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版本与改译

2013-11-05刘莹

扬子江评论 2013年4期

刘莹

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是一篇马列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发表于1905年俄国《新生活》杂志第12期，它不仅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转译至中国后，几经传播，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艺理论译本之一，并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观念构建的复杂性。梳理这个经典文献的版本和改译，无疑有助于我们能以更清晰的目光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制度的特殊性。

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早期版本与“党的文学”中心的确立

1926年12月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首次刊登了由一声翻译的《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这并不是全文翻译，而是选译了原文的部分内容。随后，1930年2月10日的《拓荒者》发表了署名为成文英（冯雪峰）的《论新兴文学》，这里应该是以“新兴文学”喻指当时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译文前，译者还注明“纪念著者”以示对列宁的尊敬和怀念。同年12月，由陈雪帆主编、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苏俄文学理论》一书的附录中收录了《伊里基论文学》，这里的“伊里基”便是列宁。1936年鲁迅为纪念瞿秋白而主编出版的《海上述林》收录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瞿秋白写的“注解”阐述了列宁论文的意义，文中谈到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并有大量引用。1942年5月14日，博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重新翻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并配有“告读者”，介绍了列宁写作此文的背景和缘由。彼时正值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该文成为座谈会的重要理论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次引用这篇文章。至此，译本题目便固定下来。此后，无论是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1943年），还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1944年），或是苏联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发表在《群众》周刊（1944年7月15日）上的文章，都沿用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个题目。

推本溯源，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逐步加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恽代英、冯雪峰、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文艺观的宣传。恽代英担任《中国青年》主编，刊载了大量革命文艺理论文章；《拓荒者》也是宣传革命文艺的重要刊物，冯雪峰、瞿秋白通过翻译、阐述列宁经典文献，宣扬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为解决当时革命文艺内部的口号论争，引导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瞿秋白的译文中，明确指出：“这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事情不但不能够是个人或是小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一般地不能够是个人的，与无产阶级的总事业无关的事情。”文学创作并不仅是作家个人情感、思想的抒写，而应与党的路线、方针保持高度一致，阶级性、组织性成为“党的文学”的重中之重。

对文学的“党性”确认到延安时期有进一步的强化。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多次对《解放日报》办报方针表示不满。在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要表现党性。《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我们的党性，它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通讯社新闻，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不放在重要的位置”。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强调党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解放日报》改编座谈会，到会人员包括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党外人士和作家70余人，《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进行了自我检讨，承认办报的失误。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不久，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报纸和新的文风》等文章，多次提到党报必须时刻注意反映党的政策、党的方针，要有鲜明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1942年5月2日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首先演讲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的“引言”部分，但会议似乎并未达到期待的理想效果，“文艺座谈会发言热烈，但没有说到主要问题，需要进行引导”，而引导的方法就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些马列主义文艺经典著作。5月12日，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开辟“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发表经典文艺理论文章，刊登的文章包括《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其中《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毛泽东更是指定当时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博古重新翻译。14日，《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在副刊头题位置，题目前同时发了署名“编者”的《告读者》，称“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会有关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显然这篇不过四千字的文章并不仅是为了宣传马克思文艺理论，更是为了配合当时座谈会的实际需要。如博古所言，“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和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论述的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契合了毛泽东对中共领导下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期待和要求，在23日的“结论”部分，他明确了列宁“党的文学”的观念，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随着座谈会影响的扩大，《讲话》逐渐成为党的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而《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作为其重要引文，意义和地位不容小觑。1944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收入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在解放区流传甚广，影响深远。1949年后，国内编印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的不同版本都收录了列宁的这篇文章，保留了博古的译名。周扬在建国后也多处提及列宁的这篇文章，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1951年)、《文艺思想问题》(195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956年)。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的文学”或曰“文学的党性原则”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指导思想。1955年，为纪念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五十周年，《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报刊纷纷刊发张春桥、林默涵、胡可等人的文章，他们热情歌颂了中共领导下的文艺事业，重申文学作为无产阶级艺术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还对“资产阶级的文学上的地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必须反对那种可耻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一个革命的作家怎么能够把自己事业的目的，放在这种庸俗可鄙的个人主义的打算上面呢？”胡风、孔阙、丁玲等人成为文学评论家口诛笔伐的对象。“党性”文学思想传播、贯彻到了整个文学界：“作家，若不是像一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跟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和谐一致的操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难道能允许‘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把个人爱好，低级趣味，用文字游戏任意散播，来松懈我们的工作、瓦解我们的组织么？不。不能够允许。”党性原则成为衡量作家、作品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事业的根本性标准。翻译上“党的文学”概念的确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有学者指出，“对瞿秋白等人来说，他们把列宁运用的‘党的出版物’或‘党的文献’概念简化为‘党的文学’概念，就不单是一个纯粹翻译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翻译的政治学问题，对‘党的文学’的理解也不单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个如何理解并导引中国左翼文学予以发展的问题，即更是一个政治事件”。

