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焕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对于当前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上风下草，上行下效；上有所行，下有所仿。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于教育活动的忠实执行和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党员干部做了榜样，推动和保障了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自觉地改造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的典型表现是对“抢救运动”的自我批评。“抢救运动”是军队系统整风扩大化的表现，大批从大后方和沦陷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干部都被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而遭受轮番围攻或拘留审查。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提出反对逼供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挽救了大批革命同志，并且出面向大家赔礼道歉，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周恩来在高级干部学习班上，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回顾了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检查；从1943年11月15日起，他还先后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五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的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当面找毛泽东谈心，对自己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理论与实际脱离、动手做得不够”的缺点作了深刻检讨。九月会议结束不久，他主动去农村实地调查，用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边区管理中的“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了自我批评。朱德、任弼时、博古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

除了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踊跃参与，也为整风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那么，延安整风则是一场受众广泛、规模宏大的真正的群众运动。在延安整风中，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几乎每人都投入到了运动之中，参加人数之多、发动之彻底、态度之积极，都是空前的。从1941年5月开始，中央首先集中了120多位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后来逐步扩大到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为了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参与到整风运动当中，边区政府建立了高级学习班、中级学习班、低级学习班、夜校、冬学、半日校等各种形式的学习机关。仅在1941年，边区就拥有1380 余所各级学习机关，参加学习人员达 31000人。这些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照顾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水平的人民群众，使他们在不耽误生产生活的情况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行学习。据统计，在整风运动中，80万名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是延安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方面，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唯无瑕者可以戮人，唯自净者可以净人”，领导干部只有自己衣冠端正、脸面干净，才能以共产党人的清气、浩气和正气影响和带动他人抓作风、改作风、转作风。另一方面，还应该大力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广大群众扎根一线，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党员干部的作风正不正，查摆问题到不到位，他们最有发言权；只有让群众参与其中，纠治“四风”才能取得最大成效。

加强理论学习，大兴调研之风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结束时仅有4万人，到1942年已发展到80万人，其中90%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新党员，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对待真假马克思主义缺乏鉴别力，甚至存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容易产生某些违反党性的倾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通过扎实的理论学习与扎实的调查研究，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使他们认识到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使延安整风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延安整风时期采取的“加强理论学习，大兴调研之风”的措施有：

首先，党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学习教育部和各级学习研究组，掀起了全党系统学习马列经典的热潮。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为整风运动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汇编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两条路线》三套党内文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组织范文澜、艾思奇、胡乔木等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言论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方法论》，为党员群众的理论学习提供资料。

其次，延安整风始终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发表了《我的修养要则》和《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王稼祥等人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些文献对“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作了系统阐述，主张“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从而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等。

再次，重视调查研究。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突出特点。1941年，中央设立了调查研究局并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派干部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妇女生活等问题，涌现出一支支优秀的调查队伍。最為有名的是张闻天带领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它深入陕北和山西兴县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基层调查，撰写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碧村调查》、《晋西北兴县二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一批切合实际、解决问题的调查报告。1941 年冬，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率领考察团对甘泉、富县进行调查；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和肖劲光等考察了部队转变工作作风的情况。除上文所述党的领导者深入基层，其他同志也积极行动起来，如高克林写了关于运盐的 《鲁忠才长征记》，妇女生活调查团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沙滩坪调查》等报告。

“加强理论学习，大兴调研之风”是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理应贯彻到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一方面，组织广大领导干部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有关论述，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党性，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考察、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深挖作风问题的根源和要害，有的放矢，增强教育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及批评与自我批评

1942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找到科学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擊”等错误斗争方式，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重大的损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制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根本上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区别开来，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指明了方向。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提出来的。“惩前毖后”，就是帮助犯错误的党员认识错误的危害性，找出犯错误的根源，以使本人和其他人从中吸取教训，以便在后来的工作中引以为戒；“治病救人”，就是帮助犯错误者改正错误，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惩前毖后”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为了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团结同志。这一方针政策的实行，既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又是从党内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党内有矛盾、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根源，要允许改正错误；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党内是非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敌我矛盾，要根据两类矛盾学说，严格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要“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允许同志继续革命。

根据这一宗旨，党中央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基本方法，即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强调要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努力方向，而对人的组织处理则既严肃又慎重。后来，毛泽东在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时，又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正确地体现出整风运动的出发点，从而有效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觉悟，引导他们自觉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仍然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的做法，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责任编辑：郑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