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未谋面的人们通过蛛网般的通讯网络连接到我桌上的话机，我仿佛听得到世界的叹息。因为非常多的原因，报道无法帮助他们，我就这么听着，也算作对他们的一点安慰。

唐敏

我是南方周末编务助理，我在这里工作14年了。我的办公桌在编辑部的门口，每个人进来都要从我面前经过。

1999年来这儿时，我只有25岁,主编是江艺平。14年来，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那些给我呛过二手烟的老师，现在都已非常了不起。那时候，他们都叫我“小唐”。

我每天的工作是送版、接电话和拆信,大多是一些被拆迁者的呼救、冤案受害者家属的求告和失独老人的浊泪。很多人几乎都没法完整表述他们的遭遇，但压抑、辛酸、沉痛的气息仍能透过漫长的电话线，敲打在我的脑海里。

每天都有新的电话打进来，14年来我接到的电话超过1万通，信件也是数以千计。通过话筒，芜杂混沌的声音一直没停过，我记得有一句话是“不要劝我”——这是一个面临强拆男人的呼告。

“请南方周末为我说句话！我除了往下跳，别无选择。”电话接通时，男人正站在房顶，面前是慢慢聚拢的拆迁队员和推土机。尖叫、喊话、咒骂，伴随着通话的电流声传过来，然而泣诉却是清晰的，始终都只是一句——你不要劝我了。广州炎夏的午后，在厨房忙活的我一瞬间就被这声音拽进了冰窟。

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全身没了力气。“冷静一下，你要给时间，记者才能看到你啊。”我像复读机一样不停说着。电话那头呼吸渐渐平静下来，说了一句谢谢后，电话挂断了。

时间流逝，这个男人的电话号码和他家所在的城市都模糊了，我却一直记得那句“不要劝我”，那是一种被绝望包裹的希冀，听到就足够心碎了。像是一枚针，在心里戳得很深，让人无法安坐在电话前。

虽然劝住了这个准备跳楼的男人，我内心却从未安稳过。拆迁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每个县城甚至是每个集镇都存在，作为一份周报，是无法关注到每个具体案例的。编辑部里的编辑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久了，我也明白，这样的报道是做不了的。并非觉得不重要，而是媒体有自己的规律。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报纸的一只“耳朵”。城市街角或者山乡僻壤，素未谋面的人们通过蛛网般的通讯网络连接到我桌上的话机，讲述他们的悲喜，日复一日，以至于我会偶尔觉得握住听筒就能听得到这个世界的叹息。

“那声音里面有刺。”说这句话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我的同事，一名新闻接线员，她每次接完电话回家，听到门铃声都会觉得惊心。说完这句话后不久，她辞职了，而我继续。

“我会把你的情况转告编辑，如果五个工作日没收到回复，南方周末可能就不报道了。”这是我工作最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但有时候却说不出口。

一天夜里，我接到一位大龄准爸爸的电话。“女友已经39岁了，如果强行引产，就再也没机会当妈妈了。”准爸爸姓罗，他告诉我，孩子并不是政策外的，只是两人在外打工，结婚证、准生证等手续繁琐，一时难以办齐，有人却强迫他们立即引产。说着说着，他竟然哭了起来。手足无措的我将情况汇报给了编辑部。

吴晨光是当时的调查编辑，他分析说这个事情无法上版面，但一定要帮他。吴拨通当地的电话，说如果敢强制引产，就曝光。对方承诺说，会尽快帮罗先生办手续，不会引产。

除了电话倾诉，很多人也通过信件将材料或者证据寄给报社。有次一个举报者寄来三本县医院的会计档案，举报该单位的财务问题。随后的一个周四上午，三位外地警察到报社来，说是要了解举报者真实情况，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副总编辑伍小峰。伍让我把举报材料藏起来，说要保护好举报者。

警察找不到证据，就走了。那三个会计档案反映的问题并没有报道价值，但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南方周末搬新楼，伍还让我把三本证据都带上。这些年它们就一直在那里，我每次看看也觉得放心，就像是给读者保守了一个秘密。

作为媒体编务助理，沉重和苦闷之外，哭笑不得也是常有的。有老干部打过来电话质问，你们报纸怎么这么多广告，你们堕落了。我跟他解释，必须要有广告报社才能生存，他不听，让我找报社的领导给他解释，说让领导开除我。

“嗯……我要点歌，邓丽君的歌。”2010年春天，一个年轻男人打来电话，声音平静。我告诉他，南方周末是报社，不是点歌台。他挂了电话，隔天第二次仍然是平静的语气：南方周末，我就想听你们放的歌。第五次打来，我爽快答应了，我让他等五分钟。之后，我请实习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搜了那两首歌，等电话再响起，我告诉他，这是南方周末为你点的歌，请听。

办公室里响起邓丽君绵软甜美的声音，两首歌放完，那个着魔一样嗓音的电话就没有再打来了。

打电话来的这些人在我耳边换了又换，绝大多数都不再往来。吴晨光那通义正词严的电话后几个月，罗先生打来电话，声音轻松愉快：我的孩子已经100天了！谢谢你们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做的努力。我握着话筒，眼圈一下就红了。

这是极少的欢欣时刻。我会一直想起那寄来三本泛黄会计档案的人，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如何。我也想到那个楼顶的男人，他的家和家人好不好。每次拿起话筒，我都会更理解那句“不要劝我”——因为非常多的原因，报道无法帮助他们，我也没有什么立场去劝说他们，或许就这么听着，也算作一点安慰。

（南方周末记者雷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