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琛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产生了禅宗，发展至顶峰。徐州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楚王刘英;徐州境内，东汉楚国的“浮屠仁祠”，则是中国最早的佛寺，它比传统认为的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早建两年。“浮屠”本意为佛塔，但在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中，“浮屠”除了表示佛塔之外，同时也被用来表示“佛”。围绕着“浮屠”与“佛”，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研究。

20世纪30年代胡适、陈垣两位先生首先就是否应将“浮屠”与“佛”作为鉴别佛教译著时代先后的标准而展开讨论，但基本没有涉及这两个词汇的语源问题。40年代，季羡林先生发表著名的《浮屠与佛》论文，提出“浮屠”的用法早于“佛”;“浮屠”译自古代印度西北地区的一种方言，而“佛”则译自西域吐火罗语。其后，周法高先生对“佛”字出于吐火罗语表示怀疑。1990年，季羡林先生发《再谈浮屠与佛》，提出“浮屠”来源于大夏文，而“佛”则来自伊朗语，肯定了自己先前对于“佛”字来源的推测;还指出佛教从印度分别经过大夏(大月氏)和古代中亚小国这两条途径传入中国。通过探讨“弥勒”与“梅咀利耶”的语源，季羡林先生再次验证，汉末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多不是从梵文和巴利文直接翻译过来，而是从中亚古国语言转译过来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浮屠”一词是从大夏和大月氏地区的语言中汉译过来的，时代较早，汉以后逐渐废弃不用;而汉末三国所译佛经的原本使用的是中亚语言，汉译则采用“佛”和“弥勒”等字样，时代较晚，在后世也较通行。1991年，林梅村先生从一个公元4世纪的怯卢文题记中，找到了可与“佛陀”(浮屠)一词相对应的怯卢文拼写，从而印证了季羡林先生关于“浮屠”语源的推测。同年，谭世保先生又提出“浮屠”相当于“菩萨”而非“佛”，试图绕开语源学来探讨“浮屠”与“佛”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浮屠”到“佛”的确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那它们之间又是如何演变的呢?首先从语音上看，两词语音上的不同，和佛教传入中国和汉译佛经出现的两个时代和两种语言以及两种不同的传播路线有关。“浮屠”译自古印度西北地区的一种方言，而“佛”则源自西域吐火罗语。关于两种传播路线的问题，季羡林先生也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

(1)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bwt，bot→佛

“佛”在梵文中是buddha，在大夏文中，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尾元音－a也相应改变了，但基本变化不大，仍是保留了两个音节，与汉译“浮屠”相对应;在伊朗语族文字中，变化很明显，由原来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尾元音－a也丢掉了，与汉译的“佛”字相符合。

其次，从“浮屠”到“佛”的演变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而是经历了“浮屠”“浮图”“佛图”“佛陁”“佛”等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浮屠”本意是佛塔;“浮图”又作浮头，可以做对佛教徒的称呼;“佛图”出现于西晋，指佛塔和佛寺;“佛陁”出自北齐魏收《魏书·志·释老》:“浮屠正号曰佛陁，佛陁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而它们在各类典籍中又都可以表示“佛”的含义，当发展到“佛陁”和“佛”的时候，他们已经基本固定表示“佛”的含义，而不再用来表示佛塔、佛寺。翻阅各类佛教典籍的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的代表性语料，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用例:

(1)树浮屠于寺之北崖。顶骨舍利。(《东国僧尼录》)

(2)后将造浮屠大像，度费数百万。(《新唐书·狄仁杰传》)

(3)然而奉浮屠之法。不知其弊。(《三国遗事》)

(4)浮图，或言佛陀，声明转也，译云净觉。灭秽成觉，为圣悟也。(《广弘明集》)

(5)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北史·魏纪二》)

(6)及诸佛陀罗尼藏龙藏日藏月藏地藏。(《佛心经》)

(7)欲比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光明。(《起世因本经》)

(8)愿佛世尊。悲悯我故。受我所请。(《大集法门经》)

(9)佛游王舍城。(《中阿含经》)

(10)谤佛乱贤。取宗庙物。怀凶逆。毁三尊。如斯元恶。宁就脯割。(《六度集经》)

从上面列举的这十例中，我们看到最早的“浮屠”既可以表示佛塔，如例(1)，又可以用来表示佛，如例(2)、例(3)。例(5)中的“佛图”也表示佛塔，而例(6)到例(10)中的“佛陀”和“佛”均表示佛，这种表达基本已经凝结固定了，佛塔的这层含义几乎已经消失了。

如果将这些词在早期中土文献和具有代表性的汉译佛经中的使用频次列成图表，我们将更直观地看到“佛”逐渐替代了“浮屠”，从“浮屠时代”过渡到了“佛时代”，试看表1。

表1 “浮屠”诸词在早期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代表性语料中的用例考察

从表1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汉译佛经代表性语料中对这些词的使用较多，而早期的中土文献中使用较少，其中“佛陁”无论在中土文献还是汉译佛经中都是出现比较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基本替代了以往的几种形式。

再次，“浮屠”表示的佛塔与“佛”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印度佛教中的婆罗浮屠所展现出来的模样类似金字塔形的小山丘，共有九层，而每一边都面对着正的东西南北面，每一边约一百二十公尺。九层中的下面六层是方形，第七层开始是圆形的壇，而方壇与圆壇的各面中央都有阶梯可通往最中央的大佛塔。浮屠这种设计正与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概念相符合。印尼婆罗浮屠的各层“天界”，建有72个钟形小塔。每个小塔内供奉一尊成人大小盘坐佛像，外形别致。盘坐佛像则按东、西、南、北、中不同方位，分别作出“指地”“施与”“禅定”“无畏”等各种手势。佛塔的这种建立及其信仰是取自对象征佛涅槃的舍利的崇拜，佛塔不仅在教义上是涅槃的象征，也一直意味着人类想象中一直存在的“圣物”，它含盖了整个宇宙。佛塔是宇宙的缩影的同时也是佛陀的象征，这就是华严所谓的融摄一切无边无碍的法身。所以，它们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本文的论说，是基于理解前辈大师关于“浮屠”与“佛”的讨论所做的浅显的论述。由此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尚待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语言现象还有太多太多。

［1］刘屹.《浮屠经》小议［J］.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朱庆之.佛教汉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82—498.

［3］杨同军.语言接触和文化互动:汉译佛经词汇的生成与演变研究—以支谦译经复音词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11:7—11.

［4］季羡林.浮屠与佛［A］.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C］.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

［5］周法高.论浮屠与佛［A］.张曼涛.现代佛学丛刊［C］.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