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艳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余年，相关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是限于核心档案尚未开放，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外围展开。而且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神秘性，坊间经常会出现许多粗制滥造的“伪书”，或者人云亦云的所谓“学术著作”，具有深度性的研究一直没能出现，而康宪梓先生的《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则是这种具有高度可信度的研究著作。

在《真相》一书之前，国内对于林彪及“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最有成就者是高华。凝聚高华数十年研究心血的《林彪事件再考察》一文，从历史的纵深角度考察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细微的关系，以及林彪最后被迫叛逃的种种细节，其眼光和高度，并不亚于采访了数百人而写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舒云。当然林彪事件的许多疑点，如今已经无法完全通过现存文献给出合理的解释，只能通过比较长的历史时间段考察林彪本人，或者通过采访亲历者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康宪梓先生的《真相》一书，便是亲历者给予共和国这一段历史的交代。

康宪梓的身份地位非常特殊，完全可以用“‘九·一三’事件的核心人物”来形容，他是林彪出逃所乘坐的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的专机副驾驶。林彪叛逃时，除去跟随林彪上了叛逃飞机的4人之外，另外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机务组当时有5人在场，而康便是其中之一。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几十年间，康阅读了种种历史资料，加上其对“九·一三”事件前后各类他所亲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组成了其对于“九·一三”事件完整的看法，《真相》一书便是他对于“九·一三”事件完整的回顾。

《真相》一书，首先最重要的貢献在于，完整描述了二五六号三叉戟这一飞机进入中国的来龙去脉。这种飞机是英国制造，进入中国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二手货，经过国内专业技术人员的改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机投入使用，《真相》一书也披露了当时江青和林彪等人乘坐飞机的种种细节，读来非常具有历史感。

康宪梓在书中提到，二五六号三叉戟正式投入使用之后，曾经多次执行重要飞行任务，比如曾经将病重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送到广州；周恩来到广州欢送缅甸总理回国时，三叉戟也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一些外交官员送到了广州；但是乘坐次数最多的还是江青。江青一向喜欢搞“特殊化”，加上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的舒适度，江青经常喜欢乘坐此飞机出行，但是江青有怪癖，不喜欢飞机在地面上滑行，因此机务组费了大量心思，减少起飞时的滑行时间；同时江青不允许自己登机后飞机立即起飞，而且降落后也不直接下飞机，而要梳洗打扮一番才缓缓地下机；另外江青乘坐专机时还经常把自己在北京的奔驰200专车也要带上飞机，以备在外地使用。有一次上海下大雪，机场无法接收飞机降落，从海南经广州飞往上海的江青要求必须在上海降落，机长潘景寅多次打电话到北京请示，最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为了江青的安全考虑，让江青在广州过夜；由于江青没有带她所需要的衣服，空军特意派了一架飞机从北京把衣服空运到广州。

而林彪的要求和江青相比似乎要简单不少，但是也让机组人员绞尽脑汁。由于林彪的身体原因，特意提出在专机的床上休息时不能听到风声。林彪既怕水又怕风，甚至连流水的声音都不能听到，而专机上的温度控制，基本上要靠流动的气流实现，林彪的这一要求，几乎不能办到。最后机组成员在专机上床靠近客舱墙壁的部分装了很多特殊的密封条，防止气流流向床位，除此之外，还在大床靠近走道一侧安装了一道可以拉动的门帘，可以防止气流直接吹到床上。

在“九·一三”事件前几天，康宪梓奉命将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林豆豆的未婚夫张清霖、林立果的恋人张宁送到北戴河。康宪梓认为，正是因为林豆豆到了北戴河，才使得“九·一三”事件的结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林彪叛逃时，机务组的潘景寅和李平多次命令康宪梓把飞机上的油量加大，都高于平时飞行时的油量，从目前存世的资料推测，潘景寅和李平很有可能已经知晓了突发情况，但是可能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乃至林彪的叛逃并不知情。

笔者之所以如此推断，是因为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曾经公开宣称：“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广为人知的是，当时邓小平已经被打倒，下放在南昌郊区劳动，接近两个月后才知道林彪叛逃的消息，据说当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午饭时说给邓小平，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也正是因为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的这句话，许多当时的机务组成员才通过写申诉信等方式走上了为自己平反之路。

当然作者作为亲历者技术人员，对于“九·一三”事件的认识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尤其是书中对于林彪叛逃时飞机的走向，作者作出了很多专业性的分析。作者通过分析，认为飞机起飞时，机长的操作极为不稳定，可以判断其内心的挣扎，尤其是当时飞行的速度非常慢，可以判断出当时机长试图用较慢的速度拖延在国内飞行的时间，尤其是当时飞机在飞离国境时，曾经在国境线上盘旋了一个圈，更能证实作者的判断。

而作者对于林彪叛逃之前心理的分析，也颇令人信服，比如作者援引了当时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的回忆。当时李负责送林彪等人去机场，林彪忽然问林立果：“到伊尔库兹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李文普一听就知道林彪要叛逃到蒙古，立即跳车，被林立果开枪击伤。据康宪梓分析，林彪对于是否能飞到蒙古不可能心中无数，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心理安慰；其次，林立果也低估了叛逃的难度，同时康宪梓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何当时专车的司机杨振刚对此毫无反应？而更大的疑团则在于，杨振刚最后随林彪上了飞机，死在了温都尔汗，而李文普则成了幸存者，因此其发表的回忆，也应该做进一步的分析。

而对于林彪叛逃飞机为何不遵循国际航线，而是从山海关经承德往多伦、贝儿庙直到温都尔汗，而不是从北京往乌兰巴托的方向飞，康宪梓也给出了技术人员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林立果采取了3000米高度飞行的策略，避开了北面雷达的跟踪和监视，同时叛逃的叶群和林立果确实缺乏叛逃的驾驶技术，导致飞机的航线—直不稳定，同时叛逃的路线也不是事先设定的温都尔汗，飞机坠落的温都尔汗不仅仅有坠落时的草原，附近还有一个灯火通明的矿区，如果在矿区迫降的话，显然比在草原上迫降生还的可能性要高。

作者除了对于飞机迫降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残骸和黑匣子的行踪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作者认为，正是由于飞机上所承载的许多油量，加上另外一些可燃物体，导致了飞机迫降之后的剧烈爆炸，而对于黑匣子的去向，作者认为很可能依然存在。黑匣子中的内容，将是解读林彪事件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关键性材料。

同时对于市面上流传的种种关于林彪的死因，作者也给出了有力的回击。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叛逃前曾经在玉泉山见面，林彪离开玉泉山时遭到毛泽东安排的部队的埋伏，这一点显然毫无历史常识。当时毛泽东已经身在杭州，“埋伏”一说，实属无稽之谈。也有伪书指出在温都尔汗坠机而死的是林彪的替身，这类传说就更不值得一驳。

据说林彪叛逃之后，周恩来曾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但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当得知林彪摔死的消息时，周恩来先是默默流泪，后来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最后周恩来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文革”走到了“九·一三”事件这一步，已经轰轰烈烈地转了一个弯。

但是无论如何，林彪的叛逃，对于中国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打击，是毋庸置疑的。高华教授生前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正是因为“九·一三”事件，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九·一三”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才促使了许多人从“文革”的迷梦中惊醒。（原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