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景运

一、初唐文章理论和实践的普遍背离

张昌龄、王公瑾辈以文采知名当世，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以为他们进士登第当属必然之事，故而两人落第之后，举朝皆感惊怪。王师旦的裁判结果一时之间显然难以为众人理解，而且此事后来被记入史书，都可看出王师旦的评判标准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观念。“文章浮艳”必能中举，乃是当时朝野上下以为当然的实践标准；而“文章浮艳”不能中举，则并不仅是主考官本人的一家之言，他不过是秉承了贞观君臣普遍标榜的高调理论标准而已。

二、文风革新理论的现实需求

唐代初年普遍地出现反对南朝文风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强化儒家思想的至尊地位，则是巩固大一统政权至关重要的举措。于是自觉地贯彻落实儒家文艺观和文学观，成为初唐君臣既普遍又自觉的行为。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以汉代儒家的音乐和文学理论作为考量基准，南朝、特别是南朝后期的音乐和文学成为典型的“亡国之音”。唐前诗歌多是配乐演唱的歌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楚辞》即已确立了诗乐不分的传统，因此古人论文、论乐，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汉末以来长期的南北分裂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隋朝的短命而亡，都让初唐君臣感觉殷鉴不远，从而普遍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在反思前朝乱亡原因的时候，他们特别注意到了音乐和文学上的种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