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孔子是伟大的“圣人”，这已经成为人们固定的认识，但孔子是怎么成为圣人的呢？孔子这个“圣人”又是怎样逐步发展，最终深入人心的？实际上，早在孔子生活的同时代就有人尊称孔子为“圣人”了。《论语·子罕》篇中记载“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1](P110)在这段话中有两个“圣人”，一个是“大宰”称孔子的，他指的是多能而言；还有一个是子贡称孔子的，他说“天纵之将圣”，已经超出了多能的含义，而具有神圣性。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作为“圣人”含义并不是固定的，而且孔子还否定了自己是圣人的说法，《论语·述而》中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P101)到了《孟子》中，孔子作为“圣人”的含义才确定下来。《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1](P315)在孟子那里孔子成了“圣人”的集大成者，这也是对孔子“圣人”地位的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极致。只有到了《史记》中，孔子的“圣人”地位才发展到了极致，成为司马迁所称赞的“至圣”。孔子和司马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对于《史记》中孔子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对于孔子形象的研究，尤其是悲剧形象的研究；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研究；孔子和司马迁历史观的比较研究；以及《史记》中提到的孔子生卒年的考辨，孔子周游列国行迹的考辨等，但却少有人抓住司马迁首次提出的孔子是“至圣”这个问题去展开研究。但实际上，司马迁提出孔子是“至圣”是使得孔子“圣人”地位大大提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从孔子是《史记》中的“至圣”这个问题出发，围绕《史记》中孔子“至圣”问题的提出，“至圣”地位的表现，“至圣”孔子的特点，以及“至圣”孔子对《史记》创作的影响诸问题展开探讨。

一、司马迁《史记》对“至圣”孔子的关注

司马迁是首先将孔子推尊为“至圣”的人，《孔子世家》赞道：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对此大加赞赏，他说“天地日月，难以形容；圣如孔子，亦难以形容。孟子称为圣之时，已是创论。而史公世家，更称之为至，尤为定评。自是之后，遂永远不能易矣。”[2](P141)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司马迁把孔子放到“至圣”的崇高地位，反映了他评价历史人物的独到眼光，也反映了他对孔子的深刻认同。司马迁首先称孔子为“至圣”，把孔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史记》中司马迁又是怎样表现他对“至圣”孔子的关注呢？

1.从篇目来看。孔子在《史记》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通观《史记》全书，不仅《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以及《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直接和孔子相关，《史记》其他篇章中孔子出现的次数也非常多，仅次于汉高祖、项羽、汉文帝、汉景帝、太史公(司马迁)等人。“司马迁从‘变’的观点出发，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3](P193)。汉高祖等人都与司马迁所处时代相隔不远，可以说是“今人”，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太史公自序》)，已经是“古人”了，但司马迁对孔子这个“古人”却不但没有略写，而且反复强调。

除了《孔子世家》，《史记》其他篇章述及孔子的还有103处*[4]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以“孔子”这一名词出现的次数来作统计工作，凡同一段落以及叙述同一事件的片段多次提到孔子的我们都算作一处。此外，我们也并不是只统计“孔子”这一名词，和孔子相关的，诸如：仲尼、孔丘、夫子(只统计确为指称孔子的)等也都加以统计。此外，一些没有明确提到孔子任何称谓，但显然是引用孔子的话或者事迹的，也加以统计。。具体到篇幅来看，这103处分布在《史记》第1、2、3、4、5、6、10、13、14、23、24、25、27、28、31、32、33、34、35、36、37、38、39、40、42、43、44、46、47、48、49、55、61、62、63、66、67、68、71、74、76、79、83、85、87、103、104、110、112、121、124、126、128、129、130卷等55卷中，约占《史记》总卷数的42%。从《史记》的整体结构来看，述及孔子的部分也广泛而均匀地遍布在《史记》各部分当中，具体分布情况可以列表如下：

表1 述及孔子的部分在《史记》中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在《史记》任何一个部分中都有述及，可以说是贯穿于《史记》整个结构中的，体现了一种完整性。此外，述及孔子的部分在《史记》中分布比较均匀，虽然在书、世家和本纪等部分中所占比例较大，但若以全部述及孔子的卷数占《史记》总卷数的比例作参照，则差距尚不是很大，这又体现了一种普遍性，可见《史记》注重孔子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的，表现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倾心关注。

