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隋炀帝的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特点，这是与其生活的特殊背景紧密相关的。本文对隋炀帝与音乐关系的论述，明确体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杰出才能。隋炀帝是世人眼中的暴君，然其对音乐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他在利用音乐，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着独到之处，值得探究。

关键词：隋炀帝； 音乐思想；音乐创作；民族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曹丕、唐玄宗、李煜、宋徽宗这样的帝王，他们都擅长吟诗作赋，精通音乐辞藻。曾被历史上公认为与秦二世并驾齐驱的暴君——隋炀帝，就是其中之一位。“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曾是其真实写照。隋炀帝在历代帝王之中可谓暴君，然而在利用音乐方面，他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俊杰。隋朝（公元581—618年）可谓短暂王朝，关于它的灭亡，其中包含多方面原因。笔者在此仅谈隋炀帝在音乐诗歌方面的创作及其在音乐方面的思想，兼及在利用音乐社会功能解决与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域诸族之间的关系，以期让读者更清晰的了解隋炀帝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可以说，这位历史上的暴君竟是一位在音乐方面推动与少数民族融合的先行者。

1 隋炀帝的音乐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风格

隋炀帝的音乐诗歌创作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其分界线应是在立为皇帝时。据《隋书》记载：“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古代帝王的传袭是立嫡长子，隋炀帝（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阿麽）非嫡长子而最终被立为皇太子，这是与其聪慧灵敏的自身条件所分不开的。《隋书》记载：“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在隋文帝面前，他所使用的乐器多为断弦毁坏者，并且布满尘埃，隋文帝以为他不好声色，深为信任。表面如此，隋炀帝实则爱音乐，他的诗歌音乐创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风格。

1.1 早期风格

隋炀帝在成为隋朝的皇帝前，是严格按照雅乐体系来欣赏音乐的。因为雅乐在祭祀时的运用可以宣述功德，确立皇权，为政治服务。《隋书·音乐志》卷十五：“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词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起初迎神七言，像《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乐》，送神礼毕五言，像《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六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徵等，更祥故实，创制雅乐歌辞。”由此观之，隋炀帝在未成为皇帝之前，在音乐方面的创作是严格按照雅乐体系来完成的。其在艺文方面的创作是非轻侧的，即反对华丽之音。《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隋炀帝初期音乐诗歌的风格多为雅体，这与他登上帝位，并深得隋文帝的信任是分不开的。

1.2 后期风格

隋炀帝后期的音乐创作风格与早期创作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为：其中掺杂“意在娇淫”的轻曼之乐，即所谓的“艳曲”。如《江陵女歌》：“雨从天上落，水从桥下流。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此诗由景写到一位年轻姑娘的形象，具有调戏、轻曼之成分，可谓当时之“艳曲”；又《赠张丽华》：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识。

从诗歌中亦可看出隋炀帝对张丽华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格的诗歌与早期歌辞相比，风格可谓截然不同。另外，像这样的歌辞亦有多首，像《江都宫乐歌》《赐守宫女》等亦有轻浮﹑艳丽之成分。显然，这些作品的风格与前期的雅乐歌辞相比，可谓截然不同。

后期作品或为享乐美景，或为调情逗趣，大有享乐主义宿命论的思想，充满了强烈的感性欲望，接受了世族地主“反礼俗，从性欲”的生活方式。《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六年》载：“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隋炀帝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带领宫女数百，演奏他所创作的《清夜游》曲。享受美景，以娱身心。又《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云：“（炀帝）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等曲掩抑摧藏，哀音继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礼之然也”。隋炀帝后来命乐工创作大量乐曲，且乐曲风格与前期相比有很大变化。由此可见，隋炀帝后期欣赏水准有了很大转变。笔者认为：隋炀帝本是一个典型的浮浪子弟，它的本质是贪花恋酒，沉迷声色伎乐，而他的这种本性又被迫使其在未被立为太子之前压抑自身，虚情假饰，装出一副诚实的好学之态来迎取隋文帝与其母后的信任，一旦夺得皇位，他的这种压抑之感再也不能承受，继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因而他开始在物质上大肆的挥霍浪费，沉湎声色，在精神上创出一些艳诗艳曲来释放自己的抑郁心情。

