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_张艳梅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韩少功之思想与艺术原创能力皆堪称一流。

自新时期寻根文学肇始，至《马桥词典》甚嚣尘上，韩少功制造了不少文学史热点。文坛其实从来不甘寂寞，总有一些热闹纷纷扰扰，娱乐大众，不过，真正称得上文学史热点，而非文坛闹剧者，其实并不多见。韩少功以其严肃的文学观，及独树一帜的文学写作，获得了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尊重。当代作家自命学贯中西者大约不乏其人，确如钱锺书、梁实秋等现代作家之文化修养者寥寥无几。若论综合素质，韩少功毫无疑问算得上最为全面，其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成就皆有目共睹。

韩少功于1985年首倡“寻根文学”，《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旗帜。文中指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这一时期代表作是《爸爸爸》，表现出对文化的审慎思考，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小说中的丙崽形象亦随之深入人心。1990年代中期，《马桥词典》因其独特的形式引发众多话题，甚至带来一场诉讼。如今尘埃落去，清者自清。其实在韩少功那里，文学，一向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无论最不像小说的《马桥词典》，或是众人所言最像小说的长篇新作《日夜书》，皆包含着太多学理性因素。虽不能说先入为主，但也绝不会淹没于文本中滔滔话语之河，而试图为那些支离破碎的故事，找到一个完整链条，似乎也不是韩少功本意。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埋藏在话语泡沫下面的历史河床，以及河床上生长着的葳蕤的生命杂草，腐烂的政治淤泥。

历史 现实 反思

以前写文章曾提及，历史观于作家尤显重要。盖因我们面对的历史往往并不清晰，作家又多半历史观暧昧，一方面是怀着向前看既往不咎的心态回避问题，一方面是对历史缺少居高望远明察秋毫的能力。韩少功最新长篇《日夜书》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涉及对知青运动、“文革”和“八九事件”的评述。近年来，“文革”叙事依旧是写作热点之一。2013年另一部重要作品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同样是讲述那段历史，李浩作为“70后”作家，与“50后”作家韩少功显然不同。两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各有千秋，思想立场上亦多有差异。虽则否定“文革”是叙事基准点，但是二人反思历史的视角，清理历史的路径，面对历史的态度并不一致（这个值得专文来谈）。

《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日夜书》中的“日夜”，首先是时间概念；从生死角度看，也是哲学概念；当然，如果预设其为新旧时代表征，则亦不妨看作历史概念。日夜意味着时光流逝，意味着生死轮回，也意味着历史的两个侧面：有光的和黑暗的。那么，小说中写到的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哪一个才是作者种下的太阳树？哪一个才能开出太阳花？这世界没有天堂，连像样的乌托邦都没有，黑夜连着白夜，光，只有在梦中，在幻觉中，在臆想中，才会出现。那么，书写历史上的日日夜夜，生生死死，岂不是一如当年曹雪芹之浩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经由日夜，言及乡愁。陶小布官场上去意彷徨的精神乡愁，姚大甲反艺术隐含的文化乡愁，甚至在马涛那里是客居异国的政治乡愁。这一切，在韩少功笔下，并不清晰，历史获得了某种解放，尽管人物都按照作者的安排向前走，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还是在细碎的生活和思辨中，读到了历史的多副面孔。一代年轻人在白马湖茶场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超负荷地劳动，没有什么理想主义的高歌。白马湖，包括北大荒、西双版纳，所有那些遥远的边地，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故乡，还是他乡？

《爸爸爸》，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小说中有几处细节，令人过目难忘。关于饥饿。陶小布为了五十张饭票，吞噬从地下挖出的死人骸骨。一情一景惊心动魄。关于批斗。姚大甲旧报纸擦画笔，污了毛主席像，新来的杨场长要把他吊起来，小安子以杨场长用带有毛主席像的脸盆洗脚相挟，解救了姚大甲，杨场长却自此落下毛病，每每深夜惨叫。这一段拉长了视线，有点幸灾乐祸的语调，而深夜里狼嚎般的凄厉惨叫，是那个时代的恐怖回声吧。这一笔，同样有千钧之力。还有关于孤独。小说中写到陶小布的幻觉，移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一点也居然和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异曲同工）。在水家坡守秋的那些日子，爱与委屈相伴，个人孤独在庞大自然中，无限放大，而又壮怀激烈般向内在世界回溯。马楠的孤独似乎更具体，蛮不讲理的二姐，逼着她深夜一个人穿越大半个城市去换下铺车票。马楠母亲的孤独是无言的，落在马楠背上，无比沉重而又荒凉。还有关于回忆。回忆里包含着对往事的态度，没有沉湎，也没有控诉。大年初四的知青聚会，以无人付饭费尴尬谢幕。抱怨是相互温暖，谎言是自己镇痛。还有一段，是陶小布试图弄伤自己争取回城。那两根夹在门板之间的手指，直指历史的荒谬和时代的残酷。

