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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生跳墙”是唐人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一个重要情节，这一情节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戏曲的创作之影响有目共睹。同时，“张生跳墙”这一意象又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蕴含和极其久远的文化渊源。本文希望通过对一问题的追源溯流、归纳梳理，进而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探讨“跳墙”这一意象所经历的漫长文化历程及其对后世诸多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多层面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张生跳墙 文化渊源 小说创作 影响

“张生跳墙”是从唐人小说《莺莺传》到元杂剧《西厢记》等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关目，中国的读者和观众都熟悉这一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情节。然而，这一情节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却是非常深厚的，而且，它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的影响更为巨大。正因为此，利用一定的篇幅专门探讨“张生跳墙”的文化渊源和文学指向，对于我们的古代小说史研究，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

张生为什么跳墙？因为那并不太高的“墙”遮挡了他对心上人发出的情爱脉冲信息。于是，他就要“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流扑跳过墙去”①(《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

其实，挡在张生与莺莺之间的并不止那堵砖石垒成的墙，它还是一堵具有爱情的传媒体和绝缘体双重作用的“墙”，同时，它也是一堵“礼”或者“理”的又高、又厚、又坚实的意念之“墙”。

一、“张生跳墙”的文化渊源

对于这堵“墙”，这堵具有爱情的传媒体和绝缘体双重作用的“墙”，摆在中国古代那些青年男女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跳”还是“不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截然相反的两派，主张“跳”的是那些情感荡漾的少男少女，主张“不跳”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

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敢“跳”的实践者是一位“二哥哥”(《红楼梦》里的史湘云则咬定是“爱哥哥”)，并且，他的行为居然得到了他爱情另一半的“鼓励性”埋怨：“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②(《诗·郑风·将仲子》)这位女孩子，内心实在矛盾极了。一方面她希望心上人翻墙而入，与之卿卿我我；另一方面她又害怕那“可畏”的“诸兄之言”。一方面，她所说的“无逾我墙”是假话、反话，其实就是在说“为了幸福，你跳过来吧”。另一方面，“无逾我墙”又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危险，你千万不要跳过来！”

最为有趣的是，《诗经》中这位姑娘内心活动的隐秘涟漪，居然在千百年后的《莺莺传》及其变种《西厢记》中，重新荡漾在一位深闺少女的心头。那就是崔莺莺，这位相国小姐约了情郎“跳墙”而又指责情郎“跳墙”。

先看唐人元稹《莺莺传》中的描写：

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③

其实，莺莺对自己先前写给张生的那首“情辞”的现场解读是十分矫情的。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原本就是暗示张生跳墙相会，但她事后却不认账。对崔莺莺这种自欺欺人的解释，后世许许多多的有情人是不能认同的。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对此有精彩的揭示：“(末云)‘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第三本第二折)应该说，张生这番话是这首约会情诗的“正解”，但是，当这位傻帽按照相国小姐的指示付诸“跳墙”行动以后，却遭到崔莺莺义正词严的指责：“(末作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末云)呀！变了卦也！”④(第三本第三折)

其实，莺莺并非变卦，而是心理矛盾的必然表现。这种矛盾与《将仲子》中的“我”如出一辙，仅仅是将“诸兄”换成了“老母”而已。但无论诸兄也罢，老母也罢，其实都是上文所说的主张“不跳”派，而这一派的老祖宗却是亚圣孟子，请看其著名论断：“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⑤(《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男女之间的那点事，虽然是“人”都免不了，但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别。但凡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正式的。如果采取“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的方式，那就是非正式的。既然有了这种“正式”与否的标准，人们就会以此来衡量所有男女之间那点事的正确与不正确、正经和不正经。凡正式的都是正确的、正经的，凡不正式的就是错误的、不正经的，当然也就是极其可耻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张生跳墙”行为的文化渊源是一种“共轭”式的存在。换言之，那堵“礼”或“理”的高墙两边的男男女女极其正经的表现和极不正经的表现是共同存在了千百年的。极其正经的代表人物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的“我”，且看他在描绘了“东家之子”的美妙绝伦以后自我标榜的表白：“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⑥与之相反的极不正经的领袖则是《世说新语·惑溺》中描写的晋代的韩寿，他居然敢于翻墙去勾引顶头上司的女儿：“寿跷捷绝人，踰墙而入，家中莫知。”⑦这位韩寿，其实正是宋玉笔下所批判的那种反面人物“登徒子”。但是，看了这两个故事，总使人觉得宋玉“正经”得有点儿假惺惺，而韩寿则“不正经”得公然与坦然。