2.从内容来看。《史记》述及了孔子的方方面面，不仅记述了孔子的人生履历还全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在人生履历方面，司马迁又记述了孔子的生卒、从政经历、周游行迹、教育治学等多方面。孔子的生卒是《史记》中反复谈到的问题，《周本纪》、《秦本纪》、《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晋世家》、《郑世家》等篇目中都有记载。在这些记述中，很多与本篇传记无关。如《周本纪》“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又如《晋世家》“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这些地方记述孔子的生卒和其前后发生的事情都无关系，司马迁为什么却要插这样一笔呢？这表明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十分重要，只有重要的人或事才会被反复述及。对于孔子的从政经历，主要在《孔子世家》有详细记载，在这方面司马迁也写得十分细致，尤其是“夹谷之会”，司马迁叙述了这一事件的起因、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使之成为一个十分完整而又生动的历史事件，并且还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描写，刻画了十分丰富的孔子。《史记》记述孔子行迹的史料分布也很广泛，最集中的如《十二诸侯年表》，其他还有《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魏世家》等。记述孔子教育治学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孔子世家》中，包括孔子序《书》、《传》，正《乐》，删《诗》，读《易》“韦编三绝”，并“以《诗》《书》《礼》《乐》教”等内容。表现孔子思想的内容则更加广泛，这主要是通过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来表现的。如“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太伯世家》)，又如“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郑世家》)这些都表现了司马迁对孔子言行、思想的重视。

3.从情感态度来看。《史记》在记述孔子的时候常常是饱含着情感，予以盛赞的。在这方面司马迁受到了他的父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司马谈在临终前还称引孔子来告诫司马迁，他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盛赞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伟大事业，而他也把自己作《史记》当成是对孔子事业的继承。在司马谈的教导下，司马迁秉承了父亲遗志，接受了父亲所传授的“周公——孔子——司马氏父子”这一传承理念，并自觉承担起“继《春秋》”的责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正是由于把继承孔子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职责和追求，司马迁对孔子形成了深厚的情感，因此，他面对“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礼书》)的状况，才发出了“岂不痛哉”这样深情惋惜的慨叹。

司马迁对“至圣”孔子之关注，是出于继承孔子“作《春秋》”伟大事业的遗志，也是出于对孔子的情感认同。那么司马迁心中的“至圣”又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他笔下的“至圣”孔子又有怎样的特点？

二、“至圣”内涵和司马迁笔下“至圣”孔子的特点

“至圣”是司马迁首创的，但却不是凭空而来，它由“圣”而来。李景星说：“孟子称为圣之时，已是创论。而史公《世家》，更称之为至，尤为定评”，这里，李先生已注意到司马迁对孔子历史地位确认是对孟子看法的一个发展。因此，要知道“至圣”的内涵，首先就要对“圣”的内涵有所了解。《说文解字·耳部》解释“圣”为“通也。从耳呈声。”[5](P250)这是“圣”的本义，但“通”具体是指什么？段玉裁认为“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6](P592)，即“圣”是通于事，擅长于某事。章太炎则认为“通达事理曰圣”[7](P488)，主要强调“达理”。可见“圣”的本义只在于通事达理，侧重的是人的聪明才智。但在古典文献中，“圣”的涵义却往往不是如此，而是倾向于道德含义。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对《诗经》、《尚书》、《论语》等先秦典籍中的“圣人”作了梳理，指出《论语》中“圣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8](P134)，《论语》中的“圣人”已经具有了道德含义。董楚平在顾颉刚研究的基础上，又对“圣人”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把研究范围延伸到了《左传》、《墨子》、《老子》、《孟子》等文献。他在《圣字的本义与变义》一文中指出，到了战国时期，《孟子》中的“圣人”已经全部表示的是其变义[9]，也就是道德上的伟人的意思。可见“圣”字含义的转化到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史记》中所称“圣人”不少，如高阳，“高阳有圣德焉”(《五帝本纪》)；傅说，“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殷本纪》)；周文王姬昌，“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吴泰伯世家》)；姜尚，“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齐太公世家》)；以及吴太伯、伯夷、许由、务光等人，“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伯夷列传》)从这些“圣人”来看，《史记》中“圣人”主要是指在道德层面上，具有高尚人格的人，那么“至圣”就是道德最高尚、人格最崇高的人，而“至圣”就是指孔子而言。

孔子作为“至圣”，他是司马迁心目中道德最高尚、人格最崇高的人，那么“至圣”孔子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崇高性。既然《史记》中的“圣人”是指向道德含义的，我们要讨论孔子的“至圣”形象，首先就要探讨孔子崇高的道德。在《史记》中，孔子是一个道德至上的人。“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纟希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玉声缪王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世家》)在这件事中，孔子因为子路怀疑自己的道德而对天赌咒，可见孔子对自身道德的重视。同时，孔子还用道德来要求别人。“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孔子世家》)孔子因为卫灵公与夫人、雍渠同车，招摇过市，好色而不好德，因此放弃在卫国出仕的机会，愤而离卫，体现了孔子道德标准的严格。

