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云溥

当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权力巅峰的位置，他的追随者们也开始抢占山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到了斯大林统治红色苏联的后期，他身边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帮助斯大林完成大清洗的心腹有着很好的私交和巨大的共同利益，他俩联合了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来控制国家经济中枢——别尔乌辛掌管着重工业、电力和化工业，萨布罗夫则从1941年开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还有两个实权人物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集团也保持着密切联络：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这么一群人的联盟看似牢不可破，实则各怀鬼胎。在他们的对立面，是另一个同样强大的派系，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成员包括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的党中央第二书记）、罗季奥诺夫（部长会议主席）、沃兹涅先斯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负责国家安全机关的苏共中央书记）、柯西金（负责轻工业和财政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等人。

两派人马明争暗斗，斯大林都看在眼里，他像历史上所有身居高位的独裁者一样，乐于看到手下人窝里斗，这样才能确保没人有能力危及他的统治。他不看好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利用他们。

强人的晚年，总是孤独的。

精神上的怪物

赫鲁晓夫说过，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连同记忆力都变得相当糟糕。他经常看着一个交往十几年的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有一次斯大林反复打量布尔加宁，看了半天说：“你叫什么来着？”

“布尔加宁。”

“对，布尔加宁！”斯大林这才开始吩咐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有话要对布尔加宁说才把人家叫来的，这种“我好像不认识你”的态度让斯大林身边的人经常起鸡皮疙瘩。除了记性不好，他还变得愈发暴躁易怒，“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斯大林经常突然大骂身边的人，无论儿子、女儿还是助手，有时候他还使劲把电话机往墙上砸。子女们很少见到他，他也不愿意花时间和亲人相处，差不多一半的孙辈他根本不认识。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单调至极，他长时间穿着夏天的亚麻布军装，有件呢子大衣穿了十五年，还有一件鹿皮袄穿得更久，一直穿到他去世。斯大林一生最后的二十五年里，没有进过商店，没有花过一个卢布，他死后留下的存折里有九百卢布，大概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斯大林非常谨慎地防范着接近他的所有人，这很容易理解：确实有太多人觊觎他的位置，想把他干掉。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之间往返时，通常会有五辆一模一样的轿车组成车队，每辆车的车窗上都挂着窗帘，司机们一路上互相超车，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坐在哪辆车里。女儿斯维特兰娜曾经和斯大林一起乘坐专列出行，途经的所有车站都会戒严，斯大林有时下车在月台上散步，对身边的警卫人员骂骂咧咧。“他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和空虚使他窒息。”斯维特兰娜于1967年去美国，出版了两本回忆父亲的书，美国出版商为此付给她150万美元。

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

斯大林晚年已经不再使用正规的国家机构和议事规程管理苏联，他依赖的是一个亲信们组成的小圈子，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伙人都是这个圈子的成员——有的曾经是，有的后来是。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很诡异，折腾得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们疲惫不堪。斯大林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上午他通常在呼呼大睡，就算不睡觉也不见人。下午他会在别墅的房间里抽烟，来回踱步，向办公室的一方走二十步，再朝另一方向走二十步，然后在文件上签字，一个决策就完成了。傍晚的时候斯大林会睡个“午觉”，晚上七八点钟起来，乘车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小圈子成员们早已恭候在那里。克里姆林宫里有个电影院，斯大林会一边看电影一边和手下谈论事情。等到电影放映结束，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这时候，能够决定苏维埃千百万人命运的斯大林的夜生活，才算正式开始。

孔策沃别墅晚餐

看完电影的斯大林会显得比白天精神一些，而他身边那些工作一整天的人们早就哈欠连连了。斯大林会说：“走，让我们去吃点东西吧。”大家纷纷表示肚子好饿，然后簇拥着斯大林走出克里姆林宫，坐车驶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

斯大林的别墅戒备森严，有两道高大的围墙和整套电子警报系统，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持枪警卫和恶狠狠的警犬。能够有资格在凌晨时分进入别墅、和斯大林一道共进晚餐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在苏联政坛发挥影响力的人物。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在斯大林的餐桌上决定的，包括克里姆林宫高层人物的荣辱甚至生死。当一个人得宠时，他就总能出现在斯大林的餐桌边；反之，要是谁很久没有深夜去孔策沃别墅吃喝玩乐，那他就快完蛋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家的常客，排在后面一点的是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有些斯大林讨厌或者猜忌的人，比如伏罗希洛夫，从未得到过这样的邀请机会。而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苏共十九大以后就被打入冷宫，有研究者认为，如果斯大林再活得久些，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这样的人恐怕会死得很惨。