《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小说写到了“文革”武斗，写到了“八九事件”，甚至写到了马共的秘密电台，也写了这一切与当下现实的内在关联。历史，从来都没有过去，这不仅仅是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涵盖的，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何去面对，有多少人清楚？《日夜书》一个维度是历史，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知青时代的白马湖，一个是后知青时代的都市和美国。知青返城的经过，非常惨烈，不是都能幸运地上大学和招工。回城之后，也不是都很幸运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功成名就。常有人说，如今是知青一代管理中国，其实，成功的知青背后，也许有无数当年一起青春热血过的失意人，流亡者、流浪汉，甚至流窜犯。后知青时代的身份差异，道路分化，命运处境，在这部小说中给出了全景图。并藉此为镜，反思现实。插叙陆副厅长那一段，是官场腐败。丹丹和笑月，因家庭破碎，无心读书，吸毒飙车，离家出走，也是教育失败。马家的兄妹关系，丹丹与郭又军的冲突，笑月对准陶小布的枪口，除却时代悲剧，亦是亲情伦理和个人生活的悲剧。

革命 消费 疾病

革命是历史深层的动力，消费是现实社会的标签。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到世俗化的民间生活，知青一代被历史与现实同时抛弃。作为被尘封的一段历史的主人公，知青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人可以借此向历史要挟什么，也不意味着知青群体本身对那段历史的完全否定。马涛曾经草拟党纲，试图改写历史，出国后所举新人文主义之旗，皆无助于重建社会秩序。负载着关于革命的记忆、书写历史的欲望，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化消费主义，这一代人的精神失落，身份合法性的丧失，从被捕入狱，就已开始。对于马涛来说，政治，是其人生精神寄托的准宗教形式，而知青一代，其实是当代中国信仰破碎的开始。有意思的是，蔡海伦的女权主义，马楠的打砸抢的爱情犯，万哥的妄想狂和健忘症，马涛的冷血和多疑，在作者眼里，都属于准精神病。伊万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布罗茨基都是骗子；笑月说，陶小布和马涛都是骗子，自由道德科学艺术都不是人话。小说写到了革命和消费社会两个时代的断裂，以及内在的关联。那种精神上的幽灵，徘徊在两个时代之间，马涛忠于纯粹革命理念，姚大甲皈依消费社会；马涛心安理得地住进套房敷上高价面膜，姚大甲因裸成名得意忘形。作者对二人的否定和嘲讽，表明了对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同时舍弃，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的双重批判立场，使得小说中的历史观不乏暧昧之处。

性爱 政治 死亡

知青时代那些夜晚，多少人独自在狂风暴雨中昏睡？后知青时代那些白天，多少人在高楼大厦之间失眠？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有时很远，有时很近。即使只是个人短暂的一生，仍有可能记录了沉重的历史。安然的母亲在结婚之夜，沉迷于性爱，窗外是枪炮轰响的武斗，一颗流弹打死了阳台上的儿子。这一细节包含着性爱、政治和死亡。陶小布与马楠结婚初夜，未完成性爱。韩少功在这里没有王小波以性爱对抗“文革”、解构政治的意图，却不期然接近了生命本体论思考。还有吴天保的满口脏话与姚大甲的裸体艺术。喜欢骂人的茶场场长吴天保，其语言暴力给姚大甲以艺术灵感。因为破坏计划生育丢了官。因为没有会可开醉酒而死。这个识字不多的人，喜欢在所有让他签字的申请或者账单上写下“同意报销”四个字。姚大甲的工作调动表，别人的入党申请书，县里关于病虫害防治的通知上，他都是写这四个字。甚至梁队长结婚的报告上，他依然写的是“同意报销”。吴天保的一生同样具备了潜在的性爱与政治维度。

