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会侠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脑海里突如其来一个假设：1953年出生的佩甫，没什么文化的工人父亲和母亲，如果给他起一个那时很流行的名字——李建国，李跃进，或者李东方等等，会怎么样？或许，他还是他吧？一样成长，一样下乡，一样当工人，一样写作；也或许，他不是他了？《羊的门》由李建国写？《生命册》由李跃进写？感觉那么别扭，不对头了。

李佩甫只能叫李佩甫，李佩甫只能成为李佩甫。

而这一切，从童年开始，就已经注定。名对某些人来说，只是称呼而已，阿猫阿狗没关系了，但对某些人，却是暗隐着的命。

佩甫老师是生在草木灰上的。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个孩子在草木灰上生下来后，惊风夭折了。佩甫老师生下来不久，也惊风了。家里人咬咬牙借了30块钱，把他抱到医院打了针青霉素，保住了性命。因此，他是家里的“娇宝蛋”，父母给了他叠加的宠爱，他是不是注定就有了叠加的负荷？格外重视的父母，请了一个先生给他起名字，这先生给起的是——李佩甫。这是不是注定的一种精神暗合？杜甫，这个河南巩义的唐代诗圣，其诗魂早就成为沉淀在这片中原大地的精神元素，时不时被后世来者感知和回应。李佩甫，这个名字像是上天的启示，注定了他命运的流向所在，也暗合了他精神气质的某些特质。

每次去佩甫老师家，他总是坐在面南靠窗的单人沙发上，我总是坐在面西靠墙的长沙发上，然后，沏一杯毛尖茶，开始闲聊。逐渐地，我对佩甫的文学道路有了些了解。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佩甫的人生，从小时候开始，在他无意识间，各种因素都朝着目前这个文学方向渐进。孩提时代，他特别喜欢读书，千方百计借书，如饥似渴日夜读；青年时候回城上技校，他一下子办了四个借书证，还订了6份杂志，《人民文学》、《学习与批判》、《朝霞》、《天津师院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听他讲到这里，我大笑不止，“学报你怎么也定？”他说：“当时就看是文科类的，也不知到底是啥，这家伙，就定了。”“这家伙”“这货”是佩甫的口头语，很中原化。田间地头、墙角树下，三五村人坐着闲聊，“这家伙”“这货”“那家伙”“那货”是最日常用语。印象中，他好像没说过普通话。逐渐地，“这家伙”已经成了他独特的文学语言，甚至是思考方式和结构方式，带着田野村头的气息与味道，用河南方言读佩甫的小说，才能入味。技校毕业进工厂后，他开始写文章。1978年第一篇小说《青年建设者》发表在当时的《奔流》杂志上，我问他什么感觉，他说：“第一篇小说发表时我啥感觉吧，那天下午单位组织篮球比赛，报纸目录出来之后，心里高兴，当时怎么投怎么顺，一投就中！所以，精神作用是很大的。”后来，他就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走到了今天，而且，在作品中，总保持着饱满的情绪力量。对从事文学，他常有找对了的满足与幸福。他说：“我比较幸运的是在哪儿吧，一个人一生能够找到自己能做又喜欢做的事儿，这是最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左选右选，做的很多都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

佩甫对人生没有设计规划，却被设计规划好了。

1986年，他发表了《红蚂蚱 绿蚂蚱》，一下子找到了最恰当的文本方式，解决了以中原为根基的写作定向。在乡土记忆被唤醒之后，他又写了那篇一部分以乡村表姐为原型的《黑蜻蜓》，唤醒了沉睡中的乡村情感。这两篇小说离佩甫童年生活最近，是他在寻找写作领地过程中“醒了的开始作”。童年经历是佩甫一直强调的经验，去年6月份，我采访他时，他说：“小时候我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岁的时候，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我姥姥家去，为的是能吃上四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的。童年里，我是在姥姥的‘瞎话儿’（民间的传说、故事）中长大的。那时候，姥姥已是半瞎，记忆力却惊人地好。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是在她老人家喃喃的‘瞎话儿’中睡去的。夸张一点说，我的童年，是在姥姥的‘瞎话儿’中泡大的。她讲的‘瞎话儿’（乡村故事）就像明月一样，每晚都在我的床头升起。”在这里，童年在姥姥村庄里生活的经历就非同寻常了，不仅是一个饥饿孩子的填饱肚子，还是一个孩子精神世界的最初营养。就像刘震云经常认真调侃得那样，他人生中跟黑格尔一样厉害的哲学家是他两个大字不识的舅，一个舅是赶马车的，告诉他一辈子就干一件事，一个舅是木匠，告诉他做事情要慢。可见，乡村经验于他们，好像“一个‘伤口’，一条‘尾巴’，或者说是一个‘胎记’，它是长在身上的，含在血脉里的，割不断的。你只不过是一次次地‘抚摸’，发问，回望”。