对于宋玉与韩寿之间的谁是谁非，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做出理论上的评判。因为就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似乎都没有这种批评的权力。但是，很多的人加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而后又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以后的评判却是势不可挡的。更何况，那种评判不是以抽象的理论状态出现的，而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表现的。

例子实在太多，首先，当然是《莺莺传》中所写“张生跳墙”所达到的绝佳后果：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⑧

毫无疑问，横亘在《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之间的那堵墙，那堵非常典型的具有爱情的传媒体和绝缘体双重作用的“墙”，在中唐大诗人元稹笔下，却被张生轻轻跳过，而后又被莺莺勇敢冲破了。然而，这段描写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由于唐代传奇小说被绝大多数的文学史家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自觉时代到来的标志，因此，《莺莺传》中的“张生跳墙”就又具有了此故事系列由文化渊源向着文学指向的过渡。

二、“张生跳墙”从文化蕴含朝着文学指向的过渡

其实，完成着“张生跳墙”故事系列由文化渊源向着文学指向之过渡的绝非一篇《莺莺传》，而是唐人小说中的众多作品。在另一篇著名的唐传奇作品《三水小牍·步飞烟》中，皇甫枚这样描写：“既曛黑，象乃乘梯而登，飞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庭前。交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房中，遂背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⑨

引人注目的是，在唐代小说中，翻墙觅爱已不是男性的专利，一些痴情的女性居然也勇敢地爬过了那具有爱情的传媒体和绝缘体双重作用的墙头。

《广异记·王乙》篇写一位女子为了接近如意郎君，居然“逾垣而来”，甚至“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⑩也在所不惜。

《集异记·宫山僧》则写一女子翻墙随心上人私奔：“有顷，忽院中墙般过两厢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

《干月巽子·华州参军》甚至写千金小姐带着丫鬟翻墙而过直奔相好所在：“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赉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

良家妇女尚且如此，那些青楼女子的表现就更加大胆泼辣了。《北里志·张住住》写张住住与心上人庞佛奴在邻居宋妪的帮助下终谐连理：“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谩寝，所以遂平生。”

更为震撼人心的则是女鬼居然也勇敢地跳墙与男人幽会。《通幽记·崔咸》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恐怖而温馨的故事：博陵崔咸家居，“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后来问清楚了，原来是别人家“亡来三日”的“小娘子”，“昨夜方殓，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然后翻墙与崔生两情相悦的。

当然，唐代毕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们绝对不会在“张生跳墙”的问题上让小说家独领风骚。于是，饶有兴味的事情出现了：与“张生跳墙”原创者元稹并驾齐驱的好朋友白居易在《井底引银瓶》一诗中，创造了“墙”与爱情的另一种模式——“墙头马上”。且看这风流千古的诗句：“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从此，“元白”作品中的意象就交织在一起，那堵墙就成为诸多文学样式的作者注目的焦点。

我们先来听听词人曲家们的引吭高歌或浅酌低唱：

“墙头马上初相见，不准拟、恁多情。”(柳永《少年游》其三)“马上墙头，纵教瞥见，也难相认。”(晁端礼《水龙吟》)“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露墙头一半身。”(秦观《南乡子》)“月痕依约到西厢，曾羡花枝拂短墙。”(贺铸《吹柳絮》)“半藏密叶墙头女，勾引酡颜马上郎。”(赵长卿《鹧鸪天》)

“马上墙头瞥见他，眼角眉尖拖逗咱。”(姚燧《越调·凭栏人》)

然而，被唱得更多的还是普救寺“西厢”的那堵墙，而且是一些民间表演艺术中的通俗唱法。

一种是“调笑转踏”。这是用一首七言八句(前四句平韵，后四句仄韵)的引诗和一首《调笑令》来歌咏一个故事的舞曲。北宋的秦观、毛滂各用这种形式歌咏了“张生跳墙”的故事。秦作云：“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影动。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毛作曰：“西厢月冷濛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此夜灵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

