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联飞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研究生院，重庆 400041）

一、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由来

（一）“又好又快”是我们党关于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高速度地、稳定地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发展，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对于发展问题要不断提高整体素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方式，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要注重发展中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好”讲的是发展质量和效益；“快”讲的是发展的速度。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说：“经济好比个人，增长是指身体长高，发展是指素质改善。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指GDP的增加，经济发展不仅指GDP增加，且包涵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解读

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学术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是因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经过了一个不断走向完善全面准确的过程，最先的提法是经营方式转变，后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直到2007年才正式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目前为止，对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还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科学界定。还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指生产发展和消费发展两种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三者的关系，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把传统的两种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的生产发展和消费发展方式。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三）增长模式的演进分类

在原始社会阶段，人类过着完全依附于猎取和自然采集的生活，由于人类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便逐渐形成了最初的种植业，增长模式为土地主导型，可以称其为生存型增长模式；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与自然形成互动，劳动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和唯一的能动要素，增长模式演变为劳动主导型，也可以称之为积累型增长模式；在工业经济阶段，人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增长模式为资本主导型，又称之为发展型增长模式；在信息社会阶段，人类与自然将和谐相处，经济发展的实现必将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条件，增长模式为知识、技术主导型，又称之为可持续增长模式。

（四）经济发展理念的演变

早在18到19世纪，经济增长的思想就体现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斯密认为，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这两个先决条件，劳动分工的深入进行将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进行，这就是最初的经济增长论；1972年麦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增长极限论。指出在经济增长中，不能只追求产量和速度，而忽视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即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即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发展的综合发展观；之后注重经济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注重生态、经济和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胡锦涛同志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出“总动员令”，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一）中国现代化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中国必须重新抉择

1949—2049的百年现代化时间表已确定，中国60年的砥砺奋发，现代化正在向“美梦成真”的境界推进。3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为9.5%。比世界平均水平（3.8%）高出5.7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高出7.4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8%）高出3.7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了8.9%的增长（世界经济增速平均3.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6.6%）。“十一五”五年 GDP平均增长11.2%，国家统计局2011.2.2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定在8%，实际达到8.5%。IMF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我国以7.298万亿美元位列第二位，接下来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后半程”的辉煌与光荣？我国必须做出抉择：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中科院报告显示，我国经济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党的十八大提出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

（二）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倒逼机制：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世界各国实施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和压力。现在全世界都在转变增长方式，美国和欧盟都在转变。美国过去一直是负债增长方式，现在开始强调储蓄，五年以前美国是零储蓄率，奥巴马上台以后，储蓄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美国储蓄率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5000亿左右的消费数量。呼啸而来的金融危机狂潮，让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胡锦涛同志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三）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呼唤着不变不行的现实选择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社会制度转型，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开创了中国绿色发展和绿色崛起的新的历史时代。在科学发展的新时代，发展方式转变，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党的十八大：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新时期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三、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检讨与反思

（一）“高投入”

80年代初以来，资本形成率明显升高，由“六五”时期的34.5%上升到2010年47.9%，大大高于20%左右的世界一般水平；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固定资产投资由“六五”时期的1.8亿元上升到“十一五”的4.99亿元。在2011年的投资领域中，高速铁路成为绝对的明星。中国目前是全球高速铁路投运里程和在建里程最长的国家，截至2010.11，分别为7531公里和1万公里以上。2012年我国建成42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高铁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2010年铁路还债需1500亿，但只赢利1500万元，不到万分之一。高铁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最终都要由国家也就是老百姓承担。铁道部畸形账本资金缺口8000亿，欲寻国家输血。在国务院的协调下，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正在发起一场拯救铁道部的“输血”行动。

（二）“高消耗”

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美国分别为24.3%，15.2%，21.7%；日本分别为 8.7%，3.3%，5.1%。目前我国经济对钢材、铝材、水泥、能源、淡水的年消耗量已分别占全球的40%、25%、45%、16%、15%以上。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公布，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了6%；不过能耗强度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费量下降4%。即便在如此形势下，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偏高，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但日本201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6亿吨标准煤；我国出口在2010年超过德国，而德国2010年消费4.4亿吨标准煤。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左右。但是这一标准在2009年已被突破，2020必将超过40亿吨。

（三）“高排放”

我国主要河流不同程度的受到有机物污染，据2011年度环境统计数据显示，温瑞塘河流域生活污水排放量一年达到2亿多吨，工业废水排放量一年为2530多万吨，由于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河流，污染物数量倍增，使得河流富营养化趋势加速。在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发达国家的10倍。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3%，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工业用水重复使用率仅为55%，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矿产资源回收率仅为33%。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十一五”提出规划约束性指标：“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但是实际完成了19.1%。

