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青1,武 旭，马 慧

(1.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2.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7)

一、 引言

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所谓治理，不同学术领域的人士从不同角度做过阐述。笔者在讨论中借鉴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面的总和”[1]。人类社会目前正向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迈进。“全球化进程加速，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迅速增长、社会风险急剧增加，要求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灵活性、负责任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2]。在这种大环境中，了解社会治理研究进展，对人们正确认识国情，共同维护稳定至关重要。出于上述考虑，笔者做了一次调查。

调查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依据，通过关键词检索，检索时间限定在2009年～2012年之间，检索范围限定刊登在我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期刊上的论文。共检中文献990条，经手工检索排除重复以及简讯、消息之类及与本主题相关性不大的题录，实际检中883条有关文献题录。另外，浏览上述全部摘要并选择其中近百篇文献研读后，就以上有关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作者概况及研究路向试做讨论。

二、调查结果

(一) 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

883篇社会治理研究文献(以下简称“有关文献”)分布在514种期刊上。其中有社会科学期刊222种，载文382篇，占同期有关文献的(下同)43.262%；各院校学报185种，载文278篇，占31.483%；经济、科技期刊30种，载文44篇，占4.983%；其他综合性刊物77种，载文179篇，占20.272%。

发文4篇及4篇以上的期刊共31种，按发文量降序择要排列如下：《我们》发文21篇；《人民论坛》15篇；《河北学刊》、《行政论坛》各9篇；《中国新闻周刊》、《学理论》、《中国行政管理》各8篇；《领导科学》7篇；另有《社会科学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等11种期刊各发文6篇；《社团管理研究》等3种刊物各发文5篇；《才智》等8种刊物各发文4篇；发文4篇及以上的刊物共31种，共计刊登有关文献207篇，占本次统计范围内有关文献总量的23.443%。

(二) 作者简况

1.作者所在地区分布

按有关文献第一作者供职机构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分(下同)，依各地区发文数量降序排列，作者地区分布如下：

北京市160人次；江苏省98人次；广东省49人次；上海市47人次；浙江省45人次；湖南省37人次；山东、河南两省各31人次；湖北省29人次；四川省23人次；辽宁省15人次；福建、吉林两省各14人次；陕西、贵州两省各13人次；安徽、甘肃两省各12人次；云南、河北及天津市各10人次(10人次以下省市从略)。在本次统计范围内，我国大陆的省级行政区，除了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市都有供职于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参与社会治理研究，并有数量不等的论文得以在国内发表。共有721篇有关文献标注了作者供职机构，占本次统计范围内有关文献总量的81.652%。

2. 作者供职机构类型

在标注了作者供职机构的721篇文献中，按文献的第一作者统计，供职于各类院校者587人次，占66.478%(含普通本科高等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军事院校)；供职于党校者58人次，占6.569%；供职于行政机构的40人次，占4.530%；供职于其他机构(科研机构、企业及社会团体)者36人次，占4.077%；另有162篇文献未提供作者详细信息或未标注信息，占18.366%。

3. 作者发文与合作情况

在本次统计范围内，发文较多的作者有张康之，30篇；李传军，7篇；丁元竹、俞可平、周红云各6篇；石勇、石国良各5篇；秋风、史云贵各4篇；陈良等18人各3篇；发文3篇及3篇以上的作者共27人，在本次统计范围内发表有关文献127篇，占本次统计范围内有关文献总量的14.383%。另有发文两篇的作者57人。其余均为发文1篇者。

由14位作者署名的论文1篇；由6位作者、5位作者合撰的论文各1篇；由3位作者合撰的论文8篇，由两位作者合撰的论文189篇；合作完成的论文共200篇，占22.650%。另外有32篇论文未反映作者信息，占3.624%。其余为一位作者独立完成(其中包括7篇集体作者，按1人计算)。按署名作者文献851篇计算，篇均作者1.261人次。论文合作度为22.650%。

4. 论文年代分布和基金资助情况

有关文献年代分布如下：2009年179篇；2010年222篇；2011年301篇；2012年181篇。

我们对得到各类科研资金资助的论文做了概略区分，基本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称“国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简称“国社”)、各部委科研基金(简称“部”)、省社会科学基金(简称“省社”)、省自然科学基金(简称“省自”)，以及厅、市、院校和其他类型基金，结果见表1。

表1 社会治理研究得到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统计

三、讨论

(一)从文献计量角度考察研究状况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大致可反映一些情况。

第一，本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期刊。在本次统计范围内，刊登有关文献6篇及以上的期刊仅20种，共刊登有关文献160篇，占同期有关文献总量的18.120%。即使把刊登有关文献4篇及以上的刊物计算在内，也不过刊登有关文献207篇，占23.443%。与核心期刊应当达到的标准相去甚远。

