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社会形象受到冲击，我很痛心。学校不是一般场所，校长的道德要求必须高于常人。

叶延武

我是一名普通校长。早晨7点，我会站在校门口，向每一个到校的教师学生致意。尽管现在已经无法每天都做到，但是教书育人是一项“良心活”，要发自内心地尊重教师。一个良好的早晨或许就孕育着美好的一天。

校门左侧的空地则是我早间的另一个工作地。这里常会聚集一小群家长，我听他们提出的问题，再给他们我的回答，家校的晨会就这么自然形成了。

我起步于语文教师的岗位，我将对人文教育的关注融入学校教育中。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主张“做加法”，把学生不喜欢的事情替换成他们喜欢、需要的事情——阳光体育、公民教育、综合实践，让学生们成为完整、健全的人是我们的育人目标。

我曾经是教育官员，对于教育行业的认知和在教育一线的打拼，让我对制度设计有更充分的理解，对这个行业充满信心。

我是“叶延武工作室”的主持人，也是我们学校“明天教育家工作室”的发起人。在一个个工作室里，我们搞讨论、做研究、办活动，及时交流每一个教学的细节，并探索改进的方案。教育家办学，其实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我尝试回归到教育的原点，让人人争做教育家型的教育者，让学生自由、全面地发展。我倡导教育家型的管理团队、教师团队和家长团队，形成一个经常沟通的整体，为学生的成长服务。

我还是全校一百多位老师和学生微博的“校长粉丝”。每天登录微博，看看老师和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我尽量了解每个老师的近况，尽量熟悉每一个学生，把微博变成一个新的沟通桥梁。

我愿意做一个“温和的改革派”，在我看来，只有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教育才能富有生命力。

我几乎成了南山二外的“保姆”。我处理校长信箱里的每一条建议。学生们的担心，家长们的建议，我会尽力做到回应。

我有很多身份，但逛校园时的我是最幸福的。看得到每一个学生的脸，就好像可以切身感受到他们的成长，就好像可以看到学校的进步。

在教育战线工作了30年，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现在的教育越来越难办。

我知道在2013年夏天，“校长”突然变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因为5月的时候，海南万宁的一个校长连同当地房管局职员带6名女学生开房。我很痛心，校长的社会形象受到了很大冲击。社会对“校长”这个群体的挖苦和讽刺，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学校不是一般场所，校长是灵魂的设计者，道德要求只能更高于常人。

做校长很累，需要业务过硬，也要在行政、管理上下功夫。教育改革、服务都要向前进，需要制度设计，也需要校长的胆识和智慧。最终的进步可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但每当我听到来自不同年级、不同脸庞的“校长好”，有的震耳欲聋，有的沉稳大方，有的天真活泼，这时，我的内心就很满足，觉得这是值得的。

无法辜负他们，是学生推着我前行。

（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