2.悲剧性。孔子是一个道德至上的人，他有着崇高的道德，也希望能推行“德政”。但在当时，正是诸侯争霸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是使国家快速富强起来的手段，而“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因此，孔子处处碰壁。而孔子又是一个道德至上的人，子贡劝谏“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世家》)孔子却不肯“少贬”，他追求“修道”而不求“为容”。 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孔子十分愤怒，作歌离鲁。歌词为：“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孔子世家》)表现了他不和齐优共容于鲁国的决心。正是孔子这种丝毫不肯妥协的态度造成了他的悲剧，但也正由于他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秉持着“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世家》)的气节，才使得他具有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从而成为司马迁心目中的“至圣”。

4.丰富而饱满的性格。《史记》中的“至圣”孔子除了具有崇高性、悲剧性、神秘性的特点，还具有丰富饱满的性格。作为人臣，孔子既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又有为人臣子的忠诚和勇敢。例如在夹谷之会这一事件中，事前孔子就提出“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使鲁国去赴会时有充分的准备，从而齐国不敢轻举妄动。而当会上矛盾突出的时候，孔子又两次“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勇敢地站出来保卫鲁君，维护鲁国的利益。其中许多细节都是《春秋左传》和《春秋公羊传》中没有的，可以说是司马迁为表现孔子性格的创造。作为老师，孔子和弟子们相处融洽，甚至嬉笑怒骂，时时体现着真性情。颜回早逝，孔子哭得非常痛心并且说是“天丧予”。 又如“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仲尼弟子列传》)尤其对子路，夸奖他时就说“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仲尼弟子列传》)批评他时甚至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仲尼弟子列传》)这些都体现了孔子和弟子们的性情之交，是孔子性格中真诚坦然的一面。作为学者，孔子又是十分勤勉刻苦的，他“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完成了伟大的文化整理的事业，他“读《易》，韦编三绝”，体现了学者的沉稳性格和刻苦精神。

三、“至圣”孔子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孔子既然在《史记》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又使司马迁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他对于司马迁的影响一定也很大，而且是多方面。本文主要讨论“至圣”孔子对司马迁在价值标准及其表达方式上的影响。

1.对价值标准的影响。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10](P2737-2738)班固是站在正统的角度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他所谓《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应是根据《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得出的，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认为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正是“先黄老而后六经”。但这仅是司马谈的观点，司马谈从汉景帝时代进入汉武帝时代，景帝时黄老思想还是西汉王朝的正统思想，司马谈“先黄老而后六经”并不奇怪，但 “先黄老而后六经”这一评价并不适于《史记》。首先，《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而老子只能列入列传，并且是与人合传；其次从称引的次数来说，《史记》除了《孔子世家》外，称引孔子达103次之多，有55卷都称引孔子，占《史记》总卷数的42%，而《史记》中除《老子韩非列传》之外，称引老子不到30次，二者在《史记》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班固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很难成立的。

实际上，司马迁不仅不“先黄老而后六经”，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至圣”孔子的价值标准还成为司马迁的重要参考，许多时候司马迁甚至直接采用孔子的价值标准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如：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孝文本纪》)

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齿斤齿斤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适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周公世家》)

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陈杞世家》)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晋世家》)

以上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来对历史事件作评价，在处理这些历史事件时，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只字不改，直接引用，甚至直接用孔子的话来对其定性，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思想的深刻认同，这也说明了班固所谓的“是非颇缪于圣人”在《史记》中并不普遍。除了引用孔子的标准评价历史事件，司马迁还常常直接借用孔子的话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太伯世家》)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宋微子世家》)

盾遂奔，未出晋境。……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晋世家》)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郑世家》)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吕不韦列传》)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万石张叔列传》)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田叔列传》)

对于孔子已经评价过的人物，司马迁常常是直接采取孔子的评价，例如称吴太伯为“至德”，称微子、箕子、比干为殷之“三仁”，称董狐为“良史”，赵盾为“良大夫”，子产为“古之遗爱”。这些都是孔子已经评价过的人物，司马迁便因袭孔子的观点，直接以孔子的评价作为自己的评价。而对于孔子以后或者孔子所未评论到的人物，司马迁也非常善于使用孔子留下来的概念来进行评价，如评价吕不韦为“闻”，评价万石、建陵、张叔为“君子”，评价田叔“居是国必闻其政”，这都是借用孔子留下的现成概念或标准来评价人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孔子的评价标准也是司马迁的重要价值尺度，甚至取舍褒贬都与孔子一致。