第二，供职于院校的研究者构成本领域的研究主体。587篇有关文献的第一作者供职于各种院校，占近2/3。尽管由于有162篇文献未标示作者详细信息(其中32篇无作者信息)，使统计比例的精确性受到影响。但近2/3的主要研究者供职于院校，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出现了一些高产作者，但为数不多，有影响的、稳定的高产作者群体尚未形成。在本次统计范围内，即使包括发文4篇及以上的作者在内，也不过9位作者，上述作者共发表有关文献73篇，占同期有关文献的8.267%。坦率地讲，发文4篇不过年均发表有关研究文献1篇，仅能算某一研究领域的相对多产作者。当然，与发文数量相比，论文的质量和被引率对反应影响力更重要。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四，研究受到某些“有关部门”的重视。共有195篇论文得到各类科研基金资助。科研基金资助论文在有关文献中占的比例逐年增长。其中国家社科基金和各部委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共80篇，占同期有关文献的9.060%。一般而言，某个领域的科研是否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显著标志之一是能否获得科研基金的资助。而科研基金的“级别”与得到重视的程度呈正相关性。

(二)研究内容简析

辨析研究内容与前面从文献计量角度考察相比，对把握研究进展更有价值，正如魏辅轶先生指出的：“文献的统计只能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意义”[3]，结合选读部分文献的体悟，大致归纳以下几个研究要点：

1. 从不同视角对社会治理的辨析

正如何音女士指出的：“如果说公共治理的概念至今未达成共识是一个真实的事实，那么所有的公共治理理论都主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同样是一个真实的事实。”[4]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治理做出不同的阐述。如张康之教授等就合理性与合法性角度讨论近代社会治理，指出：“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5]与以往学者侧重于阐释理论概念不同(如俞可平教授)[6]，当前的辨析侧重于治理的模式和现实路径。如黄显中教授等人指出：“公共治理是共和国的治道方式，应以现行社会治理模式为基础，从共和国的视界强化‘共有’、‘共治’、‘商谈’、‘共享’理念。……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7]郁建兴教授等人提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支持者的培育……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8]王志强先生指出：“因经济发展与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正成为主导性矛盾，……把这些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使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为大多数人共享”，提出“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框架；和谐秩序是社会矛盾治理的目标诉求、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秩序的现实途径，通过政府转型、社会治理和制度整合，以达到近期操作性对策与长期制度性建设的整合”[9]。以上论述都属于对社会治理的模式建设中较有见地的思考。

2. 对践行“公民治理”路径的思考

探索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之一。史云贵教授等人指出：“目前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公民治理还存在公民社会不成熟、公民文化有待推广、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公民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障碍”，认为应因地制宜，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快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治理能力”，探寻“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有效途径”[10]。比这种理念推演更进一步的探析是针对具体方式的讨论。张铭先生提出“乡土精英治理”[11]。温铁军教授等人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了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进路[12]。乔耀章认为基层民主是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演兵场”，其意义在于“不同层次之间的综合。同一政治领域不同层次的综合。不同领域间的综合”[13]。刘伟博士以江苏省Y市某村修路事件为个案，采用和借鉴“过程/事件”分析法，“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解释……通过深入讨论村民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行为逻辑和心理反应，并从可能性及制约因素简要概括……村民介入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逻辑”[14]。是一篇探讨复杂社会问题深入实证研究的范例。

3. 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研究

社会组织，即非政府组织(NGO)是当前促进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薄智跃先生论述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即民间)来慢慢消化”[15]。我国思想界以往的社会组织的关注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熊培云先生曾明确阐述：“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转向‘社会解放’，其成败关键就在于如何使这一过程有条不紊地缩减到最短”[16]。关注社会可能存在的“自组织机制”重要途径之一是启动民间组织。熊雪如、宋树伟等先生结合自然灾害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的讨论，现实感较强[17]。王炳起先生强调“充分发挥工会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要主体的作用”[18]，也揭示了当前应予关注的现实问题。

4. 关于舆论和网络舆情的研究

影响社会治理的诸多要素中，有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情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郑亚樵先生等人指出：“我国社会风气日益积聚……许多社会舆论有常常跨越国家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撰文探讨“国际舆论风险产生的时代背景、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及其性质”[19]。李传军博士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在众多的变革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民主的时代……对网络民主的规范必须建立在促进其发展的基础上，即促进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20]曾润喜博士等人指出：“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论突发事件，……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能力所导致的，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21]。聂智先生等就“虚拟社会治理中自媒体舆情引导”做了讨论[22]。都是这方面讨论中的建设性思考。