中原大地，与李佩甫，在童年这个纽带下，开始在文字中有意识地发生重大关联。在这个过程中，真不知是苦苦寻觅的佩甫撞上了中原大地，还是沉默千年的中原大地，撞上了佩甫。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两者撞上了。这个结果很重要。

从此之后，佩甫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写杨如意还是呼天成，刘汉香还是吴志鹏，主角其实都是一个：中原大地。这片大地，没有山脉，是展展的一马平川，看过去一望无际，单调而又丰富；这片大地，有一条河叫颍河，无声无息，滋养万物，流过岁月的兴兴衰衰，在疲惫中哼唱着喑哑的歌。就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地长着各种各样的草，它们在小中求生，弱中求活，卑贱而坚韧，隐忍而刚烈，在黄土上匍匐出旺盛的青绿。之后，佩甫有意识地一步步把自己的领地扩大、深化，他常年坚持在乡间行走，襄县、禹县、许昌县、鄢陵、长葛，在行走中观察万事无物，熟悉地理环境，感受风土人情，于是，整个豫中平原构成了他写作的领地范围。在这块领地上，他像头老黄牛，低着头呈思考状，弯着腰使着劲，常年精耕细作，写出了一部部关于豫中平原生存状态及其成因的代表作品——《李氏家族》、《金屋》、《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等。佩甫一直在用文字写意中原大地，他不重塑形重表意，所有的具象都是他赋予了抽象的载体，他写得最好的不是大地上的有形，而是天地间的无形，一阵风，一种感觉，一股气味，一缕余脉……

在作家群中，有些人善于挖坑，有些人适合凿井。佩甫是后者。他有两句话，流传在省内的写作圈子中。一是“用认识照亮生活”，他强调认识的重要性，不断认识的重要性。所以他在不断的行走中涵养感受，在感受中升华认识，在认识中思考中原大地的生存哲学——核心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学，或者也可以叫做植物成长学。所以，把他的作品排列起来，其实是一层层通往形而上的认识深化的阶梯。二是“聪明跟不聪明，前后不错五分钟”。这话显示了这个不是很聪明的人的态度和自信。因为不很聪明，所以就勤奋执着，结果么，也自有硕果。就像“龟兔赛跑”，乌龟没有兔子一跃而起的矫健迅捷，却有慢慢悠悠的恒劲从容，并且，心无旁骛，不会因速度的急切而错失任何风景。

相对来讲，佩甫老师是单一些的人，因此他常常显得不够灵活，反应不够敏捷，不善于开玩笑。但性格往往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在这些人际交往方面的被动迟钝，反而成为他文学上的成就助推，他反而能入得深，入得持久，不挂念写作之外的事情，没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陋习，相反有顽固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上、写作上的惯性。这口井，就在叮叮当当的不停歇中，开凿得深了，开凿出大地千万年的蕴藏，涵纳进当代风起云涌间的每一缕变幻。佩甫外在随和，谨慎，害怕麻烦和干扰，跟写作无关的闲杂人事，能少尽量少，能无尽量无，但他其实内里分明，挺固执，真正在意的事就一根筋了，较真得很。那次我开玩笑地问他：“之前你笔下的女性形象为何好像都有些一根筋？”他说：“当年估计可能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女子。”这世上，谁跟谁看着对眼都不是偶然，都有必然性因素。二姐、满凤、刘汉香这样的女子，一方面是跟佩甫幼时记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跟他个人气质性格相契合。

去年，佩甫的新作《生命册》出版。这部书里，他在城乡界限不再明显的当下，完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认识。告别几十年的“城乡二元”思考模式，避免一些细节的重复和写作惯性的重复，对佩甫，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但写作就是这样，只有在克服与突破中逐渐得到提升。《生命册》写出后，尽管名副其实地好评如潮，但他总是带点不好意思地谦虚着。记得去年的12月，他在北京领完“人民文学奖”后，在南阳社旗举办的“文鼎中原——长篇小说精品工程优秀作品”颁奖仪式上，他因为自己也获奖而有点不好意思，说：“都是年轻人的事，我这老家伙了，得不得这个都无所谓，多扶持鼓励年轻人。”

佩甫老师不善于滔滔不绝，但对喜欢文学写作的后辈还是谆谆教诲，只是常常言简意赅，一句话顶一句话。他最近又有了新的写作经验表述，他说：“做一件事就好好做，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内，在自己愿意做又能够做的领域内，做到最好。这样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会很快乐。文字创作还需要浓缩、提炼、浸泡，就跟发豆芽一样。”

现在，耳边又响起佩甫老师的那句话：“过程是不可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