但是这个曾被奉为圭臬的文艺指导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却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极有意味的转变。

二、1982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改译

“文革”结束后，政治气候仍旧阴晴不定。鼓浪屿会议所引起的风波，《晚霞消失的时候》、《苦恋》、《春天的童话》等作品引发的批判，顾尔镡的《也谈突破》引起的中共领导人的警惕和不满，表明文艺界的状况仍有波动。但与“文革”时期相比，政治环境和批评生态已经有了极大不同，《也谈突破》批判事件的草草收尾就是一个显例。显然，文艺体制亟待改革，文艺指导思想也需要调整。1980年岁末，报刊上掀起了讨论“党与文艺关系”的热潮，《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是其中最为活跃的报纸。《文艺报》1980年第10期发表了陈登科《体制要改革，创作要自由》，提出“废除文艺领导上的干部终身制，改变文艺领导机关，废除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制度，保障创作自由”四条建议。10 月 6 日，《文艺报》就“改善党的领导和文艺体制改革问题”举行座谈，将会上发言稿以“怎样把文艺工作搞活”为题，于11、12两期刊出，引起文学界的热烈讨论。从1980年10月29日至198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为总题，发表了相关文章共计13篇，包括李准的《领导要改革体制要改革》，邵燕祥的《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刘宾雁的《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等。《文汇报》则以1980年11月2日沈耀庭、吴贻弓、宋崇《电影艺术是导演艺术——也谈电影的体制改革》一文为始，截止到12月15日，共发表相关文章15篇。随后，《红旗》、《星火》、《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南方日报》也加入讨论，一时间文艺界的呼声已经让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文艺体制改革到了一个紧迫关头，这为之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改译埋下了伏笔。

1981年，一些期刊上开始出现重新讨论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文章。譬如《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上的《对待文艺创作列宁不主张行政干预》，《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上的《党性原则与艺术规律——重新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这些文章普遍认为过去文艺界对列宁这篇文献的理解存在误区，片面强调“党性”，忽略了“创作自由”、“创作个性”，从而给文艺界带来了消极影响。198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中宣部发出就《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开展学习活动的通知。但当时文艺界对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还存在很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讲话》仍是解决文艺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而另一些人则对《讲话》中的“左”的思想有所抵制。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红旗》第22期发表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新译文，便可视为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呼声所做出的回应。

推动新译文发表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胡乔木。胡乔木和列宁的这篇经典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将包括《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内的几篇马克思文艺理论经典论著送给博古翻译，他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整理者。建国后，胡是《毛泽东选集》第1-4卷的编辑之一，“文革”结束后，他又担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毛泽东选集》的修订，“主要是校订注释”，这自然要涉及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校订。作为新时期中共领导人之一，胡乔木多次在中共中央的高层讨论会上提出应以科学的分析态度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的《讲话》可以重新讨论，那么有关“党的文学”和“党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译文的重新修订随之展开。