司马迁对“《春秋》笔法”有深刻的体会，“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世家》)这表现了司马迁对《春秋》笔法的深刻领悟。司马迁不仅认识到这种笔法，还继承了这种笔法，并在《史记》中运用这种笔法来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金圣叹对这一点有深刻的理解，他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对《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多有阐发。例如《吕太后本纪》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金圣叹在此条下指出“此是三段文字，却是倒装笔法。若顺写之，应云：孝惠高后之时，刑罚希，民滋殖。彼不出房户，而致此晏然者，以黎民新离战苦，甚欲休息也。言外，便见已前数十年，生灵涂炭。”[12](P273)《樗里子甘茂列传》赞中有“方秦之疆弓时，天下尤趋谋诈哉”一语，金氏又指出“断三人毕，忽然发叹。叹秦时尤趋谋诈。只一‘尤’字，便是骂尽天下尽趋谋诈也。”[13](P293)此外，《史记》为吕太后立本纪，却不为惠帝立本纪，将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功臣安排进世家，却把韩信、卢绾、樊哙等同样有功之人安排进列传，这些都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褒贬态度，正如《春秋》隐公四年分别称“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不置一词而褒贬之意已然明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接受了孔子的价值标准，而且在表达价值判断和褒贬态度时也在学习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形式技巧方面，“至圣”孔子都是司马迁学习的榜样和标杆。

3.对孔子价值标准的发展和超越。司马迁在价值判断上是与孔子一致，甚至在价值标准的表达上也效法孔子，这是不是说明司马迁是“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呢？其实不是的，班固已经指出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司马迁虽然以孔子的价值标准为重要参考，但这却并不是他评价历史的唯一依据，司马迁是一个有着极高历史修养的历史学家，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会受到孔子影响，但他首先还是以事实为依据，这是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修史理念所决定的。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也与孔子不尽相同，例如在对伯夷、叔齐的评价问题上，司马迁就对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司马迁说“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司马贞认为“《论语》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诗云‘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词也，故云可异焉。”[13](P2123)泷川资言在此处引用方苞之言认为司马迁“言孔子谓夷、齐无怨，观逸诗之意，似亦不能无怨也”[14](P3232)，其实在这里司马迁是用伯夷、叔齐不幸的经历来说话，他阅读伯夷、叔齐的逸诗发现伯夷、叔齐并非像孔子所说的 “求仁得仁”，绝无怨言，而分明心中有所怨。因此，有事实依据的司马迁大胆地提出了和孔子不同的意见，从而在这两个人物的评价上也和孔子有所不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待历史人物是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的，他的评价标准就是“事实”，依据事实来说话。而在这方面，可以说司马迁又是学习了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的精神。

四、结语

综上，我们围绕《史记》中“至圣”孔子这一问题展开了多元探讨。第一是“至圣”孔子这一问题的提出，司马迁是首先对孔子作出“至圣”评价的人，这一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定评。司马迁给了孔子“至圣”的评价，同时也给了孔子“至圣”的地位。首先是在《史记》中花大量篇幅充实了孔子形象，其次是全面展现孔子一生的各个方面，此外还列孔子于世家。第二是“至圣”孔子的特点，围绕“至圣”这个中心词，我们概括了《史记》中孔子的几个特点：一是崇高性，二是悲剧性，三是神秘性，四是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些特点的综合才充实了“至圣”孔子的形象。第三，我们探讨了“至圣”孔子对《史记》创作的影响。由于《史记》中的“圣人”主要是道德含义的，“至圣”必然代表着最高的道德标准。因此“至圣”孔子对《史记》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价值判断的标准上，也即司马迁大量采用和继承孔子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其次，还表现在价值标准的表达方式上，也即《史记》继承了《春秋》笔法，不置一词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褒贬。然而，作为一个有史识有原则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又不可能人云亦云，盲目服从于孔子的准，因此我们又探讨了司马迁对孔子价值标准的发展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 史记评议[M].陆永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 吴树平.史记人名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章太炎.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缩印本)[A].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Z].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顾颉刚. 古史辩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董楚平.圣字的本义与变义[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35～42.

[10] 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第九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左丘明.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杜预注，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 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天下才子必读书[M].陆林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