那些走在命运和生活边缘的人

反体制的马涛：民间启蒙思想家，“文革”时代的红卫兵领袖，最终出国，从革命舞台退出。属于思想派。马涛曾是民办中学的高中生，有政治激情，有一定民众基础。是陶小布的启蒙者，陪伴他度过了最孤独的少年时代。“文革”期间曾提议建党，草拟过党纲。后来被捕。在狱中关了好多年。到底是谁告发了马涛，始终是个谜。出狱后，称自己是真正的“三反”分子。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分裂，满怀理想主义，却对亲人没有感情，似乎有过惊天动地的思想创造，却幼稚地与郭又军比跳水，受了重伤。阎小梅路边流血，他视而不见；家人为其求借无门，他抱怨不休；肖婷追随他飘零异国，他动辄怒骂；为了一件球星的衣服，迫使陶小布连夜驱车几百公里取回。这个冷血而幼稚的人，是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吗？韩少功在接受《时代周报》访谈时说起：“马涛的热情与顽强难能可贵，但他的自恋、偏执、空谈不实等确实构成了自己最大的障碍，也折射出某些社会病相和时代流习的深度制约。这在写作过程中一再使我感慨。他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问题人物之一，悲剧性的英雄之一。但问题显然不只这一个。姚大甲的嘻哈玩世，小安子的幻想症，郭又军的世俗沉沦……是不是也都值得反思？知识分子的身上经常流着小资血脉。小资擅长愿望与姿态，具有极大的文化能量，但拙于行动，拙于持久的、繁琐的、摸爬滚打和精雕细刻的务实性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小资被更多的焦虑所挤压，更多一些文化和精神的贫血症，因此更应该多一些自我反思。”这段话很有意思，如同马涛这个极端自我的新人文主义倡导者，由当年的红卫兵精神领袖，狂热的政治家，到出国后的受挫和转型，都很值得玩味。

体制内的陶小布：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最终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如果说马涛属于广场上的演说者和布道者，陶小布则是庙堂上的实践者。陶小布当年本来不需要下乡，因为觉得孤单，渴望革命热潮，跟随郭又军去了白马湖。六年后，招工返城。上大学，副教授，科长，处长，终至厅长。曾是格瓦拉和甘地的崇拜者，也有过革命理想，不过没有马涛的彻底，在小说中，这是个颇有人文色彩和感情饱满的人物。得知郭又军自杀，车上恸哭的细节，也算是青春的哀悼了。陶小布是这部小说的主线，这个类似于鲁迅笔下魏连殳一样的孤独者，既是历史的叙述者，更是两代人命运的见证者。

技术派贺亦民：郭又军的弟弟，自学成才的典范。江湖上人称姐夫。一度在工厂和油城叱咤风云，被抓判刑，从经济大舞台黯然退场。贺亦民从小不学好，经常打架，被父亲打骂更是每天功课。有着孤独与耻辱的童年。没考上中学，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成了扒手头，后来到白马湖找郭又军，遇到陶小布，当了电工，推荐到技术大学学习。成了发明家。为哥哥打抱不平，打死城管外逃。这个神奇的科学家，把电工活搞成了艺术。

艺术派姚大甲：小说的叙事起点。大甲误为公用，作家顺便捎带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会画画的姚大甲，曾经是白马湖痛苦艰辛岁月的开心果。后来回城，进过剧团，办国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点投资煤矿，然后搞艺术展，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满脑子切割机和龙门吊，艺术，在他手里终于变成了一种技术。后来在国外受吴天保启发，办了个裸体画展，一夜暴得大名。算是把反艺术反智主义之路进行到底了。贺亦民和姚大甲，技术与艺术，互为镜像，仍旧是双重的时代反讽。

思想，人文，技术，艺术，无论选择何种人生，都没有出路。思想遭遇监狱和流放，人文遭遇腐败和清场，技术战胜不了城管，艺术因为无耻而成名。无论是反体制的渴望兼济天下者，还是试图进入体制的独善其身者，或者专注于技术的，有志于艺术的，都没有出路。韩少功对知青一代的命运解读，大抵上是悲观的。同时，小说中还写到了很多女性。有意味的是，这些女性同样大都是失败者。其中包括强势的小安子，阎小梅，二姐，蔡海伦；弱势的马楠，马母，肖婷；以及第二代的丹丹和笑月。这些女性基本属于阎小梅的那个空白边框，里面站着无数被时代和生活伤害的人。韩少功说：“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性格、气质、情感、命运等等，如果一不小心遭遇到思想，我也会更注意思想的表情。比如一个刚愎自用的左派，不难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右派。所谓观念易改，本性难移。刚愎自用是比‘左’‘右’更让我困惑的东西，或者说是更让我揪心和入迷的人性指纹。我们现在还能记住李白、苏东坡是政治上的哪一派吗？还能记住托尔斯泰或马尔克斯在当年是‘左’还是‘右’？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大于政治，形象大于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时一地的观念总是具有超越性。”“在这部小说里，我对同辈人有同情，有赞美，但也有反省和批评，包括写了一些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这些话算是辩解抑或自证吧。

韩少功的写作，无疑蕴含着中国文化更为深层的东西。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韩少功的授奖辞作为本文的结尾吧：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素朴，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他的文字，也因接通了活跃的感官而变得生机勃勃。