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辉

摘 要：《本事诗》和《唐摭言》《北梦琐言》载有“金铜钉”和“饭后钟”典故，孟棨、孙光宪编录时将两典故的主人公误为张昌龄、段文昌。根据文献记载的两人生平事迹，经考辨，“金铜钉”、“饭后钟”的主人公应是崔融和王播。

关键词：唐诗；金铜钉；饭后钟；辨误

近日，笔者阅读《本事诗》《北梦琐言》时，发现一些舛误，现拣择其中两则予以辨析。

其一“金铜钉”

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载：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虽然诗话的编辑者没有对这则笔记做出说明和辨析，但它是不符合史实的。史籍中的张昌龄只有一位，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根据《旧唐书》的说法，将他进士及第的时间系于贞观二十年（646）。而岑仲勉认为应以《唐会要》和《新唐书》的说法为准，张昌龄并没有取得进士资格。但不论是否进士及第，他生活在唐初这一点却毫无疑问。乾封元年（666）张昌龄即已去世，因此他实在无法于“开元中”去和苏味道开玩笑，也不会赠诗给武周后期的张昌宗。那么，真实的情况怎样，作这首“金铜钉”诗的人到底是谁呢？

《本事诗》还是提供了一点线索，即这首诗是赠给张昌宗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武则天炼长生不老药，成为武则天的亲信，梁王武三思奏称张昌宗是王子晋的后身，在嵩山立庙。于是帮闲的文人们纷纷赋诗赞颂，其中犹以崔融的诗号为“绝唱”，云：“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全唐诗》收录此诗，题为《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昌宗）是王子晋后身》，全诗作：“闻有冲天客，披云下帝畿。三年上宾去，千载忽来归。昔偶（一作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一作藏）史姓名非。祗召趋龙阙，承恩拜虎闱。丹成金鼎献，酒至玉杯挥。天仗分旄节，朝容间羽衣。旧坛（一作宫）何处所，新庙坐光辉。汉主存仙要，淮南爱道机。朝朝缑氏鹤，长向洛城飞。”可见这首诗是崔融作的毋庸置疑。

崔融、苏味道、李峤、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神都宫廷里的御用文人，时称“文章四友”。因此，如果真有彼此间开玩笑的事，也应发生在苏味道和崔融之间。《本事诗》把这件事安在张昌龄身上，纯属信笔之文、张冠李戴。

其二“饭后钟”

《唐摭言》卷七说：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蘭院，随僧斋飡。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这就是典故“饭后钟”的出处，但其他史籍却提出了不同说法。《北梦琐言》卷三说：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飡，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曰：“曾遇阇黎饭后钟”。

《北梦琐言》虽与《唐摭言》所提供的时间、地点、人物迥异，但作者孙光宪又本着多闻阙疑的态度补充说明了一句：“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可见，他对此事的主人公就是段文昌亦不肯定。至宋人王谠写《唐语林》，又沿袭了孙光宪的说法。

这样一来，就给后世编辑唐诗造成了一桩公案。《全唐诗》收王播诗，共二题三首。这三首诗应源自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中的“王播”条，其中有“饭后钟”绝句，但未交代或作段文昌诗。《唐诗纪事》“段文昌”条，也没有相应记载。《全唐诗》收段文昌诗四首，里面没有这首七绝。可见南宋人、清人都认为此诗是王播作的，与段文昌初不相干。只是《唐诗纪事》《全唐诗》此绝句首句皆作“三十年前”，与《唐摭言》“二十年前”云云不同。但王重民等辑的《全唐诗外编》“段文昌”条里，却有这样的“补逸”：“《题曾口寺》：‘曾听阇梨饭后钟。见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三引《大元一统志》。”补逸者虽没有直接引用《北梦琐言》关于段文昌的说法而是使用了更晚出的二手材料，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确认了“饭后钟”诗的作者实是段文昌。

那么，究竟应该以哪个说法为准？换言之，《全唐诗外编》的补逸是否正确？

据《旧唐书》本传，王播生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死于文宗大和四年（830）；段文昌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死于大和九年。他们可谓是同时代的人。《旧唐书·王播传》说，他“曾祖琎，嘉州司马；祖昇，咸阳令；父恕，扬府参军”。可见他少时应随父在扬州居住，《唐摭言》说他“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这在地理上甚合王播的行踪。与此相仿，《旧唐书·段文昌传》说他是“西河（今山西洪洞县西南）人”，年轻时“家于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所以他也有可能去江陵县西湖的曾口寺读书的经历。关键要看可能性有多大。

史籍未见有段文昌参加科举的记载，原因是他出身显赫，“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祖德晈，赠给事中；父谔，循州刺史（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北），赠仆射”，才不用科举入仕，甚至其子段成式也“以荫入官”。这样的出身怎能说是“贫窭”？他又怎会“常患口食不给”？与此相反，王播则是“出身单门”，并“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其及第之时系于贞元十年（794），时年34岁。王播《淮南游故居感旧，酬西川李尚书德裕》诗云：“昔年献赋去江湄，今日行春到却悲。三径仅存新竹树，四邻惟见旧孙儿。壁间潜认偷光处，川上宁忘结网时。更见桥边记名姓，始知题柱免人嗤。”诗中“三径”典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说自己的故园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另外，他还用了凿壁偷光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总之，都是在说自己当年如何穷困潦倒，与“随僧斋飡”的行径相吻合。

王播长庆二年至大和元年（822-827）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大和元年至四年出任淮南节度使，大和四年至六年出任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府尹。可见，段文昌是继王播之后出任淮南节度使，并随后移镇江陵（荆南治所所在）的。据此，笔者认为，“饭后钟”这一轶事，本出自王播，流行于扬州，但因其后段文昌亦出任是邦，耳濡目染，不能忘怀；所以等到他坐镇自己年轻时生活的地方时，江陵人就把这一今典编排到了他身上。

况且，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好事者的追记，而非时人写实。《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卒于后晋天福五年（941）。因而此书至迟成于941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此书成于后周时期是错误的。据拜根兴考证，《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初，避地江陵，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北梦琐言》就是在此地写成的。他卒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宋史》说他“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可以肯定，《北梦琐言》成书要晚于《唐摭言》。而《唐语林》成书于北宋末年，沿袭成说，在所不论。

那么，就应该以《唐摭言》的说法为准，“饭后钟”诗是王播的作品，而非《全唐诗外编》所说的段文昌。

参考文献

[1]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本事诗》，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21页。

[2]见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上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第30页。

[3]《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族孙易之、昌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706页。

[4]《全唐诗》卷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767页。

[5]《新唐书》卷二·一，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5763页。

[6]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第73页。

[7]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