（四）“黑色”增长的后果

1.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造成内外失衡

外部国际收支失衡表现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造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需，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2001年为38.7%，2006和2007年分别高达67%和66.2%，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回落为57.1%，2009年急剧滑落到45%，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2010年约为50%。要减轻或消除内外失衡现象，必须从调整国内经济着手，要坚持稳定投资、拉动消费的经济政策。

2.过度依赖投资，造成投资与消费失衡

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会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稳定。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在下降过程中都没有降至60%以下，投资率也没有超过30%以上。世界平均的投资率为22%左右，消费率为78%，而我国投资率为55%，消费率为45%。我国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三十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一点五至二点七个百分点。

3.过度依赖资源消耗，造成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优美环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生态总体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治理任务相当艰巨。资料统计表明：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2；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占有石油、天然气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5，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2.3%。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人均量分别仅及世界人均值的1/6和1/8；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发展后劲不足：世界各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情况评估中名列倒数第14位；我国目前原油进口依存度约为50%，铁矿石为70%，铜精矿80%以上；2002—2008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3倍左右，我原油、成品油、铁矿石和铜精矿进口因此多支付4000多亿美元；中国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循环中是非常脆弱的，亟待突围。

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原因

（一）增长观念仍没有从根本上转变

一是片面地把“发展就是硬道理”理解成为“速度就是硬道理”。一味追求增长速度，“以GDP论政绩，以速度论高低”。只看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短期效果，而轻视或忽略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支撑发展的客观条件的恶化，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二是不愿意打破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不愿意舍弃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愿意承担任何改革创新的风险而习惯于坐享其成。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的社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等因素的扶持下先富了起来；一部分行业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从而成为了垄断行业，进而产生了巨大的垄断利润；当然也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通过“灰色地带”谋取了许多物质财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利益团体相互博弈的格局，尤其随着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明显。发展方式转型就意味着破旧立新，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必须要啃掉利益格局这块“硬骨头”。

（二）现行的体制机制不够合理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各级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

自我国改革开放来，伴随着各地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愈发突显。然而，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多数生产要素资源及电信、基础设施、能源等关键领域仍然由各级政府掌控。伴随着国民经济和金融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在控制和统筹其辖区内各种要素资源的能力的加强。在土地资源方面，由于土地在性质上属于国有资产，各级政府部门以实现“公益”为目的强制拆迁屡见不鲜，对于农村的集体土地，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廉价征用，然而对于“公益”的解释权是政府，因而可以说土地资源完全掌控在各级政府手里。在金融资源方面，由于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滞后性，使得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领导的影响，甚至某些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流向完全由当地党政领导决定，虽然地方政府还不能掌控中央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分配，但是其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加以影响。这些均可以为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在其管辖范围内改变经济资源流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各级政府均具有极其强烈的经济增长冲动

一是由于我国现有的政绩考核指标对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激励很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GDP的增长率已逐步成为中央政府考核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说GDP增长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能否升迁。因此在GDP至上的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就有了无穷的动力去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二是我国各级政府官员具有极强的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动力。我国的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分权式”的改革，即将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计划经济时代集权于中央政府）、分散给予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实施分税体制改革后，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扩充地方的财政实力，首先会竭力做大GDP，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永远在第二位，这样以来就使得各级政府可以纵容外延扩张的生产能力和发展道路从而忽略内涵扩张，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得以存续。

3.各级政府直接参与经济，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型

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对经济资源及企业微观活动的支配和干预不应过多的拥有，但是我国各级政府仍然过多的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这样以来既损害效率又破坏公平，从而间接的导致了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存续。

我国的服务业，除了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均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从能源、电信、金融、交通运输，再到教育和医疗卫生，几乎所有重要的服务业都是准入门槛过高、行业审批阻碍，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因此能够拿到经营许可证的大多都是国有企业。我国对服务业的过度监督和管制，迫使大量的民营资本唯有相继涌入低端制造业，而且位于产业链上游的高端制造业也均为国有部门所占有，民营资本大多不得不流向产业链下游的低端制造业。直接导致了民营经济在发展的空间上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这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型。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以理顺体制机制为关键，以调整利益格局难点，就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主线的具体体现。

1.坚持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加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使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必须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应着力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适合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使得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2.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应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充分挖掘并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推动经济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3.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这要求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新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应着力解决就业问题，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使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

4.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提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5.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加快构建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形象地比喻：“世界上唯一有一件最宝贵而不可能储藏的东西就是机遇。”在一定意义上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也是科学发展模式之“机”。只要我国能适时的化危机为契机、变挑战为机遇，并毫不动摇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能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丧失重大的战略机遇，那么受影响的就是前途和命运。对于机遇，“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1］严俊祥.对资源环境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J］.当代经济，2008（7）.

［2］简新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难和途径［J］.学术月刊，2010（8）.

［3］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0－10－19.

［4］尹国胜.关于“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11（5）.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