旧事物的更新和变革具有连续性、波动的稳定性的辩证性。因此，民族志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关乎文化实践到底在‘理解’结构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关乎同样是这些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讽刺性地维护了那些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17］因而，民族志不仅是“进入现场”以寻求更为真实地再现文化的一种方式，同时是来自底层的“实践感”所驱动的“代言”政治。

青年文化研究以文本分析为主的文化批评的方法，在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同样被广泛运用。这种以研究各种文化产品为主的方法，派生于文学批评，比民族志方法更早一些为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人所采用。这几位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成员都是文学研究出身，而在CCCS 的规划里，文学构成了最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是支撑文化研究的重点。在霍尔称为文化主义的范式中，文本分析是重要的方法，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就是将其作为文本。在结构主义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符号学等被引入文化研究之后，文本分析突破了文学批评的局囿，文本的类型除了传统的文学文本之外，新增了影视、摄影、服装、时尚等流行文化和社会文化事件。

文本分析作为源自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对文本的构成和意义结构等文本的内在方面同样关注，但是“通常更多地关注文化文本的诸多意义，也就是它们的社会意义，它们如何被挪用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作为归属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刻录的意义。这一点通常在对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的批评中给漏掉了。”［18］麦克罗比对面向青少年女性的《杰姬》杂志的研究和赫伯迪格对青少年亚文化风格的分析，基本上就是如此。如赫伯迪格所言，“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以代码的形式铭刻在风格的浮夸表面上的隐秘信息识别出来，从而描绘出它们的‘意义地图’”。［19］麦克罗比则是运用与符号学相关的途径，分析《杰姬》在浪漫史的、个人的和家庭的、时尚的和美容的、流行音乐的四种次级上所使用的大量的符码，讨论了少女气质作为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并被强有力地推行给读者的。

文本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会关注历史的文本，但对现实的、当下的“活”的文本的研究才是其中心所在。对青年文化的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有别于文本分析的领域。伯明翰学派对历史的兴趣体现在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历史著作中，更表现在约翰生等人编著的《构建历史》之中。历史编撰不仅是对历史及其相关现实的理解所需，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如果过往的青年文化已经积淀在现实之中，那么历史编撰学方法就是理解现实青年文化的重要途径。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弗兰克在《酷的征服》中所言，“反主流文化的故事，以及一般的反叛青年文化的故事，现在已经接近美国民族的自我理解的核心部位，既作为一代代集体性的青年解放梦想的焦点，也作为各种各样反对者所想象的文化背叛的种类……而现在是做这项知识性工作的时候了。”［20］

青年文化的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远非上述四种类型所能概括。之所以关注这四种类型，是因为从美国和英国的青年文化研究来看，前三种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的方法由此派生、与之相近或隶属于某种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青年文化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定量方法很少被采用或者说处于边缘地位。如果说定量方法是以自然科学为原型的科学方法，那么可以说，青年文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存在问题的。

四、方法作为现实问题

方法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20 世纪80 年代初至今，青年研究领域关于方法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其初，为了摆脱意识形态性的或新闻评论性的论述而更为客观、科学地认识青年和青年文化，为了提升青年研究和青年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也为了建立青年学、青年社会学、青年文化学等所谓的青年学科或学科群，从而将方法作为关键性问题或者说研究的突破口。以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的“青年研究方法论研讨会”为标志，青年研究进入了一个方法自觉的时期。三十多年来，虽然其间有波折、有争议，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依然存在对科学、规范的方法的忽视或方法运用失当等各种情况，但是包括青年文化研究在内的青年研究，对方法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是不断提高和深入的，而对适宜的、规范的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不能说很逊于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当前的青年研究，特别是青年文化研究在方法方面不存在问题或者已经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而是认为需要肯定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且认为只有在肯定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将关于方法的讨论引向深入。

