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德银 宋根苗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5；2.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安徽 233030）

财政支出结构与价格水平变动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储德银1宋根苗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5；2.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安徽 233030）

传统理论认为价格水平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引发了理论界对价格水平决定的重新思考。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水平变动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价格水平之间的S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增加购买性支出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但是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对价格水平上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这一结论不仅可以为未来政府制定稳定价格水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证依据，还可以对重新评价与反思中国以往财政政策提供全新思路与判断标准。

财政政策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价格水平

一、引言

价格水平由什么决定？或者说通胀水平是如何决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政府且又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总是，而且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然而伴随货币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越来越多国家的央行将通货膨胀盯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与之同时，央行选择何种方式或者说哪种中介目标以实现通胀盯住的政策运用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万晓莉、傅雄广，2008）。这一现象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货币政策能够与其他政策，例如财政政策分离开来。然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独立则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财政政策对于通胀水平的决定影响很小；二是货币政策对于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很小。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简称FTPL）的出现对传统货币主义提出了巨大挑战，并由此再次引发了针对价格水平决定的重新思考。实际上，FTPL是一种与货币论相竞争的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为Leeper（1991）提出，后由Sims（1994）、Woodford（1995，1996、2001）、Cochrane（1998、2000）等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FTPL是在非常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组合（Leeper，1991），以及在纯灵活和粘性价格框架（Woodford，1995、1996）下提供一个价格水平的决定方式，其强调财政波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认为价格由政府债券的数量决定。对于政府而言，FTPL认为政府应重视预算约束和公共债务公平等问题。FTPL的创新在于其认为如果当前和未来财政政策的制定并不考虑政策持续性，为了实现现值预算约束，市场价格总水平将会发生跳跃式的变动。

尽管FTPL所提出的理论研究命题非常重要，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去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当然也存在一个显著的例外，国外学者Canzoneri et al.（2001）曾利用非受限的VAR去验证FTPL正确与否。在FTPL规则下，他们认为对基本预算盈余的正冲击会提高政府的负债率（公共债务余额/GDP），然后利用美国的数据，却发现基本预算盈余的一个正冲击引发政府负债率的下降，由此认为FTPL在美国不成立。Cochrane（2003）对Canzoneri et al.（2001）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他们的实证结果在改变假设条件后可以实现与FTPL规则完全一致，FTPL规则通常也被理论界称之为“非李嘉图”规则。Cochrane（2003）在区分基本预算盈余中周期性和结构性两种组成成份的基础上，对Canzoneri et al.（2001）的脉冲响应函数形式提供了一种理论修正和重新设定，并通过基本预算盈余两种成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发挥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究竟是否存在各持己见。龚六堂、邹恒甫（2002）和方红生、朱保华（2008）等认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其所考察的期间具有适用性，并认为通过实施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盯住实际赤字目标的财政政策组合，政府就有可能同时实现价格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和谐社会三大目标。万晓莉、傅雄广（2008）结合FTPL理论的推论，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冲击的外生性假定和不同变量顺序下得到的脉冲响应所蕴含的不同经济学前提，对中国1979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李嘉图制度更符合中国实际，物价水平仍然是由货币当局决定。储德银、刘宏志（2013）通过对FTPL理论以及已有实证争议进行了全面回顾，然后借鉴Canzonerietal.（2001）和Cochrane（2003）的实证方法，通过建立双变量VAR模型与引入预算盈余的两种成份进行动态分析发现，FTPL在1994年-2010年间对于解释中国价格水平的变动更加具有合意性。本文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不仅从总量层面对价格水平变动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财政支出种类，即财政支出结构也会影响价格水平变动。因此，本文随后部分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水平变动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SVAR模型实证考察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效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水平变动的作用机理

