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兴华

一

既然“共和”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并且对“共和”认识的差异也主要缘于对《史记》相关记载的理解不同，所以就很有必要对“共和”以及“共和行政”等相关词例在《史记》中的具体语境进行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共和”以及“共和行政”主要见于下述诸例：

综之，就“共和”与“共和行政”而言，司马迁在《史记》相关记述中虽然语焉不详，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共和行政”就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别无任何第三者（比如‘共伯和’）参与最高执政的一段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这一层意思。因此，我们对坚持认为“共和行政”就是指“召公和周公二相行政”的学者们的认识需要重新加以分析，对其不必完全据信。

二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也可以被理解为：召公、周公二相协同合作，彼此相应，以处理王朝事务。于是，取他们“协同合作，彼此相应”的意思，在对内对外名号上，将这一王位虚空的混乱时期宣称为“共和”。但是，联系到各种文献记载的实际情况，这种理解和解释就讲不通了。理由如下：

第一，正如前文所分析指出的，《史记》中对“共和”的多处记载大都倾向于名词性质，偏指某一位具有类似于王的地位与形象的历史人物。如果把“共和行政”看作“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则与《史记》中有关“共和”的上述记载指意不甚吻合，因而也就很难说是对“共和行政”之“共和”作出了全面客观的分析与理解。

第三，《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等先秦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表明，“国人暴动”发生后，周厉王“奔彘”，共地之君“共伯和”出面主持宗周地区危乱的时局，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共伯和”参与执政的这段时期，即指“共和行政”。以上将“共和”解释为“召公、周公二相协同合作，彼此相应，以处理王朝事务”的理解无法对《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等先秦典籍中“共伯和”或“共伯”及其相关事迹的记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无法对古今众多学者所坚持认为的“共和行政”即指“共伯和干王位”之类的认识作出有力的反驳。

第五，如果“共和行政”果真只是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的话，那么召公、周公在当时就有极大的权势和能力来控制住“国人暴动”后混乱的社会局面；但是，当“国人”包围召公之宫，要求交出太子时，召公表现既悲伤又无奈，以致于最后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亲生儿子以保全太子的性命。不难看出，“国人暴动”爆发后，周、召二公所能控制的力量与叛乱势力相比，还是比较弱小的。以当时的危急形势而论，周、召二公如果仅凭他们当时所能控制的力量，自身尚且难保，怎么能够阻止和镇压“国人”的反叛呢？至于单独执掌王朝最高政务，那就更谈不上了。周、召二公只有联合其他强势人物及其力量，才能共同应对危乱的时局。因此，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这一强势人物只能是善于加强自我修养，且个人才能极为出众，在地方诸侯和诸多公卿大夫们的心目中享有极高的美誉，而在“共和行政”前后，已经是一位很有权势和威望的政坛风云人物。结合前述相关材料，“共伯和”摄行王政恰是适当人选。

应该说，这种理解是可以讲得通的。首先，《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等先秦典籍中确实对“共伯和”此人以及“共伯和干王位”的事迹有所记载，相关解释可从这些记载中得到文献实证。其次，金文中有对“伯和父”、“师和父”、“司马共”等历史人物相关史实的记载，并且他们与“共伯和”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上解释就可以得到相关青铜器铭文的印证。再次，新出战国简牍材料对共伯和接替周厉王临时主持王朝政治局面有着明确记载，这不仅从多重证据角度证明了“共伯和”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实际存在，同时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共和行政之“共和”本义所指与共伯和此人有着密切联系。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以及《庄子》等相关材料均为战国时期及其以前的历史记录，也是目前所知与“共和行政”事件发生时代最为接近的历史记录，它们均提及“共伯和”参与“共和行政”的事情，其可信度应该是相当高的。诸如清华简《系年》、《竹书纪年》等材料内容甚至连司马迁本人也未及见到，其信息也就在《史记》中未曾反映出来，遂在“共和行政”问题上造成了后世诸多误解。

综之，“共和行政”之“共和”首先是指“共伯和”这位具体的历史人物，其次它还指以“共伯和”之名号代称的西周晚期一段独特历史时期，以及西周厉、宣之际王朝中央临时政治运行局面。

三

西周中晚期以来，周王室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窘迫局势，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族入侵和地方反叛；另一个是王朝中央财政危机。抵御外族入侵和镇压地方反叛需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这方面耗费的主要承担者是周王室，但随着分封制的持续广泛推行以及王朝末期固有的公卿自利取向和地方离心倾向的日益加剧，昔日周王室的支配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每况愈下，直接导致周王室经济衰退，财力枯竭。到了西周厉、宣时期，外族入侵和地方反叛态势非但未能减弱，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解除和应对这些威胁与反叛必须诉诸武力，长期的战争已经使得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或被动或主动地组织和发动新的战争又迫在眉睫，面临日益困穷窘迫局面的周王室必须费尽心力设法扩大兵源和财源。现实局面和客观形势逼迫着周王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以求摆脱困境，减缓衰弱趋势。可以断言，西周厉、宣之际的一系列社会变革都与西周中晚期以来这种社会局势有着直接或间接地关系。

“共和行政”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西周中晚期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以及诸多社会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它虽然稳定了当时危急的社会政局，使得西周王朝得以继续运转，但它毕竟对周王朝原有宗法体系、统治秩序以及社会传统理念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改变。可以认为，“共和行政”不仅是两周之际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拉开了两周之际更为剧烈社会变革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