另一种是“诸宫调”，亦即用诸多宫调的曲子联络在一起演唱一个故事的民间讲唱艺术形式。金代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中是这样描写“张生跳墙”的：“夜深更漏悄，张生赴莺期约。……见粉墙高，怎过去？自量度。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道。见杏梢斜堕袅，手触香残红惊落。欲待踰墙，把不定心儿跳。……君瑞，君瑞！墙东里一跳，在墙西里扑地。”

以上诗词曲唱中与“墙”相关的作品虽然精彩，但却有两大问题：一是故事情节的单一性，二是传播途径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元明清的戏曲和小说作品之中，“张生跳墙”的故事才真正完满而自足地完成了它的文学指向。

三、徜徉于文言小说与戏剧舞台之间的“张生跳墙”故事

宋元间有些涉及“张生跳墙”类型故事的文言小说，代表着唐宋到元明清同题材故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环节。

刘斧《青琐高议别集》卷之四《张浩》写的是李莺莺跳墙会张浩：“至期，浩入苑待至。不久，有红裀覆墙，乃李踰而来也。生迎归馆。”此事后来又被收入《绿窗新话》卷上，题为《张浩私通李莺莺》。虽只有区区三百字，但其中最关键的女子“跳墙”情节却得以保留：“时当初夏，莺莺密附小柬，夜静踰墙，相会于亭中。”再后来，又被冯梦龙改编成《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收入《警世通言》之中。但无论怎样修改润饰，“跳墙”的情节是必不可少的：“语犹未绝，粉面新妆，半出短墙之上。浩举目仰视，乃莺莺也。急升梯扶臂而下，携手偕行，至宿香亭上。”

还有佚名《绿窗纪事·张罗良缘》写另一位张生“跳墙”事，更是一波三折：“罗屋后墙内，有山茶数株，可以攀缘及墙。约张候于墙外，中夜令婢登墙，用竹梯置墙外以度。凡伺候三夕而失期。……女言三夕不寐，无间可乘，约以今夕灯烛后为期。至期，果有竹梯在墙外，遂登墙缘树而下。女延入室，登阁，极其缱绻。”此事，后来被冯梦龙收入《情史》卷三，题为《张幼谦》。其中，张生“登墙缘树而下”的关目一字未改。再往后，凌濛初又将其改造为《通闺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收入《拍案惊奇》之中。其间核心情节当然还是“张生跳墙”，只不过文言换成了白话：“幼谦等到其时，踱到墙外去看，果然有一条竹梯倚在墙边。幼谦喜不自禁，蹑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墙头上，只见山茶树枝上有个黑影，吃了一惊。却是蜚英在此等侯，咳嗽一声，大家心照了。攀着树枝，多挂了下去。蜚英引他到阁底下，惜惜也在了，就一同挽了手，登阁上来。”

与文言小说相比，同一时期戏曲舞台上与“张生跳墙”相类似的故事更是被演绎得如火如荼。

其中，尤以白朴最为积极。他模仿《西厢记》写了《东墙记》。剧中不仅有“隔墙吟咏”，也有秀才“跳墙”。在该剧第三折，作者写道：“(生上，云)早间梅香来约，海棠亭上与小姐相会。夜色深了，我掩上书房门好去也。早来到墙边，跃而过去，潜身在这海棠亭下者。”不仅如此，白朴还将白居易的“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诗句直接演绎成杂剧，剧名就叫《墙头马上》。更为有趣的是，该剧除了描写才子佳人“墙头马上遥相顾”的场景以外，还增加了“跳墙”情节：“(裴舍引张千上，云)张千，休大惊小怪的，你只在墙外等着。(做跳墙见科，云)梅香，我来了也。(梅香云)我说去。小姐，姐夫来了也。你两个说话，我门首看着。”(第二折)这也算得上是一见钟情后的勇敢一跳，当然，更是“元白意象”在戏剧舞台上的水乳交融。

白朴而外，还有不少元剧作家也写到这种类似于“张生跳墙”的故事。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有的作家写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张生”不敢“跳墙”，将是一种什么结局？张寿卿《红梨花》第三折就写了这么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情节：“王同知有个女孩儿，为他要看那花，自家盖了这所花园。到的是春间天道，万花开绽，墙里一个佳人，墙外一个秀才，和那小姐四目相觑，各有春心之意，不能结为夫妇。那小姐到的家中，一卧不起，害相思病死了。”