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变动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各项财政支出的增减对价格的影响来实现，而财政支出的方式无外乎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支出用来购买了商品或者是服务；另一种是支出资金无偿的转移，从政府财政中转移到其他实体或者个人手中，形成收入。根据前面的介绍这两种支出分别是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也就表现为这两种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例的变化，因此，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的影响。

（一）购买性支出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

按照购买性支出的定义，购买性支出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的活动。在商品的总供给或者是劳务的总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当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时，市场对商品或者劳务的购买增加，根据供需原理，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均衡时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上升。如图1所示。

图1 需求的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

对于一个产品或者劳务市场，当市场出清时，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0相交于A点，此时市场的均衡需求量为Q0，商品或者劳务的均衡价格为P0；在总供给不变的条件下，当政府增加购买性支出时，商品或劳务的需求增加，市场需求量由Q0增加到Q1，需求曲线由D0移动到D1，此时均衡状态由A变为B，商品或劳务的均衡价格相应也由P0上升到P1。与之相反，当政府减少购买性支出时，商品或劳务的均衡价格会由P1下降到P0。

另外，对于政府购买的劳务支出既包括日常政务活动所涉及到的劳务，也包括基本建设中涉及的劳务，本文将政府购买劳务所形成的支出称之为消费性支出。当政府增加劳务方面的购买性支出时，劳务的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不改变劳动时间的条件下，得到的劳动报酬增加，即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当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不变的条件下，收入的上升会导致对商品需求的增加，使价格不断上涨。如图2所示，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市场中只存在两种商品X1和X2，且劳动者的全部收入都用来购买这两种商品。当政府增加购买性支出使劳动者收入增加时，劳动者用其全部收入消费获得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由E0移动至E1，其中对商品X1的需求由增加到，对X2的需求由增加到，商品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商品价格的上升。

图2 收入的变动引起需求的变化

在长期中，当企业生产的商品或者劳务的价格上升时，且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变，企业的利润就会增加。与之同时，企业因利润的增加就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的商品或者劳务，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迫使企业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务。如图3所示，需求曲线由D0上升到D1，供给曲线由S0上升到S1，价格由P0上升到P1。

图3 需求和供给同时变动对价格的影响

（二）转移性支出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

转移性支出表现为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的转移，即企业或者个人直接获得现金或者食物的补贴或补助，或者通过少缴税款的方式获得政府的间接补贴，主要有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支出、债务利息支出等。因此，转移性支出对价格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和增加居民的收入来实现的。

对于企业来说，当政府给予生产经营企业补贴时，意味着企业不费任何成本取得了一项可观的收入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购入原材料，从而增加企业利润或者减少企业亏损，在企业利润不变的条件下，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以更低的价格来销售产品，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如图4所示，当对企业进行补贴时，企业生产产品的价格由P1下降到P2，由于产品价格的下降，消费者的需求量从Q1增加到Q2。

图4 企业补贴对价格的影响

对于个人来说，政府的各种补助都将直接增加其个人收入或者减少某项支出，例如医疗保险直接降低了病人生病时的支出，虽然病者个人或家庭并未实际得到此类支出，但仍进行了正常支出或者消费，只是支付的主体变成了政府。因此，我们以个人收入的增加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当政府对个人进行补助时，个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而收入水平的上升会促进消费，进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又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升。但这里的个人补贴并不一定全部用于消费，也可能会用于储蓄，这样就会降低补贴对需求的扩张效应大小。因此，政府对个人的各种补贴对价格的影响效应幅度一般没有对企业商品价格进行直接补贴的大。如图2所示，假设政府补贴时个人的预算约束线由A移动到A′，则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两种商品需求的均衡点由E0移动到E1，此时对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分别上升到和，当商品的供给不变时，需求的增加必然引起价格的上涨。

