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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2013-10-21孙金龙郭玉梅

卷宗 2013年7期
关键词:新教天职韦伯

孙金龙 郭玉梅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1 主要内容

本書由导论、上篇和下篇三部分组成。在导论中,韦伯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现代的资本主义最早而且仅出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呢?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其背后还有独特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他将视线放在了宗教上,“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印证这一理念,韦伯在本书的开篇指出一个从人口统计或社会调查中发现的现象:“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对于这种社会分层的差异,他认为“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并且只能“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与我们传统理解的作为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不同,而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领域重新定义。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它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

1.1 预定论和天职观

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辩论时发展出来的,并逐渐演化成加尔文教的基础教义。韦伯认为,正是由于天职观的这种固有的消极宿命特点,导致了加尔文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并且能够广泛地深入人心。

天职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将劳动看作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上帝的神意已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二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除非有特殊必要,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增添上帝的荣耀,否则不得更换职业。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任何人想要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恩宠状态,一方面要把自己看作是选民,把所有疑虑统统看作是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个人必须从事紧张的世俗活动,这是确定个人是否是上帝选民的最合适的途径,只有世俗活动才能驱散宗教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天职观是新教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以“职业中的劳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一宗教教义的形式推动了传统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向世俗化的逐渐转变,同时为尘世生活神圣化开辟了道路。

在韦伯看来,天职观的进步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世俗职业的合理性,把克已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世俗活动不是与宗教活动相反的、无关的,而是要人们在世俗的生活中追求宗教的神圣性,这使得日常的世俗生活具有了宗教意义,为人们从事世俗活动提供了宗教上的合理性;其次在于天职观念孕育了资产阶级勤勉劳动和尽忠职守的精神。一个人若要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信徒,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工作,只有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才可以更好地荣耀上帝。正因如此,新教“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可见,在新教的思想中,职业是连接世俗生活和宗教追求的纽带。在这种把尘世活动看作神圣使命和职责,把尘世中取得成就看成是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的天职观念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特有的伦理精神形成了。

1.2 世俗禁欲主义

韦伯认为,传统的出世禁欲主义,无法拯救人们的灵魂,人们“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这种世俗的禁欲主义不再是一种义务上的善行或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个确定获救的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安分守己、克勤克俭地努力工作,形成了一种有系统、讲究方法的理性生活方式,克服了人的“自然状态”,而成为“理性人”。

作者得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的结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因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这一思想不仅奠定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构架,而且成为理解其整个社会学思想体系的一条主线,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学术评价

2.1 韦伯思想的独特性

以往人们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种解释:(1)经济发展: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2)历史进化论(马克思的解释):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因素。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宏观社会环境的变迁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而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而这种精神特性是欧美所特有的。韦伯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是自古即有而且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只有西方世界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理性的意义,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西方独特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源于经济与技术、政治与法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这一点常常被忽略。韦伯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基督教新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尤其是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和“天职观”。“预定论”摈弃了天定受永死,而且教徒的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可见,韦伯的解释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是迥然相异的。韦伯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地论述文化尤其是宗教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思想家。

2.2 对韦伯思想的主要批判

批判韦伯的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观念决定论,其二是文化霸权主义。

持观念决定论的学者认为,韦伯将新教伦理看作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因素是一种典型的“唯灵论”或“观念决定论”,片面夸大了宗教的力量,过多重视宗教精神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因而走进了传统唯心主义的胡同。也有人认为韦伯以宗教来解释经济行为,用意在于批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挑战。而持文化霸权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韦伯是西欧文明中心论者,在比较新教与儒教伦理时,其“文化霸权主义” 的傾向尤为明显,是一种比较文化学上的“强人政策”。支持韦伯观点的人认为上述观点是对韦伯理论的误解和歪曲。他们认为,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作用,通过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韦伯想说明的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同时也有人认为,韦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持肯定的观点,同时也反对把宗教改革的精神作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韦伯只是试图从宗教力量的视角,阐述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变量,绝没有当作“命题”之意,他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的角度注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纵观上述观点,韦伯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绝非想要挑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思,而是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析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宗教。同时,称韦伯的思想是文化霸权主义,多少带一点民族主义色彩。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 伊恩·罗伯逊.社会学[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黄皖毅.韦伯经济伦理观评析[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2)

[4] 关于韦伯经济伦理观的评论——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12)

[5] 尚洪波.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探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

孙金龙,男,2011级世界史专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郭玉梅,女,2011级世界史专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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