餐桌上的规矩很多，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老话“伴君如伴虎”。斯大林吃每道菜之前，他会指定某个人先试吃，以防菜里有毒。赫鲁晓夫回忆说，有次桌上来了盘鸡杂，斯大林说：“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个多好吃啊，你尝过了没有？”赫鲁晓夫吃了两口以后，斯大林才开始吃。

吃得高兴了就会喝酒，斯大林很喜欢挑动手下人斗酒，对于小圈子成员来说，拼命喝酒就是向斯大林宣示忠诚的一种形式。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有时喝得快吐了，不得不让服务员往他们的杯子里偷偷倒入一些水或饮料。这种小伎俩搞不好会成为政敌的把柄，有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当众揭穿贝利亚往酒里掺水，斯大林为此很生气，把贝利亚教训了一顿。

1945年，谢尔巴科夫死于酒精中毒诱发的心脏病。

日丹诺夫是谢尔巴科夫的姐夫，1948年也死于心脏病。吊诡的是，根据后来解密的克格勃档案，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室主任莉季娅确认，日丹诺夫的死因是心肌梗塞，可是其他医生要求莉季娅必须在死亡证明上写成肝硬化和高血压，这两种疾病都跟酗酒过度有关。谢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的奇怪死因后来引发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医生谋杀案”。

现在先来说说日丹诺夫，此人其实是个文艺理论家，自从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一直到死都在控制着苏联的意识形态，他被认为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实权人物。1934年基洛夫遇刺，日丹诺夫接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他在列宁格勒筹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俄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日丹诺夫还把自己人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比如让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等于是监控贝利亚；又比如让经济专家沃兹涅先斯基去打压马林科夫，两派矛盾愈发激化。由于日丹诺夫功勋卓著，斯大林不能不用他，而且日丹诺夫事实上起到了牵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作用，但是他逐渐强大的实力又让斯大林深深忌惮。

日丹诺夫死了，高兴的人很多。

两个案子和阴谋

米高扬，斯大林，奥尔忠尼奇合影（从左至右）

1952年底的一天，斯大林召集他的小圈子成员到克里姆林宫，向他们宣读了莉季娅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包括斯大林的内科医生维诺格拉多夫在内的很多著名医生，涉嫌谋害国家领导人。“这些医生已经造成了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过早死亡，而且他们正在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伏罗希洛夫元帅、科涅夫元帅、戈沃罗夫元帅和什捷缅科将军。”斯大林认为这封密信暴露了某些人的阴谋，有人正在图谋提前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斯大林决定再次发动清洗，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大规模整人了：很多医生锒铛入狱，斯大林亲自监督对医生们的审讯，他暴跳如雷地训斥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捷夫：“如果你拿不到他们的口供，我就要砍掉你的脑袋！”伊格纳捷夫当然倾尽逼供手段，几乎所有被抓的医生都按要求“招供”了。

1953年1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医生谋杀案”的官方公报，称有九名医学教授是美英间谍，他们是“穿着白大褂的暗害者”，以谋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己任，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就是受害者。过了不久，正在生病的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也受到了和日丹诺夫同样的毒害。

斯大林和他身边的同事们

日丹诺夫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事到现在还是个谜，但谜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从1948年日丹诺夫这棵大树倒了以后，他的对手就可以从容地组织反攻，目标当然是把“列宁格勒集团”一网打尽。1949年开始，卡普斯京、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拉祖金等人陆续被捕，1950年9月他们在列宁格勒出庭受审，审判的情况没有向外界公布。根据当时参加审判大会的列宁格勒州委党史研究所所长克涅切夫的回忆，几个被告被指控背叛祖国、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库兹涅佐夫在庭上辩解说：“我过去是布尔什维克，现在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不管判我什么罪，历史将证明我无罪。”

库兹涅佐夫一度是斯大林在很多场合公开宣布的接班人，他在1941年指挥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在最危急的时刻，斯大林曾经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用红色铅笔给库兹涅佐夫写信：“亲爱的阿列克谢，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祖国不会忘记你的！”随后在信封里放了一包自己喜欢的香烟，命令手下当天用飞机把这封信送到列宁格勒。这是斯大林一生所写的唯一一封夹带礼品的亲笔信，可见他对库兹涅佐夫的信任。但是在日丹诺夫死后，斯大林就接到了很多告发库兹涅佐夫的密信，比如说库兹涅佐夫在讲话中几乎从来不提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名字，还有人说，在库兹涅佐夫的领导下，列宁格勒防御博物馆修建得比莫斯科防御博物馆还要好，说明列宁格勒正在成为莫斯科之外的第二个中央，等等。眼花缭乱的告密信，逐渐让斯大林不再信任库兹涅佐夫。