如果说以上研究是与时俱进，从发展角度讨论网络治理，那么从体制与舆论和信息传播角度深刻剖析的意见更为可贵。如潘祥辉教授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传播失灵与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23]为辨析当前体制的困境与转型开拓了新视角。李辽宁先生就“信息权：社会治理的一种软权力”做了分析[24]。梁兴国博士认为“网络舆情是当前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公民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冲突治理对网络舆情的宽容、恰正反映了公权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25]。同时就“舆情”和“舆论”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做了辨析，观点新颖、别开生面。麦买提·乌斯曼先生和杨晓萍女士从网络安全监督为视角，就边疆社会治理的网络安全及法律规制做了讨论，[26]属于现实感较强的问题。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意见尚多，限于篇幅，不在更多列举。

5. 对若干具体社会问题的讨论

我国现实国情的显著特征是地域广袤，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要完全地“定于一”，凡事一刀裁，一锤定音，整齐一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难度很大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适宜的对策，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治理。在本次调查范围内，结合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现实问题讨论治理对策的文献中，一些见解很值得关注。如王磊、王曼二位女士对我国人口安全问题及社会治理路径的研究[27]。王小合先生等人对医药卫生领域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的归纳。[28]李莉女士等人就影响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因素分别从宏观、微观层面做了分析[29]。黄盈盈教授等人结合河南“性奴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作讨论，提出：“首先需要在‘善治’的框架下讨论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需要检视捆绑着现行治理体制实践的理念、逻辑与情感结构；最后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30]。孙心亮先生以北京地区为例，就城乡结合部问题根源的剖析切中肯綮，指出“基于‘低价值判断’的‘被动整治’是问题的根源”，提出“以功能带动价值，以价值带动整治”[31]。

6. 对境外及地区经验的分析与介绍

尽管我国与境外某些国家存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差异，但随着全球化趋势，使诸如民主、自治、参政等基本理念嬗变为普世价值。境外某些国家、地区的理念和实践，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或借鉴作用。这方面的分析、介绍有：陈姝宏女士就日本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及优势与限度做了介绍和评价[32]。王彩波女士从分析日本社会治理和相对较高的平等程度出发对借鉴境外经验、避免其弊端做了建设性思考[33]。闵学勤老师运用密歇根大学因格尔哈特教授等人2005年～2006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数据库，通过SPSS18量比分析中日韩18～35岁青年的公民参与现状。结果显示，三国青年在言论参与、组织参与和政治参与等三大类型的公民参与中虽然各有异同，但与世界基本保持同步[34]。吴自斌教授对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研究表明，“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分析其经验、教训及启示。[35]另外，张泽、李鹏二位先生对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也有一定现实意义。[36]

(三)研究进路呈现的特征

本次调查范围内，研究内容涉及面较广，但可以归纳为以上六个方面。从以上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可以看到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 能直面现实、边系社会问题的根源

张康之教授讨论了“风险社会”，指出“这是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需要对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治理体系及其结构进行全面反思。”[37]张成福教授等人剖析了风险在于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全球化、城市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和大众风险感知强化实际上扮演了风险社会催化剂的角色。[38]杨雪冬研究员指出风险社会的特征不仅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进中国，但有与国情不符之处，指出“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39]。华生教授分别就政府和市场关系、国企的尴尬、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维权和维稳等问题作分析。其研究特征是“聚焦主要矛盾，剖析分歧和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40]另外，李连根教授就“中等收入陷阱和我国的跨越对策”的讨论[41]，都是基于强烈问题的探索。论述这类问题，不仅要求讨论者具备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洞悉时代特征的眼光。人们可以质疑他们的说法，却不可以忽略上述见解；尤其要重视他们直抒己见的精神。

2. 对研究历程中各种见解的细心梳理

由于人类社会正在或即将步入后工业时代，社会治理多元化，合作治理促进公共对话成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之一。另外如公共政策、社会信任模式等问题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对研究过程及思想变化做归纳、梳理很有必要。这方面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陈文新、谢新水二位先生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在公共对话研究方面的成果，对公共对话形成，公共对话的理论基础、公共对话的意涵和公共对话的合法性维度等六个方面的主题作了总结”[42]。黄显中教授等人就“公共治理结构：变迁方向与动力”的历史路向作了探析，其结论是从实然性角度对现状的描述[43]，虽然未从应然性角度对未来的更多分析，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张康之教授等对“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做了研究[44]。许淑华、梁丽霞二位女士对2003年～2007年社会治理研究做归纳[45]。都属于较全面归纳前人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个人见解的著述。另外，梁莹女士等关于“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等问题探索与展望，能讲究研究方法，颇多新意。[46]

3. 从文化传统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在本次统计范围内，有52篇文献的主题是侧重于从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探究可资借鉴的思想，有20篇文献是基于历史研究治理方式，共72篇，占本次调查范围内有关文献的8.154%。