据曾担任《解放日报》文艺编辑的黎辛回忆：“1981年3月8日开了一个会，讨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怎样重新翻译。会前已经把《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重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了。会上发了‘供内部讨论用’的16开40页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新译稿及有关资料，第一篇印的就是《党的组织与党的书刊》（译文初定稿），还有其他十篇资料与译文，其中有一篇苏联50年代中期关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一场争论的归纳稿，其他篇目都是为重译稿作解释与说明的。”不过当时这个新译名并没有得到在座学者和专家的支持，“十几位专家发言，没有一位同意重译的‘初定稿’，特别反对改题重译，包括俄文权威翻译家曹靖华。有几位发言，认为改题重译，在译稿里不提文学问题，不符合列宁原意”。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将译文重新修订的工作交予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1981年10月29日，经过细致的探讨和多方思量，编译局列斯室就旧译文中“文学”一词的翻译写成一份小资料《列宁讲的“党的文学”和“无党性的文学家”是什么含义？》送呈胡乔木。11月3日，胡乔木作出批示：

一、“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等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

二、关于“党性”，也搞得很糊涂，讲得比较乱。“党性”实际就是“倾向性”，对是非要有一种观点。“非党文学家”的提法要改，“非党性”也不要，只能讲“无倾向性文学”。

（总之），理论上造成的许多混乱，有必要说清楚。

关于发表的办法，为了避免造成突然的感觉，可与人民日报社具体商量，先发表读者来信，然后由编译局公开答复，在报纸发表。

之后，胡乔木就翻译问题和编译局六次交换意见，包括发表的形式和一些词语如何翻译的细节，他最为强调的是旧译文不确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起混乱和争论。

请告编译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所以要改译，是因此文自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解放日报》译载以来，因为译文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应对文学事业进行正确指导，犹如党应对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的发展进行正确指导一样。但工业、农业、科学教育仍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和国家，并不因为有党的领导，就成为党的工业、农业、科学教育，成为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党的事业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整个人民生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1982年《红旗》杂志刊登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谈及为何要对旧译文进行修改时，就是借用了胡乔木的这个批示。很显然，胡乔木多次过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重译，并不仅是为了澄清“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翻译问题，他更为确切的意图是通过新译文的发表来调整新时期中共的文艺政策——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基于学术翻译问题的探讨，而是新时期文学体制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在新译文中，改动最大的是“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俄文“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有两义，广义是指宣传出版物，包括报刊、书籍、传单等，狭义则是指文学艺术。新译文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将“литература”分别译为“出版物”和“写作”，在谈到文学艺术的地方仍保留了“文学”的旧译法。“党的文学”转变为“党的出版物”，一方面扩大了“文学”一词的外延范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文学艺术不再是无产阶级事业独占的附属物。“литератор”旧译文中翻译为“文学家”，新译文则改译为“写作者”，这就既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也可以指从事一般新闻、政论书写的文字工作者。此外，原来颇有争议的“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也改译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从“打倒”到“滚开”，虽然只是词语上的变化，但已经体现出中共领导人对“无党性的写作者”态度的变化。1982年6月19-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分发了重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25日晚，胡乔木在闭幕后的招待茶会上就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政治也不得不为经济服务，不得不为教育服务，不得不为文化服务，其中也包括为文学艺术服务”。从文学为政治服务到政治为文学服务，新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待文艺创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文学与政治的强制捆绑。

三、新时期文学转型：从“党的文学”到“党的出版物”

当代大多数的文艺批判文章，往往强调“党性”、“阶级性”的评价尺度。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领导和控制文艺的主要方式是对作家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文化领导权没有改变，但在具体方法上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胡乔木的批示表明了中共文艺政策的调整。在新的文化体制形成中，国家通过颁布具体政策、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设置国家级奖项等手段，在文学场域中形成一种导向激励机制，出版则是其中至为重要的管控环节，因为“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出版布局也发生了极大转变。