三、构建财政支出与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实证模型

（一）核心变量定义与统计口径说明

1.财政支出。本文根据财政支出性质将其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由于我国在2006年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并于2007年实行新的分类标准。为了确保2007年前后口径尽可能保持一致，增强数据的平稳性以及提高实证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2007年前后数据的进行如下处理。在1994年-2006年间，购买性支出（G）包括挖潜改造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交、流等部门事业费、城市维护建设费以及农林水事务支出、地震灾后支援恢复重建支出、行政管理费、国防费、公检法和武警部队支出、外交支出以及其他部门的事业费、文科卫事业费、教育费附加支出等。转移性支出（TR）包括抚恤和社会救济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以及行政事业单位退休经费等支出，但不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在2007年-2011年间，购买性支出（G）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城乡社区事务、科学技术、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环境保护、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农林水事务、商业服务等事务、国土气象等事务、金融监管支出、国债付息支出、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方面的支出。转移性支出（G）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支出等方面的支出，但不包括国内外债务利息支出。

2.价格水平。本文选取的价格水平是狭义上的价格水平，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具体是以上年为100，通过计算以后得到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增长率Pt为价格水平的代理变量。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财政年鉴-2012》，样本时期跨度最终确定为1994年-2011年。之所以选择1994年作为样本时期的起点是鉴于我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从这一年开始。

（二）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Sim（1980）将VAR模型引进到经济学中，其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p是滞后阶数，xt是d维外生变量，yt是k维内生变量，T是样本时期。k×d维矩阵B和k×k维矩阵A1…AP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εt是k维扰动向量，他们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能与等式右边的变量以及本身的滞后期相关。

建立VAR模型一般是为了研究一个变量对其他变量冲击的反应，即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由于公式（1）中并没有给出变量之间的当期相关关系的确切表达式，如果在残差中存在当期相关关系，这样造成同期残差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后果，因此，需要施加约束条件识别变量的当期相关关系。传统做法是利用Cholesky分解建立具有递归形式的短期约束，但其只能识别部分冲击，且变量次序的变动也会引起结果的不同。

后来Sim（1986）提出的SVAR模型了，对公式（1）进行修改，建立在一个模型中识别多个别量的结构式冲击。SVAR模型为：

其中：

ut=[u1tu2t…ukt]′可以将公式（2）式写成滞后算子的形式：

其中，B（L）是有关滞后算子L的矩阵；yt是一个包含价格水平p、购买性支出G和转移性支出TR的三维列向量，ut为三维结构扰动向量，不仅满足序列不相关，而且var（ut）=A。

现假定D（L）=B（L）-1，D=B-10，则得到：

又因为公式（1）式可以写成：

则可以由公式（4）和（5）得C（L）εt=D（L）ut，即典型SVAR模型。因为C0=IK，则可以得到：

然后，对（6）式两边平方取期望可得：

其中，Σ为方差协方差矩阵。由此可知，通过对D0施加约束可以识别SVAR模型。

现假定yt=[ptGtTRt]′，其中pt、Gt和TRt分别表示t期价格水平、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基于简化分析目的，本文以SVAR（1）为例，最优滞后期随后在实证过程中再进行具体检验，具体如下：

根据现代经济计量理论，对于含有k内生个变量的p阶SVAR模型，至少需要施加k（k-1）/2个限制条件才能估计出结构式模型的参数。现因本文SVAR包含有3个内生变量，故至少需要施加3个限制条件。首先，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是政府每年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进行自主安排以及自行增加，一般认为二者之间相互独立，或者说相互影响非常小，因此可以假定b23=b32=0。其次，鉴于价格水平，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常被认为是在财政支出发生后才形成的，因而本文假定价格水平的变动对当期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没有影响，从而认为b21=b31=0。第三，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全部为1。因此，公式（8）根据以上4个约束条件可进一步转换为：

