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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锟随笔二题

2013-11-16

躬耕 2013年6期
关键词:傅聪张炜傅雷

◆ 李 琨

沉静张炜

《人在高原》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我第一时间买来看。足足十大本,厚厚的一摞,放在桌子上,显示出这部书的卓荦与厚重。计划着从第一本《家族》开始看起,试图把整部书读完,想了解张炜用这么宏大的叙事,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不过我犯下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浮躁的生活,难以沉静而又庸常的日子,让我很难完成原有的计划。这个时候,我再次产生对张炜的敬意: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书,其实就是十部长篇小说啊,450万字,写作者都能历经22年,辛苦写完,我们却连读完的耐心都没有。对张炜的敬意,多年来一直在我的阅读生活中持续,就如十年前读他的《古船》、《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以及几乎把能找来的媒体对他的访谈全部看完一样,张炜永远在沉静中叙说,慢条斯理,娓娓道来,洞见世事而又照耀着流俗的灰暗。

前不久,读到张炜在万松浦书院的一篇讲稿,名叫《“创作组”》,这个“创作组”,是加了引号的。与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创作组”不同,张炜强调的是潜藏在当下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作组”——畅销书的写作是要在心里成立一个“创作组”的,要知道市民喜欢什么,白领喜欢什么,知识分子喜欢什么,年轻人喜欢什么。——市场化的写作和阅读,往往让作家一味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因为要满足不同的读者,也就等于在心里成立了一个“创作组”。这个“创作组”一旦形成,写作也就不可挽救。这样的作品,在张炜看来,目的在于取悦读者,以至媚众,是会被时间淘洗掉的。

仔细想想,张炜的观点确实有振聋发聩之感。当下的写作,能有张炜这种思考和做法的,寥若晨星。纯文学作家写剧本,写剧本的作家想当编剧,当编剧的作家想早点把作品投拍,走向市场。包括我们这些有写一点小文章癖好的人,从来都是想把自己写的文字推介出去,不单单在迎合编辑需求,迎合报刊版面风格,还在迎合阅读者偏好,迎合作品尽可能畅销。这个时候,张炜的话,就有了非凡的意义。从1980年代以来,张炜在中国文坛的位置从来都是特殊的,他带有精神思考性的写作,不仅在探索人对本真生存状态的追求,也在寻求历史境遇中人应该发出的那种源自良知召唤的声音。于是,沉静与忧愤,就成了张炜的关键词。

喜欢张炜的人,怕也有与他一样的希望从浮躁中逃遁的寂寞感。人在凡尘中,感受不到自己已经被污染的心,张炜的存在,就如沉潜在精神荒漠中的地火,时刻发出让人激越而自省的光。这不由不让人想起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写作,似乎永远都是那么非同凡俗,清丽,朴素,在貌似随意的、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酝酿着极其诱人的审美效应。而他们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沉潜,却显示出永恒的价值。我想,在他们心中,怕是没有“写作组”存在吧。

张炜的经历也并非单一而平淡的,这位洞悉社会变迁,读人无数的智者,保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本色,也为当下的小说保存了那难得的纯粹。文坛也是名利场,浪得虚名者有之,且可能一时光芒四射,不过却会被时间的流逝而永久删除。葆有真气、文气、勇气,又一鼓作气,久不泄气,侍弄着文学的人,真是不多见了。张炜的存在,让当下的文学,有了不少底气。

张炜说,作家不是靠某一部作品创造奇迹的人,作家是靠一生的艰辛来完成自己的人。我说,你可以看不完张炜的作品,而不能忽视,在中国的文学界,还有张炜那样伟岸地存在。

个人的独奏

3月31日,晚上七点半,河南艺术中心音乐厅。台上,当斯卡拉蒂的六首奏鸣曲被演奏完毕,弹琴者稍稍停顿的时候,台下,数百位观众长久、热烈的掌声,合着郑州春天夜晚的安逸与沉静,一齐献给台上那位历经沧桑而又让人产生敬意和喟叹的演奏者:傅聪。