1982年2月4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国家出版局党组《关于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的汇报提纲》，会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工作成绩，同时指出在出版工作的领导上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没有强有力地掌握住出版工作的方针和方向。中央书记处决定，请中央宣传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决定。1982年12月28日至1983年1月8日，中宣部、文化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出版社工作的决定》草案。1983年1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出版工作的光荣使命》，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文章指出“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出版工作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83 年 6月 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成为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它阐明了出版工作的形势、任务和指导方针，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983年，以贯彻《决定》为契机，许多地方逐步由一家综合出版社分解为若干专业出版社，促使全国出版社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版机构由1976年的75家一跃而升为1983年的260家，1984年全国地方出版社出书17322种，占全国出书品种29346种的59%，印数达21.36亿册，占全国总印数30.86亿册的69.9%。1984年的“哈尔滨会议”明确提出图书出版要从“单纯生产型”逐步转为“生产经营型”。过去高度行政化的出版体制经过转轨，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出版社开始考虑图书的商业销售能力，提升了竞争力。

文学出版的复苏，也带来了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的出版发表热潮。从1981年开始，长篇小说每年的出版量都在一百部以上，是1958年出版数量的3倍，中短篇小说每年则有600多部新作发表，超过十七年的总和。图书和报刊的种类及发行量也有了巨大变化，1976年的全国图书总计12842种，其中书籍是7352种，到1983年，全国图书总计35700种，其中书籍是26573种，分别增长了177.9%和261.4%。1976年全国报纸总计182种，其中中央4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49种，地、市级129种，县级0种，到1983年，全国报纸总计773种，其中中央总计46种，省、自治区、直辖市级294种，地、市级354种，县级79种。1976年全国杂志总计542种，总印数55783万册，到1983年，全国杂志总计3415种，总印数 176941万册。1983年发布的文学期刊发行量统计显示：全国公开发行的152种文艺期刊，以1983年第一季度和1982年第四季度发行情况相比较，大型文学期刊发行量基本稳定，1983年比去年平均增长0.35%，发行量在十万份以上的有《收获》、《当代》、《十月》、《萌芽》（增刊）、《花城》、《钟山》（以1983年第一季度发行量多少为序），前三刊均在四十万份以上。这足以说明地方性文学期刊的全国影响日益增大，文学期刊由《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中央级报刊独霸天下而逐步走向各级文学力量繁荣共生的局面。布尔迪厄认为：“文学（等）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说，尤其是权威话语权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各种力量潜滋暗长，积极参与文学生产秩序的重建活动。新兴的地方出版社、繁荣的图书报刊，不仅给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同时为新思潮、新理论的传播和研讨创造了条件。譬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些丛书为扩展读者阅读视野、提升当代文艺创作水平提供了有利支持。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又陆续出现讨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译名修改问题的文章，有学者认为新译名并未能解决原文中“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翻译难题，也未能透彻领悟列宁的写作动机和社会效果。如果说有的文章更多是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那么1990年发表于《沈阳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则颇有“文革”大批判气势，该文称“工人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歪曲、诋毁直至蓄意篡改”，“其中的一个表现是对列宁这篇关于党性问题的文章之标题的错译上”。矛头直指1982年《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改译。随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批评》杂志于2月15日在京召开了有关文艺的党性原则问题座谈会，十余位文艺理论家围绕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展开讨论。有学者称“在一个时期里，当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支配的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多元化结构中被排斥得连一块立锥之地都难以维系的时候，党对文艺的领导权问题和文艺的党性问题更成为面目可憎的纯教条主义而被抛之九霄云外”。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表现后果则是1989年影响全国的学生运动。1989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强调“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由是，“党性原则”成为这一时期新闻界、文艺界的“关键词汇”。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影响，重新领会列宁关于文学党性的经典阐述自然成为贯彻落实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政治思想的有效途径。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呈现出多元流向的面貌，政治不再是文学的唯一掌控者或利益相关因素，所谓“文艺党性问题”的讨论事实上迅速湮没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中，成为历史的片断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