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燕

语言奇才包令与英译《花笺记》研究

王 燕

明末清初的木鱼书《花笺记》在19世纪产生了两个英译本：汤姆斯以“诗歌”翻译的Chinese Courtship和包令以“小说”翻译的The Flowery Scroll。前者受到歌德的赞赏,后者则在英语世界引起广泛影响,甚至使这部屈居末流的“风月”之作进入了“世界名著”的行列。参照汤译本,重点研究包译本,主要分析以下问题：《花笺记》在文体上具有“亦诗亦文”的特点,故可以同时译之以诗歌和小说;包译本语言自然流畅,是一个可读性强的英译本;文中的大量注释受到普遍欢迎,成了19世纪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这部译作因涉嫌剽窃而使译者名声扫地,但译作本身却被当时的大型工具书广泛著录,《花笺记》由此成为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经典。

包令;《花笺记》;英译本

木鱼书是近几年国际汉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也在积极推进,在此背景下,明末清初问世的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备受瞩目。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主持召开的“17—19世纪汉学家翻译研究”国际会议共提交论文十篇,两篇涉及《花笺记》。一部地方说唱文学作品何以被如此热议?这与该作的海外翻译密切相关。19世纪,长篇叙事作品被“完整”翻译到西方并产生两个英译本的情况实属罕见,《花笺记》就经历了这样一段传奇历程。1824年,英国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首次把《花笺记》译成英文,题名Chinese Courtship,在伦敦与澳门出版,这是该作西行之旅的起航之作。1868年,第四任香港总督约翰·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重操译笔,在伦敦出版了《花笺记》的第二个英译本The Flowery Sc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