宋元小说和元人杂剧中的“张生跳墙”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了不同的类型。大致有四：“好事多磨”型，“隔墙吟咏”型，“墙头马上”型，“怨气难消”型。前三种属于成功型，后一种属于失败型。而在前三种中，“墙头马上”属于快速成功型，其它两种稍缓，但又体现了各自的跌宕或缠绵。至于《红梨花》所代表的“怨气难消”型，虽然看过之后让人感到特别难受，但其间的含义却是异常深刻的。张寿卿其实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戏曲作家，当别人都在忙着歌唱“张生跳墙”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他却逆向思维，通过舞台形象告诉读者和观众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张生、莺莺这样的才子佳人，如果不能勇敢地逾越那堵“礼”或“理”的高墙，他们面临的就必将是相思不起、泪尽而亡的悲剧结局。而在“张生跳墙”通往文学创作的指向性的路途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来自反面的警示牌，奋勇前行的才子佳人形象的创作者们或许会走更多的弯路。

四、“张生跳墙”在通俗小说中的正面文学指向

“张生跳墙”的故事的真正文学指向是明清小说，在这里，“跳墙”故事类型更加丰富多彩，甚至到了纷繁复杂的地步。

首先是传统类型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才子佳人仍然是故事的主人翁。

其中，“好事多磨”型的故事如《金云翘传》中的金重和王翠翘：“金生因取个铁如意，在亮处着实一连几勾，浮泥松动，淅沥下响，连草连泥脱将下来。早露出一个大缺来，可以屈身而过。金生等不得，才钻了过来，就去偎抱翠翘。……须臾，挈一壶一盒而来，金生接着，同翠翘踰过缺来。”(第三回)与所有才子佳人“跳墙”故事不同的是，他们见面以后，只是把酒吟诗、促膝谈心，并无男女之间的苟且。而且，由于种种原因，王翠翘经历生离死别、千辛万苦之后，才重新回到金重身边。在所有“跳墙”的才子佳人中，他们是最苦难、最纯洁的一对。

“好事多磨”型还有一种变体，当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东墙事发”之后，由一位开明的长官出面玉成他们的好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就记载了这样一段风流韵事：“宝佑间，马光祖尹临安。……临安一士子，逾墙盗人室女，事觉，光祖试《逾墙搂处子》诗，士人挥笔云：……光祖喜之……遂令女子归生为妻，且厚赠之。”

然而，若追究写“跳墙”故事最多的作者是谁？答案只能是蒲松龄。而且，蒲翁笔下的此类故事还具有两大特色。

其一，多为女子“跳墙”。聊举数例：“忽一女子踰垣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狎昵。”(《胡四姐》)“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红玉》)“刘请踰垣。女曰：‘君先归，遣从人他宿，妾当自至。’刘如言，坐伺之。少间，女悄然入，妆饰不甚炫丽，袍袴犹昔。”(《阿绣》)

其二，即便男子“跳墙”，也是在女子帮助之下。亦看二例：“既而红衣人来，果小翠。喜极。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小翠》)“生登垣，欲下无阶，恨悒而返。次夕，复往，梯先设矣。幸寂无人，入，则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葛巾》)

惟其有此不同，蒲松龄才成其为蒲松龄，《聊斋志异》才成其为《聊斋志异》。只有天才的作家方能写出个性化的作品。

五、“张生跳墙”在通俗小说中的异动指向

“张生跳墙”的文学指向在明清小说中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形态——“红杏出墙”型。其实，早在唐人传奇小说之中，就有这种类型的作品，如本文第二节所引《三水小牍·步飞烟》中的飞烟，就属于“红杏出墙”。只不过该篇作品写得比较高雅，因而才让人将其混淆于才子佳人的情爱之作而已。

才子佳人的“跳墙”之作与“红杏出墙”型的“跳墙”之作有着明显不同的审美追求。前者是未婚男女之间建立在情感与容貌双重心灵感触基础上的正常的爱恋，后者则是缺少情感专重美色的性欲追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红杏出墙”型的“跳墙”故事是“张生跳墙”系列在文学指向过程中的一种“异动”。

相对而言，这种“异动”主要出现在通俗小说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金瓶梅》。且看偷花高手西门庆的杰出表演：“少顷，只见丫鬟迎春黑影里扒着墙，推叫猫，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递了话。这西门庆就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暗暗扒过墙来。这边已安下梯子。李瓶儿打发子虚去了，已是摘了冠儿，乱挽乌云，素体浓妆，立在穿廊下。”(第十三回)西门庆跳墙与李瓶儿相会，就男方而言是渔色贪花，就女方而言是红杏出墙，双方均以性欲满足为目的，没有多少高雅动情之处。这从李瓶儿事后对西门庆的自白可以找到答案，毋庸细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描写的细腻复杂的“跳墙”运作方式，却可以垂范百代，成为经典。