四、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影响效应的实证估计

（一）模型的相关检验

1.S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对于SVAR抑或VAR模型而言，如果建立的模型不具有稳定性，其结果将是无效的，例如脉冲函数的标准误差将是无效的。因此，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首先必须仅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理论上，如果被估计SVAR模型特征根的倒数位于单位圆内或者小于1，则认为建立的SVAR模型是平稳的，从而能够保证脉冲响应函数标准误差的有效以及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对于N个内生变量的P阶SVAR模型，共有NP个特征根。本文在进行平稳性检验时发现，3个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外或者说特征根的倒数均小于1。即表明本文建立的SVAR模型是稳定的，进而根据SVAR模型得到的一系列分析是稳健与可靠的。

2.滞后阶数P的确定

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对于SVAR模型检验结果的影响很大，滞后阶数的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模型的滞后阶数越大说明模型动态特征的反应越完整，但与之相对，滞后阶数的增大也意味着模型中需要估计的参数增加，模型的自由度随之下降。因此，在SVAR模型中的确定滞后阶数P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根据eviews6. 0滞后长度标准（Lag Length Criteria）来确定滞后阶数P，相应的滞后阶数和检验统计量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滞后阶数选择标准统计量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LR、SC准则选择滞后0期，但对于0阶滞后的VAR模型无法建立，没有实际意义，并且AIC、FPE和HQ准则选择1期滞后，因此本文选择建立1期滞后的SVAR模型。

（二）实证估计结果与分析

1.非受限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由于在非受限VAR模型中，每个方程右边的变量全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且不包含当期变量值，因而假定其不存在同期相关关系，此时利用OLS估计是有效的，其结果如下：

表2 残差的同期相关矩阵

从表2中可以看出，价格水平与购买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同期相关系数比较大，进一步说明三个内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同期影响关系，尽管本文的OLS估计量是一致的，但在非受限VAR模型中是无法刻画这种同期关系。因此，需要在非受限VA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S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关系。

2.SVAR模型的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对VAR模型施加结构性约束条件B0，即可得到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价格水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进而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价格水平在受到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冲击后反应的方向及大小。以下图5包括了价格水平对自身以及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动态响应曲线，响应时间为10年。

图5 依次是对一单位标准差P、G、TR冲击的响应函数图

首先，价格水平的变动受当期影响较大。价格水平P对自己一个单位标准差的结构冲击，在当期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并迅速下降，在第4期下降到0，在随后期间几乎没有响应，这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动受当期因素的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短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价格水平的控制，需要考虑价格水平自身的变动，特别是突发因素，其对价格水平的当期影响很大，所以实现物价水平稳定的有效措施之一是保持各类商品的供给均衡，防止出现商品供给的大幅波动。

其次，价格水平的变动相对于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的变动存在明显的时滞。当给它们一个单位标准差的结构冲击时，在冲击的当期价格水平的反应为零，即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当期对价格水平没有影响，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时滞效应，其支出效应晚于财政支出发生，这与理论相符。另外，通过比较价格水平对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进一步发现，价格水平对于购买性支出的冲击反应速度快于对转移性支出冲击的反应速度，且强度前者强于后者。本文认为主要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购买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大于转移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绝对数更是大于转移性支出；二是如前文所述，转移性支出主要表现为收入的转移，并不一定将增加的收入直接用于购买商品，导致经济效应明显小于购买性支出。

第三，减少购买性支出可以有效降低价格水平。给购买性支出一个单位标准差的结构冲击，在冲击当期对价格水平没有影响，在1—2期，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由零达到正的最大效应，随后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逐渐下降，在第5期下降为零，第5期之后没有任何影响。这说明给购买性支出一个正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为正，即增加购买性支出会使价格水平明显上升，所以减少购买性支出可以有效降低价格水平，这和本文前面对购买性支出对价格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得出的结论相符，也于理论相符。

