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潮

近来“城市化”又成热门话题，赞之者，称之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巨大潜力；忧之者，担忧此新一轮城市化，又将留下几多遗憾。如何把握好这一双刃剑，对各省、市、区决策者而言，无疑是一次大考。在这场大考面前，需要科学的冷思考。

2012年，我们的城市被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击中，城市病已不仅仅困扰生活，甚至以生命的代价警醒人们，北京“7.21”暴雨，死79人；哈尔滨地陷；上海地铁追尾；武汉持续内涝……除了这些突发事件，“慢性”城市病也渐露“峥嵘”：交通拥堵，水土污染，垃圾围城，人口膨胀……，中国的城市化，不应该只是物质丰满，秩序匮乏的水泥森林。

我们钩沉几件北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前车之鉴，或许可成后事之师。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作为共和国的首都，中央行政区选址何处关乎北京规划全局。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业界简称“梁陈方案”），该方案认为中央行政区不宜立足旧城，建议设于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西郊地区，该方案陈述在旧城区建造新行政区的弊端：增加人口，拆除房屋面积过大，高楼修建会破坏古都风貌，政府机关之间以及办公区与住宅区之间的长线距离必然造成交通拥堵……而选址西郊，则不用大量迁移居民，不伤及旧城文物，且有足够发展余地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同时西郊建筑形体可不受牵制。然而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将行政中心设于旧城的主张“分庭抗礼”；更严重的指责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这一方案最终被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自此，北京以旧城为单一中心的发展原点划定。从这个原点出发，北京城开始了“单中心+环线”的摊大饼式生长，大饼一摊六十年，而梁陈所担忧的古城破坏，拥堵加剧则一语成谶。

“新中国规划史上一个伟大的遗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凯这样评价“梁陈方案”：“如果当初得以实施，可以说是当时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最好方案”。

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建设方针为：“旧城逐步改造，近郊调整配套，远郊积极发展”。82总规划提出“北京市应力争多发展一些市郊客车（指火车），重点放在地处远郊而又靠铁路的城镇和风景游览区”。如果建立市郊铁路的梦想成真，北京的远郊有望像伦敦那样，成为发展的卫星城，可以疏解中心城区人口。

然而，这一力图打破同心圆的尝试未能实现。《北京总体规划2004—2020》的主要参编者，首都规划史专家刘欣葵说：“80年代初规划部门多次向铁道部门提出建设城郊铁路，但铁道部门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运煤和长途客运上，不同意建设用于通勤的市郊铁路，这就使通过铁路解决规划市区与卫星城通勤的设想成为幻想”。

1993年的北京总体规划再次提出将建设的重点向郊区转移，但事实是规划是纸上的规划，以旧城为中心的大饼已经是一块难以拆解的铁饼。

1980年代北京市规划提出，北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到90年代初改为1990到2010年将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到2004年又妥协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然而在今天已逾2000万人口的现实面前，这些过往的计划、规划有如挡车的螳臂。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宣祥鎏，是京城天际线的守卫者，2012年底去世，人们在怀念他的功绩时，评价道：“他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地主张控制旧城建筑高度，繁荣建筑艺术，保护和发展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使之体现首都特色”。

东长安街北侧，故宫周围一片低矮而庄严的建筑群中矗立着高度为70米，东西绵延480米的东方广场，宣祥鎏是当时诸多反对者之一，多次上书市委、市政府。然而，虽经京城规划、建筑、文物各界五年的抵制，东方广场还是以接近70米的高度立了起来，故都45米高的天际线由此失守。

“东方广场的建设不理想，太大，太高，对古都历史文化名城是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景山上看，像一堵墙，很难看”。这是宣老生前留下的的感叹。

1990年代初的北京正奔向全方位开放的国际城市，1990年北京出台《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的决定》，以房地产为主的“危改”启幕，致使北京旧城被“推平头”后“长高”、“加密”，数不清的胡同、四合院归于尘土。

一位蓝眼睛北京人华新民，60余次写信给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但她收获的大多是沉默和推诿。

果郡王栖身的孟瑞胡同45号院，名御医住宅美术馆后街22号，袁世凯行宫霞公府街13号宅邸……，一座座有故事的院落消失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仅1990到2000年间，北京就累计拆除危旧房屋500万平方米。

在无数个华新民和学者、专家的呼吁下，2000年以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一批古城护身符相继出台，只可惜旧城风貌已经香消玉损半城池。

2001年，京密引水渠正在投巨资进行河道整治，采用水泥、石材将河道全部硬化，渠化（改直线），同时砍掉两岸树木，这引起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退休教授李小溪的关注。

经多方调研，李教授发现，河道硬化后，原本具有净化功能的植物，微生物，鱼等无法生存，水体自净能力消失，不利于生态平衡，直线河道遇降雨量大时水流加速，易造洪水泛滥。李小溪教授据此写了《如此治理弊大于利》的意见和建议，后来有关部门仅将原本计划砍树28000棵大幅缩减为3000棵，硬化工程照旧进行。河道硬化的后果在当年夏天就已显现，青蛙不叫了，河水逐渐变绿，水华爆发，最后北京市不得不大范围拆除硬化的河道，扒开河底让河水呼吸。

但教训很快就被遗忘。2005年3月，媒体曝光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引发公众强烈反对，终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

北京水利学会专家李裕宏研究北京的雨涝灾害及防灾对策多年。他说：“排水系统不健全，城区仍有明清时期遗留的沮沟183公里，结构老化，塌邦断盖，反坡存泥，需翻修改造”，“尽快彻底疏挖玉渊潭、莲花池，增加滞洪能力”。从1993年开始，李裕宏及其他专家学者关于解决雨洪之灾的建议陆续报给北京市人大、政府、政协，直至市委。然而，最终是2012年7月21日暴雨洪灾致死79人的事件，才拉响雨涝的警报。

“城，所以盛民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2000年前如是解释，“民，乃城之本”。而在人的各种需求中，安全无疑是第一要义，舒适本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汽车、地铁，人们还追求环境、空气、文化和秩序。

2012年，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克兹建筑奖，被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建筑学院院长、教授王澍夺得，这位建筑设计师面对全球化、城市化压力下千城一面，毫无个性的建筑模式发出逆耳的断言：“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如何能让文化传统延续和再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建筑是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

中国城市的内涵需要去伪存真，城市的顶层设计需要慎重思考，城市化的发展要与当地的文化和人们的需要相融合。

现在不少大中城市开口就提建设中国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人们不禁要问，你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