对《金瓶梅》亦步亦趋并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其续书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不说别的，就连“红杏出墙”的描写也是《金瓶梅》的翻版：“只听见樱桃在墙上露出脸来唤猫哩！当初李瓶儿接引西门庆成奸，原是唤猫为号，今日又犯了前病。……玉卿听见唤猫，顺着柳树，往墙上下来。墙原不高，樱桃使个杌子接着。银瓶半卸残妆，倚门而候。”(第二十五回)《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李瓶儿爬墙通奸时往往以叫猫作幌子，而郑玉卿和银瓶偷情同样也以“唤猫”为重要关节。这里，作者将郑玉卿与银瓶的偷情，写作一种宿世的报仇雪恨，故而特别用猫儿来点醒读者：这就是报应，桃色的报复。然而，要想真正读懂这一点，还必须明白郑玉卿乃花子虚投胎，袁银瓶乃李瓶儿转世。最终，郑玉卿将袁银瓶骗奸之、骗逃之、骗卖之，实行了彻底干净而又恶毒残忍的隔世之报。

《金瓶梅》及其续书虽然写了这种卑鄙的“红杏出墙”，但却算不上龌龊。真正卑鄙龌龊的“跳墙”描写，还在某些模仿《金瓶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小说作品之中。且看：

周琏将身子缩下去，止留二目在墙这边偷看。见一妇人走入来，乌云乱挽，穿着一件蓝布大棉袄，下身穿着一条红布裤儿，走到毛坑前，面朝南，将裤儿一退，便蹲了下去。周琏看得清清白白，是蕙娘。不由的心上窄了两下。先将身子往墙上一探，咳嗽了一声。蕙娘急抬头一看，见墙上有人，吃一大惊。正要叫喊，看了看，是周琏，心上惊喜相半，急忙提起裤儿站起来，将裤儿拽上。只见周琏已跳在炭上面，一步步走了下来。到蕙娘面前，先是深深一揖，用两手将蕙娘抱住。说道：“我的好亲妹妹，今日才等着你了！”蕙娘满面通红，说道：“这是甚么地方？”话未完，早被周琏扳过粉项来，便亲了两个嘴，把舌头狠命的填入蕙娘口中乱搅。(《绿野仙踪》第八十一回)

这是“红杏出墙”系列故事中最为卑鄙龌龊的例子。周琏行奸前对女性窥视，甚至是对女性最隐秘的行为的窥视，随后是“胆大心细”的等待过程和行为动作，最终是迫不及待的性侵犯。当然，他的行为是得到女性一方的谅解或默认的，也是女性暗示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将这些故事归于“红杏出墙”系列。

当然，这些“登徒子”要想攀折到出墙的红杏也不是一蹴而就那么简单，他们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甚至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有时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明清通俗小说都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描摹画面。我们不妨视察几个登徒子们“艰苦奋斗”的历程：

到了第五日夜间，将次更深，正欲熄灯脱衣而睡，猛听得窗外扣得声响，黎赛玉轻轻推开看时，却原来是这钟守净立在梯子上，靠着楼窗槛，槛下是半堵土墙，故用梯子搁上窗槛，方可跳入。钟守净用指弹得窗儿响，一见赛玉开窗，便爬入窗里来，两个欢天喜地，搂抱做一块。(《禅真逸史》第八回)

花文芳爬上梯子，上了墙头，将石子向他房上一丢，只听得骨碌碌滚将下去。不一时，见黑影中妇人爬上晒台，来台上放了一条板凳靠墙，口中说道：“你可垫定了脚，看仔细些，慢慢下来扶你。”文芳道：“你可扶稳了！”战战兢兢爬过墙头，接着板凳挪下来。二人携手下了晒台，进得房门。(《五美缘》第十回)

