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婷，桑文娟

(1.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中国香港;2.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美国)

阿普尔(Michael Apple)等学者早在20世纪之初就曾警醒地指出技术官僚化管理主义(technobureaucratic managerialism)及其所带来的“表现主义”(performativity)全球改革浪潮对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英国作为新公共管理的发源地，更是深受“技术—官僚”管理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影响。史蒂芬·鲍尔(Stephen Ball)曾指出教育政策是撒切尔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因此“表现主义”成了撒切尔政府以来英国最主要的教育改革政策工具。［3］“表现主义”潮流在英国教育政策和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分支:一是审计文化(audit/target culture)，即依据以量化标准为主的多重性目标来衡量教师工作产出;二是强调外部监管机制(interventionist regulatory mechanisms)对各学校各学科各教师的大量外部督查;三是营造市场环境来保证审计与外部监控对教师职业的约束力，例如推行教师绩效工资，增加家长选择以构成教育准市场机制的需求方等。［4］简而言之，“表现主义”教育改革通过评估、比较和基于奖惩的激励方式来控制和改变教育实践，并由一个管理工具上升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5］

很明显，国家课程、标准化测试、学校排行榜、预算下放和校本管理等“表现主义”教育改革不仅改变了学校的管理模式和教学生活，更将对教师角色产生变革性的冲击。教师由对“什么是知识”以及“如何教授这些知识”有着专业权威的“专业人士”变成了只需要根据相关标准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学生的“技工”，由此带来了教师的“去专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