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雅靖 李知行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 510405

徐大椿 (1693～1771)，清代医学家，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他博通天文、历算、史地、兵法等，尤精通医学。虽天资聪敏，但不屑于功名利禄，从儒林走上从医之路。其亦儒亦医，学验丰富，其著作博深切用，评释精当，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开一代学术良风。其书包括《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慎疾刍言》、《洄溪医案》各1卷，《难经释难》、《医贯贬》、《医学源流论》各2卷，《兰台轨范》8卷。

“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是徐氏临终前为自己所撰之墓联，其清高雅士之风可见一斑。笔者敬仰徐氏医德之高，医术之精，品读《徐灵胎医学全书》，对其学术思想加以分析和整理，以兹同飨。

1 仁心仁术

孙思邈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2。为医者，先存慈悲恻隐之心，方可行医，医学是施行仁爱之术。徐大椿以为“天地有好生之德，圣人有大公之心”［2］131，其医德高尚，医风诚笃，并直言“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而“医药为人命所关”［2］115，因此他把医学称为“生人之术”。其于《医学源流论·医家论》中指出: “医之高下不济，此不可勉强者，然果能尽智竭谋，小心谨慎……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则每治必愈”［2］155。以此告诫为医者，须仁心仁术以济世，不专求于利。徐氏把缺德医生的行为斥之为“不过欲欺人图利”，“全无怜悯之心”［2］155。正如孙真人所言:“若有疾厄来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1］2。徐氏对贫病就诊，除免费诊病外，还无偿施药，医患关系尤足称道。《洄溪医案》中载唐某患“对心发”求治于徐某，其家远隔百里之外，徐氏乃收留其于家，嘱人旦暮换药，终至病愈。收治病人在家照料，于当时实属难能可贵［2］398。此例尽显徐氏仁爱之心。观今之医患关系紧张，实为无奈，医者若能效徐氏之风，又何忧医患关系之恶化。

2 追本溯源

孙思邈曰:“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内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侯、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1］1。为医者，熟读经典，方能成就医业。《难经经释·序》曰:“惟知溯流以寻源，源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从源以及流”［2］3，观徐氏所注之书，足见其从不轻易废古立新，故其能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医学源流论·医学渊源论》载“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2］155。《内经》、《神农》、《伤寒》在徐氏看来，皆为医者必读之书。故其于《兰台轨范·序》中极力推荐“至于推求本源，仍当取《内经》《金匮》等全书潜心体认，而后世之书亦能穷其流派，掇其精华，摘其谬误”［2］209。只有立足根本，中医才能发展，才能创新。标新立异、天马行空之法或能得效于一时，终非长远之策。徐氏提醒习医者“果能专心体察，则胸有定见，然后将后世之书遍观博览，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长而去其短也”［2］368。徐氏如是说，如是做，其学术成就皆来源于几十个春秋含辛茹苦的寒窗苦读。他少时即“有志于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于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2］115，上溯灵枢源流，下沿汉唐支脉，读书万卷，博取众长，终成名医。观今之中医学子，废经典而逐新论，一番舍本逐末的景象，若不做出改变，从根源出发，中医难有立足之地。

3 用药遣兵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3］2。兵药虽异，其理贯一，徐氏熟读兵法，于《医学源流论》中专列“用药如用兵论”以调兵遣将寓开方用药，深入浅出，极具形象。他说:“兵之设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应用，其道同也”［2］134，中药本为治病，身无病而滥用补药，必生奇殃，此为后世之风。固徐氏又立“人参论”以告诫世人，人参虽能补元气而救死，亦能固邪以杀人，病家无知，效不良之风，贻害无数。

至于组方用药，徐氏力主“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衍，布阵有方“［2］134，其药伍配对如排兵布阵，甚为严谨。他认为”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2］129，单味中药”以草木偏胜，攻脏腑之偏性“［2］134，虽然可以治病，但如果需要实现医生所想的效果，切中病机，则中药必须有机整合，按照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古人立方，有专攻、兼治、相反、相辅、相用、相制等。如上方法，意在存全助长，制约药性，使之更符合病情需要而收到满意的疗效。因此，徐氏曰:”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2］129。可见在辩证施治过程中，徐氏尤为重视方药一致性。除此，他还强调:”一病必有专方，一方必有主药，或病名同而病因异，或病因同而病证异，则各有主方，各有主药。千变万化之中实有一定不易之法，即或加减出入而纪律井然“［2］209。正如《孙子兵法·虚实》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3］108，把握病机，明其理而进退有度，遣方用药定能获效。

