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

摘 要：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琊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东晋；琅琊王氏；玄学；佛教

琅琊王氏在书法、文学、玄理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还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很多人與名僧交往密切，他们探讨佛学义理，崇信佛教，甚而遁入佛门宣扬佛法。

魏晋《老》、《庄》风行之际，《般若》、《方等》适来中国，佛学的逻辑分析与玄学的清谈辩论学风相类，所以佛学很快便引起了名士的注意。在西晋元康年间的清谈辩论，佛学思想就已出现。名士与名僧之间也开始有所往来，王澄（琅琊王氏）、阮瞻等就与《放光般若》的首讲僧人支孝龙结为知音之友并列为“八达”。可见，琅琊王氏在西晋未年就与僧人相交往，佛学思想对其家族产生了一定影响，以至有向佛出家之人

根据史料，法深（琅琊王氏）出家大约在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他师从刘元真，“内外俱瞻”，既对《法华》、《大品》深解其蕴，叉“风姿容貌，堂堂如也”，极善言辩，颇具名士风度，所以渡江南下后，他受到崇尚玄虚的东晋皇帝和世家大族的极高礼遇 。

法深以“方外之士”的身份在皇宫中自由活动、传法。后晋哀帝时，法深又受邀于御宴开讲《大品》，受到王公贵族的尊莺挹服。由此可见。法深是推动佛法在东晋上流社会产生影响的重要传播者之一。法深善讲《法华》、《大品》，渡江以后，很快成为东晋佛教般若学大师。

法深是西晋很有影响的一位名僧，被视为是“道俗标领”。

除法深，丞相王导的弟弟道也遁入佛，并以学行于世。法深和道宝都是在西晋末东晋初年遁入佛门的。

到东晋末年，琅琊王氏也有一位成员出家为僧，他就是王栽之的曾孙道敬。法师道敬，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从远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经论，日记万言每叹戒律终身难全，愿净六根但禀一戒，以为得度之要，远公知其坚正许之。笃志念佛，琅琊王氏家族对佛学的吸纳以及和佛教的特殊关系也由此进一步证实。

支遁以庄子的忘玄无心的本义来解释《般若经》，他所作的《大小品般若对比要抄序》中亦完全应用玄理来解释佛学。他把万物的自然原则都应用到佛学思想上去，可以说简直把佛理玄学化。而这种玄学化的佛理。叉往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备受东晋名士所崇奉，琅琊王羲之即由此与之交往密切，《世说新语》记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日：“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 ”王本自有一住隽气，殊自轻乏。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篇》。支作数千吉，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支遁解释《庄子·逍遥》篇的片断还保存在《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条的注释中。他用佛学思想来体悟《逍遥》篇，为名士提供了一个更玄远、更神秘的追求目标和精神享璺，而且“才藻新，仡烂映发”，让曾经轻视他的王羲之也佩服不已。此后，王羲之与支遁便结为同好之友。并与谢安等名寸：“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义”。卷七九，《谢安传》），所谓“言咏”便是清谈辩论。

除了结交支遁外，王羲之还拜访过禅宗僧人昙献。“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峰高邑，致敬而反”。王羲之也渐受佛学影响，这在他的《答许询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等作品中可以见。庸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还记载了王羲之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云：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遗滞虑，可谓尽安，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漫如下言也 吾所奉设教意政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迹干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

从信中知：王羲之认为就教义而言，佛教与道教大同小异，但佛教说理方面胜过道教。知晓佛理之后，增强了他辞世决心，此佛学影响力之大。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资料能证明王羲之信佛，但他在与名僧的交往中受到佛学的影响。

为了促进佛学的传播，东晋初期的僧侣往往精通玄学，并以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想和概念来比附佛经，大为名上所激赏。琅琊于氏的王导、王敦、王羲之均足当时的名土领袖，他们或欣赏僧人风神超迈的名十风度，或慨叹其精妙的玄佛义理、敏捷的思辨能力，从而与名僧交往密切，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十族阶层的影响。王导、王敦在世时，由于他们的支持，都城僧侣活动频繁，佛学广为传播。

综上所述。佛学在东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门阀世族崇信佛教为佛学的更迅速的传播提供。钱穆先生在沦及魏晋南北朝佛教时说：“然门第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门第为佛教作护法。”作为江东第一流门阀世族的琅琊王氏较早地接触僧侣并与佛学结了较深的因缘。尤其是在王导后代中更是如此，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十族阶层的影响。反过来，日益精深而系统的佛学对琅琊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