第四，增加转移性支出可以降低价格水平。当转移性支出受一单位标准差的结构冲击时，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由冲击当期的零迅速上升到第2期的最大值，随后缓慢下降，在第5期下降到零，第5期之后冲击对价格水平没有影响。这说明价格水平受到转移性支出的正冲击时，价格水平表现为负的增长，即增加转移性支出可以降低价格水平。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现阶段转移性支出的档次较低，主要是贫困人口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以及面粮油的价格补贴等，补贴的层面较低，范围较窄，绝对数较小，对价格的影响不显著。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造成购买性支出的相对下降，但是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全部用来消费，即转移性支出对价格的影响弱于购买性支出对价格的影响，从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导致价格水平的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财政支出结构对价格水平变动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价格水平之间的S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增加购买性支出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但是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对价格水平上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这一结论不仅可以为未来政府制定稳定价格水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与实证依据，还可以对重新评价与反思中国以往财政政策提供全新思路与判断标准。

首先，本文实证结果再次验证政府不仅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价格水平，而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价格水平，这为政府重新评价与反思以往财政政策功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视角。例如，高培勇（2012）认为税收的增加是导致中国物价水平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当经济处于繁荣或价格上行时期，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行政支出、一般性经济建设支出等购买性支出。同时增加转移性支出，确保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价格水平稳定或者价格水平不会上涨过快。反之当经济处于萧条或价格稳定时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卫生事业、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购买性投入，确保价格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益增长。

第三，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市场经济要求科学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需要财政支持的，财政应积极的满足，不该财政承担的，坚决退出，从而更好的解决市场的“缺位”和“越位”，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意义上的“归位”。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减少经济建设的投入，弱化经济建设职能，减少经济增长对经济建设支出的依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不应该承担主体的社会投资角色，应退出竞争性和盈利性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从而确保涉及民生的基础性、公益性和重点项目的发展建设。

第四，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逐渐压缩行政支出。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及人员；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具有经营性质的单位推向市场；加快政府部门预算改革，使政府部门收支预算更加公开、透明。二是严格控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和增长幅度。包括合理控制行政管理成本规模，制定完善一般性开支准则和标准，推进节约型、服务型党政机关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幅度，特别是公务用车、公务接待、会议经费、因公出国等经费的增长，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楼堂馆所建设和信息化建设项目，降低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的标准，推进机关节能减排工作。三是通过压缩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腾出更多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第五，增加教育投入，强化科技创新。一国的强弱在于科技，科技的发展在于教育，因此，教育事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建设至关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教育支出低，科技创新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大教育支出，合理分配优质教师资源，促进地区间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包括加大对中西部教育的投入，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教师的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与教师整体队伍素质；加大中高职教育的投入，推动中高等职业教育向高质高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创新，加大包括高等教育、科研单位在内的创新支持，鼓励人才引进计划，鼓励自主创新等。

第六，加大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和处理能力，以使我国尽早建成覆盖城乡、中西部平等、功能完善的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使人们能够看的上病，看得起病。

〔1〕Canzoneri，2003，“Price Rigidity，Debt Maturity and MonetaryPolicyinNon-RicardianRegimes”，GeorgetownUniversity，Mimeo.

〔2〕Canzoneri M B，Cumby R E，Diba B T，2001，“Is the price level determined by the needs of fiscal solven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1221-1238.

〔3〕Cochrane J，1998，“A Frictionless View of US Inflation”，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MIT Press，pp.323-384.

〔4〕Cochrane J，2001，“Long-term debt and optimal policy in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Econometrica，69：69-116.

〔5〕储德银，刘宏志.财政政策与价格稳定-兼论FTPL理论在中国存在的实证检验[J].财政研究，2013（4）.

〔6〕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7〕高培勇.当前经济形势与2012年财政政策[J].财贸经济，2012（1）.

〔8〕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2）.

〔9〕万晓莉，傅雄广.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由财政政策决定吗？[J].浙江社会科学，2008（1）.

【责任编辑 成丹】

F812.45

A

1672-9544（2014）11-0041-07

2014-03-05

储德银，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副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研究方向为财税理论与政策；宋根苗，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与宏观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