徐氏又言:“知己知彼，多方以制之”［2］134。任何治疗手段皆存在短板，扬长避短方能克敌制病。徐氏治病提倡应用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正如孙思邈曰:“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知针知药，固是良医“［1］867。徐氏尊《内经》之法，仿圣贤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他认为”病各有宜，缺一不可 “，”止用汤药，亦不能尽病 “［2］134。《灵枢》载:”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不得其用，病弗能移“［4］，说明治疗手段各有优势与缺点，医生若明此理，善用其法，则治疗效如桴鼓。徐氏还补充说:”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豫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2］134。因此徐氏治病常内外多方兼治。现举《洄溪医案》一则，程某患周痹，遍身疼痛，四肢瘫痪，徐氏诊为历节，遵古法，敷之、拓之、蒸之、薰之，月余病愈［2］378。近代中医学界鉴于中药治疗尚存局限，开始重视综合施治，因此穴位注射、中药灌肠、静脉滴注等法也就应运而生，足见徐氏之论合乎临床实际。岐黄子孙若能参透此理，于临床治病又何患无道可施。

4 诊脉定治

《素问》云:“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5］。徐氏认为”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2］150。其根据《内经》、《难经》乃仲景之论脉，融会贯通，胸存定见，以脉之有无胃气，脉与天运顺逆，脏气之生克，辨病脉之从违，及识别真脏脉以断其死生。临床上，徐氏尤其主张脉证合参，所谓舍脉从证，舍证从脉者，在徐氏看来皆显偏颇。徐氏认为”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2］150。临床上若不懂变通，墨守成规，则无所适从。现举《洄溪医案》一篇以示徐氏脉诊之能，临证之变。许夫人畏风病，诊其脉微软无阳。认为药误致其避风太过，阳气不接，必须以日光晒之方愈，然出屋外，则畏风吹，徐氏嘱家属去其屋顶，让日光直射患者，十日而愈［2］385。其辩证之准，随机灵巧，使人叹服。难怪徐氏尝云:“巧思奇法，深入病机，如庖丁解牛，虽筋骨关节之间，亦游刃有余。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2］142。切脉为四诊之基，脉证把握得当，治疗有据可寻，疗效自现。

5 针砭时弊

徐氏鉴于当时医家薛立斋、赵献可、张介宾温补学说的影响深远，不论何病，均用温补，以迎合病家之心愿，以致病轻者重，病重者死，因有《医贯砭》之著，对赵献可之说，痛加批判。徐氏曾提醒世人“惟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2］137。然时医不以为然，病家不以为咎，喜服温补，虽死不悔。徐氏视之痛心疾首，爱莫能助，遂于《慎疾刍言》中明确指出:“人之有病，不外风寒暑湿燥火为外因，喜怒忧思悲恐为内因，此十三因，试问何因当补者?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无病而虚死者千不得一”［2］361。以此提醒世人切忌随波逐流，以迎合社会阿谀奉承之风。而《医贯砭》则集中体现了徐氏力排众议，敢于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的精神。其独树一帜地指出“余念民命之所关甚大，因择其反经背道之尤者，力为辨析，名之曰《医贯砭》”［2］75。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指责“八味”、“六味”两方之滥用，偏补命门火之谬误，逍遥散统治五郁之偏颇，补中益气汤之肆用。然批判不仅限于指出缺点，还包括肯定成就。《医贯》虽被徐氏批判得体无完肤，他仍承认其中有正确的“论断”，承认赵献可有“一隙之明”。总之无论何人之言，绝不轻信盲从，一律要明辨是非，决定取舍。学习中医者，对于错误的认识，纵然是名家之论，也要纠正;正确的认识，即使是论敌主张，也要接受。这种实事求是，对真理执着追求的精神，正是中医学子在临床上进步的推动器，只有这样，得出的才是真知灼见。

6 结语

徐大椿学术渊博，仁心仁术，认为学医必先明脏腑经脉而作《难经释难》;认为药性当知其真而作《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认为治病必知其所以然而作《医学源流论》;认为《伤寒论》颠倒错乱，注家各私其说而无定论而作《伤寒类方》;认为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而作《兰台轨范》。其医学思想和高深医术，都值得转战临床的岐黄医者效仿和学习。

［1］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0.

［2］刘洋.徐灵胎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3］孙武.孙子兵法［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

［4］田代华，刘更生.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2.

［5］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