当前青年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现实影响，由于缺乏客观公允的衡量指标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很难对其做出公正合理而非以偏概全的评价。如果说青年文化研究存在不能对现实的青年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真实的揭示、缺乏科学性或学术性以及现实价值等诸多问题，那么也并非无据之见。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的，但是如果将这些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即对现实青年文化的充分了解和认识，完全归因于方法问题，可能未免有疏失。除了方法之外，影响青年文化研究科学性或学术性的有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现实因素，制约研究者了解和认识青年文化的也有立场、态度与能力等问题。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那么问题的真相就昭然若揭了。虽然不能排除方法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方法。“单纯的理论或方法都不能作为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事实上，二者往往与社会研究背道而驰：它们如同政客般回避社会科学的问题。”［21］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当前的青年文化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青年文化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适合本土语境的方法缺失，和与此相联而非由此导致的对本土语境中的青年文化缺少真实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缺少对本土语境本身的深入探究，缺乏自主的、非功利性的真实认识和对青年及青年文化意愿的理解。抽象地说，就是自主自觉的问题意识的缺乏或淡漠。“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只有当方法论的探讨对实际研究起直接参考作用时，才应对其给予严肃的关注。”［22］如果说当前的青年文化研究，在问题选择或提出问题方面卓然有成，而方法制约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论概括，那么就可以认定方法是首要问题。如若不然，就只能将其置于问题选择或提出问题之后。

青年文化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是也应当是多元、多样的，因而即使认定方法是关键性的和首要的问题，也不能确定某种方法是当前最迫切需要或应当优先选择的方法。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缺陷，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是否适合于研究的课题、对象及内容的问题，这是一般性的共识。就青年文化研究而言，社会学为它提供了最重要的元概念框架，而文学理论、政治学、美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诸学科为其提供了概念、工具、理论和方法。虽然元概念框架是由社会学提供的，但是并不能为青年文化研究必须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提供合法性证明，也不能确证社会学的诸方法在青年文化研究中处于优先地位，而只能表明社会学对青年文化研究的重要性，表明青年文化研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正如它可以运用其他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样。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某种或某些方法因其最适合于研究课题而具有优先性，这是研究的通则。但是，在具体研究中的优先性和在整个研究领域的优先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青年文化研究的发展无可置疑地受到方法的制约和影响，方法的突破和恰当方法的运用，都能够促进青年文化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却既不取决于方法，更不取决于特定方法的应用。青年文化研究在过往所取得的每一次突破，都以直面现实问题为基础，以恰当的解读方式和解释模式的提出和运用为主轴，而以适合特定语境的方法为其支撑。当前的青年文化研究要取得新进展，发展和运用适合中国语境的方法或者说本土化的方法自然是重要的努力方向。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坚持从在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的青年文化问题出发，而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进行有深度的研究和理论概括，才是青年文化研究保持学术品格和实践活力的关键所在。

［1］［2］［3］［14］R． E． 帕 E． N． 伯吉斯 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宋俊岭 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98、146、100、61 -62 页。

［4］Michael Brake，Comparative Youth Culture：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s and youth subcultures in America，Britain，and Canad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K．paul，1985，p．39．

［5］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文化研究》，2013 年第14 辑。

［6］约翰·哈利特：《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 年版，第6 -7 页。

［7］［13］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London：Hutchinson Publishing Group． 1976，pp．20 -56，206 -207．

［8］潘 一：《青年研究的新角度：青年文化研究》，载《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 年第10 期。

［9］安迪·班尼特 基思·哈恩-哈里斯：《亚文化之后：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文化译介小组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年版，第18 页。

［10］安吉拉·麦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0 页。

［11］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载罗 钢 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78 -91 页。

［12］［18］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3、88 页。

［15］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6 -12 页。

［16］［17］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秘 舒 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5 页、中文版前言第5 页。

［19］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陆道夫 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 页。

［20］托马斯·弗兰克：《酷的征服》，朱 珊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 页。

［21］［22］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 强 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131、130-13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