任君用看见天黑下来，正在那里探头探脑，伺候声响。忽闻有人咳嗽，仰面瞧处，正是如霞在树枝高头站着。……如霞即取早间扎缚停当的索子，拿在腋下，望梯上便走，到树枝上牢系两头。如霞口中叫声道：“着！”把木板绳索向墙外一撒，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任君用外边凝望处，见一件物事抛将出来，却是一条软梯索子，喜得打跌。将脚试踹，且是结得牢实，料道可登。踹着木板，双手吊索，一步一步吊上墙来。如霞看见，急跑下来道：“来了！来了！”夫人觉得有些害羞，走退一段路，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

这三个故事，可谓多角度、全方位的描写了色胆包天、不辞劳苦的偷情。这些描写，从本质上讲应该是可耻的，令人生厌的。但是，芸芸众生还偏偏喜欢看这些东西，你其奈他何？

或者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告诉读者，这种“红杏出墙”型的“跳墙”是要不得的，也是没有好结果的，甚至那“红杏”说不定就是“罂粟”，登徒子们还敢采摘吗？

既然涉及这个问题，那就请看本文的下一节。

六、“张生跳墙”在清代文言小说中的道德回归

如果说，“红杏出墙”型的“跳墙”故事是对“张生跳墙”系列在文学指向过程中的一种“异动”的话，那么，清代出现的某些小说作品中所体现的“墙外魔鬼”型的故事就是对“张生跳墙”的一种“反动”。而且，这种“反动”主要集中于乾隆年间的某些文言小说之中。

首先是在袁枚的《续新齐谐》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对“跳墙”者的一声当头棒喝：“有巨绅某之子甫毕姻，迫于父严，恐恋新婚，促令从师远读，且督责曰：‘无故不得擅归。’其子绸缪燕尔，未免妄想。一日独坐书斋，见隔墙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梯接，又见墙上立金甲神，手执红旗二杆，一书‘右户’，一书‘右夜’，向女招飐，女杳然遂灭。”(《驱狐四字》)

紧接着，到了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之中，这种“墙外魔鬼”的当头棒喝声可就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了。聊举数例：

有世家子，读书坟园。园外居民数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于墙缺见丽女露半面，方欲注视，已避去。……世家子闻之窃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称非狐鬼，其为狐鬼也确矣。……”掉臂竟返。次日密访之，果无此二女。(《槐西杂志一》)

即墨有人往劳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后门，门外缭以短墙为菜圃。时日已薄暮，开户纳凉，见墙头一靓妆女子，眉目姣好，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视间，闻墙外众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于树，而首阁于墙上。”乃知蛇妖幻形，将诱而吸其血也。仓皇闭户，亦不知其几时去。(《槐西杂志二》)

杨勤悫公年幼时，往来乡塾，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与目成。公始终不侧视。一日，拾块掷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痴骨！”公拱手对曰：“钻穴逾墙，实所不解。别觅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视曰：“汝狡黠如是，安能从尔索命乎？且待来生耳。”散发吐舌而去。(《姑妄听之一》)

老仆卢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枣树下，见邻女在墙上露半身，向之索枣。扑数十枚与之。女言今日始归宁，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墙下梯，斜盼而去。其舅会意，蹑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凳在墙内，伸足试踏，乃踏空堕溷中。女父兄闻声趋视，大受捶楚。众为哀恳乃免。然邻女是日实未归，方知为魅所戏也。(《姑妄听之二》)

以上作品，读来都是令人感到分外恐怖的。墙外的美女，全都是妖魔鬼怪。在善良忠厚的男人面前，极尽诱惑、欺骗、恐吓、威胁之能事。面对这样的墙上风景，男人只有内心坚定而外表沉着方能遇难呈祥。但是，从此以后，谁见到女人、尤其是墙头的红杏都得防她是罂粟，登徒子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殊不知这样一来，正好掉进了纪晓岚们的牢笼之中——美色其实就是魔鬼。

就这样，转了一圈，“张生跳墙”故事的文学指向又回到了它的文化起点：“无踰我墙”。不过，这里的“无踰我墙”比《诗经》中的“无踰我墙”含义更为单一，更为乏味，更为冷冰冰，更为直截了当，当然也就更为灭绝人性。

“张生跳墙”的文学指向并未终结，还有很多新鲜的花样。但本文必须终结了，因为已经太长，只好趁机打住，以待来日。

注：

①④ [元]王实甫《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09、108、119页。

② [宋]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48页。

③⑧ 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6—87、87页。

⑤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1页。

⑥ [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⑦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页。

⑨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63—164、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