2 以乐制夷

隋建国之初，面临着四方少数民族极大的威胁。以北方的突厥为主，加之吐谷浑、高丽，他们共同对隋形成了巨大包围圈，屡屡侵犯隋朝边境。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拥有“控弦之士四十万”的突厥大举进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这严重威胁了隋朝的存亡。后来，隋炀帝将儒家礼仪道德与音乐交往相结合，改善了隋与西域之间的关系。《隋书》载：“甲寅日，皇帐，其下備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己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显然这是隋炀帝在众少数民族前大宴的情景，其音乐亦是活靈活现，精妙绝伦，同时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资治通鉴·炀帝大业三年》说：“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衞，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这种可容千人的大帐，丰富多彩的散乐显然是游牧民族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因此他们产生了对汉族无比的敬畏。他们争献牛马数千万头，以示友好往来。除了在北巡西巡中特意渲染音乐范围，造成盛大气势，隋炀帝还在少数民族入朝时，“欲以富乐夸之”，大动干戈，“括天下周、齐、梁、陈氏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隋炀帝扩大音乐规模，集中全国音乐人才，对我国当时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他还在洛阳精心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舞表演，场面极具观赏性：

“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上虫鱼，遍覆于地……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精美绝伦的演出，展现出汉人与少数民族普天同庆﹑一起联欢的局面。这让少数民族为之倾倒，宁愿臣服。

后来隋炀帝竟使这样的演出成为制度：“……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华丽的场面年年如故，极具吸引力。炀帝西巡之后，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相贺，”此年歌舞达到巅峰状态，在洛阳：“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絺绣，其營费巨亿万……”[18]借用规模巨大、多姿多彩的音乐，隋炀帝自豪的向少数民族展示了中原音乐。让少数民族深切感受到气势宏大的音乐场面和中原国力的强盛，达到了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少数民族俯首称臣的目的。虽然布置这样的音乐盛景需要大量的服饰、各种各样的乐器及众多音乐伎人等，但与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消耗的巨额军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相比，这些又显得微不足道。

结语，被世人称之为暴虐之君的隋炀帝，在未登皇位时表现的小心谨慎，而在博得隋文帝及母后的信任之后，纵情音乐。因此其思想上既有儒家的一面，同时又有放纵私欲、及时行乐、崇尚老庄的道家的一面。他爱好文辞礼乐，同时又过度的将自己放纵于音乐之中。隋炀帝作为一代国君，有着欠缺之处；但作为一位文人，却是成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天下皆谓承籍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19]隋炀帝是一位文采飞扬的文人，他的歌辞创作及对音乐方面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曾对我国的音乐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尤为可贵之处是，他利用音乐来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减少了不必要的战争。同时，这恰恰是他在利用音乐处理与民族关系上的过人之处。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五十三·列传第三·李密传》北京：中华书局P2215 1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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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十四史全译》《隋书卷七十六 列传第四十一 文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1

[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1983 .9

[7]《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第六函 隋炀帝

[8]《资治通鉴 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炀帝大业六年》中华书局 P5260

[10]《二十四史全译》《隋书卷八十四 列传第四十九 突厥》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1

[13]《二十四史全译》《隋书卷四 帝纪第四 炀帝（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1

[14]《资治通鉴 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炀帝大业三年》中华书局P5632

[15]《资治通鉴 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炀帝大业二年》中华书局 P5625

[19]《资治通鉴 卷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炀帝大业九年》中华书局P5684

作者简介

丁淑月（1981-），女，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歌剧表演硕士究生毕业。研究方向：歌剧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