79岁高龄老者的双手,还是那么饱满修长;琴声依然天籁般灵动,这种灵动,飘过七十年的岁月,飘过不忍记忆的沪上,飘过波兰,飘过伦敦,飘过琴声走过的每一个角落,一直逶迤至今。琴声背后,往事历历,傅雷先生的影子,那么清矍,那么刚直,那么“孤傲如云间鹤”,我知道,岁月留下的痕迹,于傅聪而言,其中况味,实在难与君说。

20年前,幼年的我在表姐家中,看到过一本《傅雷家书》。彼时,我当然不懂内中的含义,随便翻过之后,还是被书中这个父亲的细致所打动,每一封信里,都在教儿子怎么做人做事,具体而微。就连对儿子的称呼,也是那么细腻,充满温情。然而,家书却在1966年9月3日凌晨中断,彻底地中断了。当日,58岁的傅雷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夫人朱梅馥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夫妇双双自杀身亡,悲壮地走完了一生。

傅雷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作为翻译家,人们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的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克里斯多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向我们走来。此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不过,另一个身份,却让他足以自豪和欣慰,也更为世人所知,那便是“父亲”。他的儿子对古典音乐有着先天的狂热,21岁便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奖项,如今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肖邦的最佳演绎者”和“钢琴诗人”。这就是傅聪。他还有一个叫做傅敏的儿子,则是英语特级教师。作家陈村曾经这样说:在你家族的血脉中,涌流着奇特的血液。你背靠法兰西文学巨匠,傅聪依傍音乐大师,傅敏教书为乐。父与子在不求创造中创造,在传递中显现。

这是一个多么奇异而美好的存在啊,可是,这一切都被打破得粉碎。很难想象,身居国外的傅聪经历了何等撕心裂肺的痛苦,人性的摧残用无法想象的方式,让两个生命就此草草了结。《傅雷家书》里一封封温情的文字,化为永远的绝唱。很难想象,这位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生前遭受了怎样的非人折磨,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屈辱。反抗的方式是逃离,永远的逃离,他与爱他的妻子双双逃离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无言的抗争,抗争着对人性登峰造极的摧残,他们,用死亡,留给了儿子一封无言的遗书。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为傅雷夫妇专门举行了追悼会。去国二十年,傅聪回来了。在短短十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有自己的国家。在《傅雷家书》里,傅雷深切希望,傅聪能够多为祖国做些事情。在1959年的一封信里,傅雷这样写道:“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就在现在,在中原郑州,傅聪正在用他那双善于雕刻细节的手在乐声中描摹与父亲永远相通的那颗“赤子之心”。在傅聪手里,肖邦、德彪西、舒伯特、贝多芬的乐曲,或婉转,或激越,或高亢,或低沉,绿城的上空,能够飘荡着这些美妙音符,整个城市就是一种幸福。我曾多次来河南艺术中心,哪一次也没有像今晚这样,观众这么多,这么整齐,这么有修养,人们连咳嗽一声都那么慌张与忸怩,生怕打搅了傅聪先生的演奏。这是一种敬意,对傅雷、傅聪两位先生的敬意。

当下,不断出现的少年钢琴家很多,有些人竟也对“大师”这类名号安然若素,泰然接受。我以为,在傅聪面前,这些所谓“钢琴天才”,或许不过是一些“钢琴匠人”,离“大师”之誉还欠有不少火候。傅聪的魅力,就在于浸入他灵魂中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他把东方文化很自然的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从而丰富了西方音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聪是真正代表中国的钢琴艺术家。傅聪以对人生、对中国文化的溶合,征服了世界。这是他早在六十年前,就被国际钢琴界所承认了的缘故。

家国恩情剪不断,是非真伪寸心知。我想,巴尔扎克把自己的小说总称为《人间喜剧》,他的一生,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喜剧”。而傅雷的一生,又该怎样形容呢?其实,傅氏父子,终其一生,都在进行着独特的,别人难以复制的“个人的独奏”,这种独奏,或许苍凉,悲壮,或许沉重,艰难,却永恒而又惟一,始终闪耀着炫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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