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的最后声明并没有挽救他，受审的这六个人都被判处死刑——虽然二战结束后苏联就废除了死刑，但是在“列宁格勒集团”的被告们受审时，死刑又告恢复，宣判之后一小时，行刑的枪声就响了。

最后的十九大

“列宁格勒案件”牵连了数百人，在库兹涅佐夫之后还有很多与他们有关的干部被秘密逮捕和枪决，更多的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7月，贝利亚也被揭发，他才承认伪造了“列宁格勒案件”的很多细节。1954年4月，苏联最高法院为“列宁格勒案件”涉案人员平反，已经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来到列宁格勒，宣布恢复受此案迫害的共产党员的名誉。再后来，人们知道是阿巴库莫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共同策划，并且经过斯大林的同意，才最终伪造了“列宁格勒案件”。

这都是后话了，回到斯大林对医生的怀疑上——斯大林曾经问过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同志，您知道是哪位医生为季米特洛夫和日丹诺夫治的病？”

“我知道，是鲍里斯·科甘。”

“奇怪，一个医生治的两位病人都死了。”

“斯大林同志，医生在这件事上没有过错。据我所知，这位医生医学造诣很深。”斯米尔诺夫解释说。

斯大林沉默了。卫生部长的话并没有打消他的疑虑，他还记得当年列宁生病的时候，就是医生——那群该死的不懂政治的医生，命令列宁停止工作卧床静养。斯大林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医生们禁锢起来而远离权力。

当然医生们是无辜的，斯大林死后，在“医生谋杀案”中被捕入狱的医生都获得了平反。但在当时，贝利亚全权负责了斯大林晚年的医疗保健工作，如果斯大林的健康出了问题，贝利亚难辞其咎。所以现在有研究者怀疑，“医生谋杀案”可能是在“列宁格勒案件”中被打压的日丹诺夫一派，发起的一次针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复仇，连赫鲁晓夫都被认为与此案有关。还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在对贝利亚下手，他对身边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始终心存忌惮。

谁又知道真相是怎样的呢？在斯大林的迟暮之年，他看到身边簇拥着无数奉承他的人，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表达忠诚，赞美他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1952年10月，斯大林召开了“十九大”——自从1939年的十八大以来，党章规定每三年就要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已经有十三年没开过了。在苏联，人人都知道，党领导一切，而斯大林就象征着党。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两个角色备受瞩目，一个是宣读中央工作总结报告的，还有一个是修改党章的报告人。一个人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担任什么工作，基本表明了他今后的政治前途，以及斯大林身后的权力格局。斯大林最后决定了大会议程，宣布马林科夫作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则交给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共同负责审查所有的报告稿。

这样安排的用意何在呢？日丹诺夫死后，马林科夫主导了“列宁格勒案件”，他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二把手，作总结报告理所应当。倒是赫鲁晓夫的崛起颇让人感觉意外，他长期在基层工作，1949年调回莫斯科任第一书记。党章并不是赫鲁晓夫熟悉的领域，由他来负责修改党章的报告，其实是斯大林为了制约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一手棋。果然，在审查报告稿件时，贝利亚认为赫鲁晓夫的稿子太长，坚持删掉了大量文字，以试图削弱赫鲁晓夫的影响力。

1952年10月5日，十九大开幕。莫洛托夫致开幕词，然后是马林科夫的长篇报告——现在每个人都清楚，马林科夫就是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了。马林科夫讲完以后，赫鲁晓夫拿着一份被删减得很短的稿子上台，很多人等着看他的笑话。可是赫鲁晓夫却读得很有气势，富有感染力。报告的最后，赫鲁晓夫大声高呼：“党和人民的领袖、我们一切胜利的鼓舞和组织者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党的名称由“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91年苏联解体。

斯大林在大会结束前出场，发表了很短的、只有六七分钟的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演说了。斯大林说：

“有人愚笨错误地认为，我们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再需要他人支持。这是丑陋的。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永远需要世界兄弟人民的信赖、认同和支持……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从中国、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又诞生了新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他们的眼前有着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斗争胜利的榜样。他们能够从这些榜样身上汲取教训，少走弯路。”

中国共产党也派了一个代表来出席大会，他是刘少奇。

斯大林讲完，会场掌声雷动，代表们全体起立，高呼“斯大林万岁”。

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个以铁腕统治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将近三十年，领导红军取得卫国战争胜利的政治强人，只剩下四个半月的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