其中如张民省先生的《对“孔子难题”的认识与解读》[47]，陈延斌教授等的《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48]，以及王庆红博士的《唐宋录事参军法定职能演变探究》[49]，或于辨析思想渊源中提出一些新颖简介，或是归纳详细史料有参考价值。限于篇幅，不多举例证。

4. 对国外思想观念的分析和阐述

解读国际上知名学者有关法治、治理方面的思想观点，对促进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有借鉴作用。这方面研究中如夏金华先生对罗尔斯社会治理思想的解读[50]，张康之教授等从福柯的研究讨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51]。徐继强博士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对“作为法律之德的分治”的分析[52]都属于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的论证。周兢教授介绍塔尔德对立理论、并联系我国现实国情的分析，也较有参考价值。[53]

四、对促进深入研究的思考

归纳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向与呈现的特征，说明近年研究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某些有待调整、改进之处，拟就此略陈浅见。

(一)疑区和误区

“疑区”是指一些尚待辨析、厘定的观念或事物。如国外的社会治理和应对风险社会的理论、举措，虽在彼地卓有成效，但与我国现实未必契合。正如杨雪冬研究员分析的，“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认同的分析有欠缺”，而中国现实国情是“原有的风险共担机制被削弱。风险治理的核心——国家的权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39]尽管作者提出“围绕民族国家来完善风险治理机制”，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思路。怎样循序渐进地实现上述思想，还需要更多的探究和践行。再如关于如何重构“合作型信任”，信任如何转化成社会资源，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引导公众与政府通过互信增强治理机制，都需要审慎地思考，才能提出可行性较强的策略。正如梁莹女士所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对于他到底属于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大家不得而知。”[46]从这个意义上讲，抒志行文易，践行治理难。真正把思维的创见转化为社会效果，任重而道远，需要业界人士持久不懈地探寻。

与辨析疑区相比，澄清认识误区更为重要。因为，学术研究不仅要求证实，更需要“证伪”，只有持续地切磋、驳正，才可能达成共识，可见“疑义相与析”在学术研究中是常态。认识误区是指人们思维中的偏差，混淆谬误，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更有必要澄清。如某位作者对江西省“宜黄事件”的分析，明显有偏颇之处，作者称“部分被拆迁居民……企图靠拆迁实现‘一夜暴富’，所以漫天要价，胡搅蛮缠”，甚至宣称另一篇文章中“没有强拆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54]，与是非观念相去甚远。 如果说上文仅由于作者的“身份”(该作者是一位现任“官员”)使个人认识有所偏倚，尚能被人理解；那么鼓吹“连坐”的说法则令人惊诧。[55][56]人所共知，连坐是封建社会中一种“陋规”，按权威词典解释“亦称‘缘坐’‘相坐’‘随坐’。中国旧时因一人犯法而使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57](P2731)这是封建社会残暴的“驭民之术”之一。时至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今天，竟有人鼓吹把历史的糟粕奉为圭臬，这种认识谬误使人深为遗憾。

(二)倡导反思、鼓励切磋、驳正

在本次统计范围内，虽不乏直抒己见、观点明确的力作；但切磋驳正之类文章稀少。从题名筛选，仅见两篇。[58][59]以立论为主，立字当头“破”在其中，但面对纷繁的现实问题而又众说纷纭时，必要的思想交锋对学术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著名学者邓中来曾开创新“约稿批判”的先例，主动向一些法学家约稿批判自己的文章。他曾对学生表示，“好的学术批评是对学者的最大褒奖，至少说明对方理解回应了你的观点”[60]。邓先生不幸病逝，但他这种雅量至今令人称道。

至于反思，即指对我国近、现代时期治理得失的反思，也包括对近十余年来在社会治理研究的得失。前者更有现实意义。如李星峰博士对土改所做的政治学分析，可谓材料翔实、论证周严，并提出独立思考的见解。“借助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党和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但这种动员和治理却难以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61]另外，以客观、审慎的态度梳理近代史料，也能有所发现、取得创见。如任吉东博士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62]

(三)几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有关社会治理研究中，有几个分支领域较少受到关注，比如公众的公民意识培育问题；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问题；户籍改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青年就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性问题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在本次调查范围内，或较少见到论及这类问题的文章，或偶尔有涉及此类问题的讨论，力度似嫌稍差。

五、结语

对社会治理研究状况做了一次时间不长的阶段性调查，说明研究取得了进展。这一研究领域也受到了行政系统的关注与支持。为了使研究持续开展，宜倡导反思、切磋，拓宽研究领域，在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注意把握尺度、防止沉渣泛起。仅陈以上管见就正于方家，尚祈同行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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